学术自由与政治网(6)
2013-07-26 01:25
导读：的良知和责任，是学术发展的真正源泉。任何思想如果不是自由思考的产物，就是异化的产物，就不可能是科学。尽管目前，我们还无法打破对于学术的干
的良知和责任，是学术发展的真正源泉。任何思想如果不是自由思考的产物，就是异化的产物，就不可能是科学。尽管目前，我们还无法打破对于学术的干预，但是回忆一下马克思一句话是必要的：“现在的问题不再是这个或那个原理是否正确，而是它对资本有利还是有害，方便还是不方便，违背警章还是不违背警章。不偏不倚的研究让位于豢养的文丐的争斗，公正无私的科学探讨让位于辩护士的坏心恶意。”22 我想，我无需将这里的“资本”换成“执政党”，这句话也足以提醒还在以做为理论的执政党，应该以何种态度来对待学术。同时这句话也足以提醒从事学术研究的人们应该以何种态度去对待我们的工作。
政治正确性（political correctness）与学术精神
我对政治正确性的最早接触是通过李慎之先生的一篇文章中看到的。他在该文中写道：“在最近几十年的自由主义与民权运动的传统下，美国出现了一个新的概念：名曰pc（political correctness），中文译作政治正确性。顾名思义，即一个公民有义务按照规定，保持一国所奉行的政治原则和立场。对于美国公民来说，一个政治上正确的人必须做到不能流露出任何歧视性的情绪。这根源于其‘面前人人平等’的宪法精神。而且这种潜在的约束已经约定俗成，大有越来越严的趋势，尤其是对于那些试图从政的人。比如在美国对黑人的称呼的变化就是一个证明：早期本来叫nigger（黑鬼）也无所谓，叫 negro则是比较正规的用法，现在则连这场称呼也完全可以打你耳光了，起码要叫 black，最文明的称呼应该是 african american（非裔美国人）。你不要嫌罗嗦，这才是政治上完全正确。这一类的变化词汇很多，比如主席叫做chairman,现在要叫做chairperson,否则就是侮辱女性，会引起鄙视，甚至仇恨（以为你蔑视他或她）。李光耀在一次美国中宣扬“亚洲价值”时，说完了“美国人认为‘人生而平等’，其实不然”这句刺耳的话之后，还自我解嘲的加了一句‘这样，我在政治上就不正确了’。政治正确性的重要由此可见一斑。”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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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这里引入pc这个词，目的是在说明目前学术界潜在的这种相同的倾向。我国宪法在绪言中明确写道：“中国各族人民将继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引下，坚持人民专政，坚持主义道路，坚持改革开放，不断完善社会主义的各项制度，发展社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逐步实现、、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 “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必须依靠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已经结成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有各民主党派和各人民团体参加的，包括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的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这个统一战线将继续巩固和发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有广泛代表性的统一战线组织，过去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今后在国家政治生活、社会生活和对外友好活动中，在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维护国家的统一和团结的斗争中，将进一步发挥它的重要作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 “在我国，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消灭，但是阶级斗争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中国人民对敌视和破坏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内外的敌对势力和敌对分子，必须进行斗争。”“本宪法以法律的形式确认了中国各族人民奋斗的成果，规定了国家的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务，是国家的根本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全国各族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并且负有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24
（转载自http://zw.ＮＳＥaＣ.com科教作文网） 从法理上讲，宪法序言并不具有法律效力，宪法序言是对宪法的介绍性说明。然而在我国，长期以来被人们误解为凌驾于宪法之上的指导性精神。并依照此精神逐渐形成了所谓的“政治正确性”。在学术界更是如此。本来是学术性质的研究和讨论，时常被幻化为政治立场的问题进行争论。本来许多问题的学术研究对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理论和实践都是非常有必要的，但一旦涉及到政治立场问题就必须回避，无法采用学术中立的立场进行探讨，这一点我个人认为是有违学术精神的。
学术精神，首先是一种实事求是的精神，是一种科学的精神。而政治立场则明显存在非中性的偏好，从这一角度来看，政治立场与学术精神是对立的。但这不否定学者同样可以有自己的政治立场。即使如马克思所说社会科学存在一个为哪个阶级服务的问题，学术精神也必然是中立的。马克思本人如果不是严格的奉行这一原则，其思想也不会被称为科学。其次，学术精神还表现为一种自由思想的结果。如果学者的不能自由的思考问题，学术自然就是无本之木，无水之源了。
我国社会主义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今天，诸多问题都被追根到传统体制的问题，包括政治的不民主，经济运行中政府干预过多，政府权利过大，公有制经济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实现问题，按劳分配与按要素贡献分配的问题，一党专政与政治改革的矛盾等问题。所有这些问题的探讨，在学术上必然要对现存的体制进行质疑，但这种学术上的分析，在泛政治化的意识形态氛围中，总是过于敏感，总是牵扯到“政治正确性”的问题。似乎如果要坚持“政治正确性”，就不该对现存体制产生怀疑；或者，只要怀疑现存体制了，就是政治上不正确了。这样一种思维既不利于改革，同样不利于学术研究。但社会科学目前的现状恰恰是既想创新，又想坚持政治上的正确性，所以多数成果都有些“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感觉。我们不能批评学者们的这种处理方法，因为在这样的中，正如托洛斯基所述：“一个人只有和党在一起并通过党才可能是正确的。”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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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几何时，在社会主义的苏联和中国，相对论、孟德尔的基因学说、现代和控制论都被认为是资产阶级颓废派的作品。那种本来是正确的说法被颠倒了过来（阶级斗争的时代认为，科学家受其社会地位的限制，往往持有偏见）。正如霍尔瓦特评价的：“奥地利共产党人恩斯特·费希尔的说法是正确的 ：如果真理与一个阶级的利益一致，这个阶级就是进步的。而他的同事们却将其颠倒为：如果一种事物有利于‘进步阶级’，那它就是正确的。”26 尽管中国共产党目前已经在理论上提出了“三个代表”，但是在行为上还没有完全同步于这一理论。而且我们也不难发现还有很多没有被兑现的承诺：“第三十五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27 在一种泛政治化的环境中，所有的活动都服从于政治考虑。所谓的“党性”和“革命性”不仅适用于
政治学，也适用于科学、、专业技术等一切领域。“大学职位的人也必须信奉官方意识形态，承认党的领导地位。仅仅学识渊博、正直诚实还远远不够。”28 尽管霍尔瓦特批判的是国家主义，但我们仍然可以隐约的感觉到自己的问题。如他所说：科学曾象特伦托委员会（the council of trent）于1563年决定的那样，是神学的婢女，艺术也是如此。在国家主义，它们成了政治的婢女。
显然，有一个问题需要我们思考，我们所面临的学术现状是还是不是政治的婢女呢？如果学者的政治立场先于其职业精神，那么我们的学术是理想的吗？如果我们为了保持“政治正确性”而妄言我们的制度是更优越的制度，我们的民主是最广泛的民主，我们的党是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