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中国报告文学的叙述模式(2)
2013-07-29 01:02
导读:一区别即是,后者以第三人称 叙事,而前者则为第一人称。但这里的第一人称视角其实是潜藏着的“上帝的眼睛”— —它能在其视野范围内最大限度地旁
一区别即是,后者以第三人称 叙事,而前者则为第一人称。但这里的第一人称视角其实是潜藏着的“上帝的眼睛”— —它能在其视野范围内最大限度地旁观或俯视故事或人物,而不至于像小说那样在多数 情况下,仅仅为某个被叙述的虚构人物的有限视野所局限。因此,若从这个意义上说, 报告中的第一人称限制视角实际上是一种亚全知视角。这样一来,全知视角和亚全 知视角在20—40年代中占据绝对地位的事实就是毫无疑问的了。那时,全知视角与限制 视角的交叉、渗透与转换,至少是在文本形式上还比较罕见,这表明报告文学在这一时 间域中仍遵循着传统意义上的叙述视角,以转换视角为标志的革新仍迟迟未至。
50—80年代中期,尽管全知视角在整个报告文学叙述视角的选择中仍居半壁江山之势 ,但预示着视角变异的转换视角的崛起,却初步打破了全知视角垄断的格局。一个新的 由全知、限制和转换视角三足鼎立的平台正在建立起来。及至80年代中到90年代初,转 换视角还曾一度跃升为视角选择的主角。在20世纪中国报告文学的发展中,转换视角主 要表现为两种形式:一是在同一文本中嵌入两种视角,如由全知视角转换成以第一人称 为主的限制视角,或者反转过来,多次交叉,形成“全知→限制→全知”或“限制→全 知→限制”等排列方式。值得强调的是,这里用于限制视角中的第一人称叙述者即是作 者本人——一个非虚构、但又不参与故事进程的人。另一种形式是,在同一文本中同样 嵌入如上所述那样的两种视角。不过,承担第一人称限制视角的不再是作者本人,而是 那个参与故事进程的人物,这可以是一个,也可以是若干个。如果是后者,那么,这个 文本就形成了一个多重限制视角——它们或是以多个人物的视角来叙述不同的故事或理 念,或是让多个人物的视角来观察同一故事或理念。这在80年代中后期全景式与集合式 报告文学文本中最为多见。钱钢的《唐山大地震》是其中较为典型的代表。表面看来, 这是一个从“限制”到“限制”的回环性视角建构。即文本开头的“我和我的唐山”和 结尾的“我的结束语”均是以第一人称限制视角来设置的,这里的“我”无疑是作者本 人。但文本演进过程中,视角的切换就显得十分丰富,犹如视角的蒙太奇。其中全知视 角是一部分,而许多部分是混合了全知、第一人称限制视角的两种形式的综合体。文本 中的“第一章 蒙难日‘7•28’”即是如此。它首先进入全知视角(描述地震时的概况 以及所选多个人物个案在当时的感受),为了更进一步聚焦地震时的细节,文本进入“ 目击者言”——一个包括护士、农民、工人、干部、调车员、副处长等人在内的以第一 人称“我”为限制视角的叙述。在这些类似于口述实录体的文本中,对“地震瞬间”的 感受与情状的描述多方位、多元化了。这里的“我”是参与事件进程的人物,而非文本 的作者。本章结束时,视角又转回到以作者之“我”的限制视角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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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换视角体现于中国报告文学中的这两种形式,在某种意义上说,显示出报告文学叙 述视角上的革新,这种“双声话语”或“多声话语”很大程度上弥补了这一文体因其叙 述的内指性束缚而导致的种种艺术性的不足,从而使之生发出叙事的生动性。而这种生 动性的意义又是十分重要的——它突破的是报告文学以全知视角这一单一视角垄断的线 性与平面,呈现出至少是两个视窗的风景,形成多方位、多层面的表达。其结果是使报 告文学对事件、人物或问题的把握在逼近其原生态的同时,更具信息来源的广度与个性 思辩的深度。进一步说,报告文学叙述视角所展示的多元化取代一元化、单一性走向多 样性的趋态,一方面表明报告文学文体自身不断进行更生代谢活动的旺盛,另一方面它 也昭示出特定时域里小说等叙述方式变革对它的深刻影响,以及报告文学进行应对的积 极姿态。它在20世纪初还是一种新兴的、被人忽视的“亚流文学”,此后一跃而为主流 文体的生命力在此可见一斑。
二、叙述时间和叙述结构的选择
叙述时间,是展示作家叙述艺术的演兵场。根据叙事文故事时间在叙述中重新排列的 种种关系,一般将与故事编年顺序与叙述时间大致相似的,称为连贯叙述——这是一种 以一维线型线索发展的叙述。而将回头叙述过去发生(如果我们设定一个故事的开端时 间的话)的事件、出现的人物即追述或回忆为特征的倒装叙述(有时又称为闪回),以及 综合有过去、现在、将来时态的人物和事件的交错叙述,一并统称之为逆时序叙述。第 三种情况为非时序叙述,它“是指故事时间处于中断或凝固状态,叙述表现为一种非线 型运动。在这类作品中,不存在完整的故事线索,共时叙述代替了历时叙述。”(注: 胡亚敏:《叙事学》,第64页。)与热奈特主张淡化虚构与非虚构之间在叙述体制方面 的先天性区别一样,20世纪中国报告文学在叙述时间上的选择和演进,也并不比小说等 虚构性叙事文本逊色多少。应该说,它充分显示出丰富性,即无论是较为传统的连贯叙 述、倒装叙述,还是更具现代感的交错叙述、非时序叙述,这一时域的报告文学文本均 有不同程度的体现。我们将1927年至2000年498篇(部)报告文学文本样本在叙述时间的 选择与变化方面的情况列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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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叙述时间的选择与变化
连贯叙述 交错叙述 倒装叙述 非时序
样本的时间域 样本数 篇数 百分比 篇数 百分比 篇数 百分比 篇数 百分比
1927—1937 119 99 83% 3 3% 0 0 17 14%
1937—1949 103 66 64% 16 16% 2 2% 19 18%
1949—1966 109 44 40% 33 30% 17 16% 15 14%
1977—1980 30 18 60% 3 10% 6 20% 3 10%
1981—1982 24 4 17% 8 33% 1 4% 11 46%
1983—1984 27 4 15% 9 33% 7 26% 7 26%
1985—1986 21 1 5% 6 29% 5 24% 9 42%
1987—1988 14 1 7% 0 0 1 7% 12 86%
1990—1991 26 3 12% 8 31% 4 15% 11 42%
1992—1993 8 2 25% 2 25% 2 25% 2 25%
1995—2000 17 10 59% 3 18% 0 0 4 23%
表二中显示,倒装叙述与交错叙述于20世纪中国报告文学的变迁中发展平稳,而连贯 叙述与非时序叙述的变化曲线则呈现出两两相对的“∨”形和“∧”形。这也就是说在 20—70年代区间内,连贯叙述处于上升和鼎盛状态,80—90年代初,其比率下降至最低 点,90年代中后期又逐渐恢复上扬,因此,它的轨迹正好形成一个“∨”字形状。有趣 的是,非时序叙述的前行曲线正好与之相反,它在80—90年代初达至顶峰,而在其余时 域则保持上升或下降趋势,即一个“∧”字形状。这两个相对的字符说明,传统叙述时 间方式与非传统叙述时间方式实现着交错发展,它们都在一定时域各领风骚,成为特定 时域里的艺术先锋。应该肯定的是,连贯叙述作为一种传统型的叙述时间,在传达较为 单一线索的事件或人物活动断片时,其优势是显明的。中国报告文学萌生、形成时期梁 启超的《新大陆游记》、瞿秋白的《饿乡纪程》、丁玲的《多事之秋》、柔石的《一个 伟大的印象》,以至后来出现的曹白的《杨可中》、丘东平的《第七连》、黄钢的《雨 》、沙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