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中国报告文学的叙述模式(4)
2013-07-29 01:02
导读：非时序叙述 时间相匹配的结构，体现于诸多被人称之为“集合式”的报告文本之中。而此种文 本又大多表现为对“问题”的展示与关注。在此，具有空间
非时序叙述 时间相匹配的结构，体现于诸多被人称之为“集合式”的报告文本之中。而此种文 本又大多表现为对“问题”的展示与关注。在此，具有空间意义上的“问题”、“ 焦点”、“热点”等字符，取代了事件、人物等具时间意义的因素。这使得这一时期风 行的非线型结构变成一种酷似三段论式的提出问题(中心论点)→分析问题(以事例作证 据)→解决问题(结论)的
结构。它的一般程式由三大板块组合而成——开篇：提出 总观点或概括一类问题的总体现象；中间：以叙述事例或数字作证明(多为各种现 象或人物心态的组合)；结尾：叙述者的议论，此常常是对所叙内容发表的有一定理论 反思色彩的话语。孟晓云曾于1986年发表过报告文学《多思的年华》。这一文本并未沿 用传统的线型结构来描述事件或刻画人物，而是在极富浪漫色彩的正标题下，嵌入“中 学生学”这样一个学科性颇强的副题，其用意正在于运用非线型的三段论式论文的 结构，来概括、说明某个社会问题。它的开篇即提出问题、亮出观点：“五千万中学生 是一个最色彩斑斓、最生气勃勃的世界。他们不仅需要，需要爱，也需要理解。” (注：孟晓云：《多思的年华》，《十月》1986年第5期。)
接着，叙述者便分别在“哦，老师”、“哦，爸爸妈妈”、“哦，我们”、“早恋” 等四章中以近十个个案(人物或事例)的组合分别表达三个分论点：第一，中学生对现行 教育的逆反心理，教育者应倾听被教育者的呼声；第二，父母与子女间因代沟而产生认 识及情感上的偏差；第三，正确对待中学生早恋，及时进行爱的教育。最后，在对个案 生动描述的基础上，借助一位女教育家的讲话，道出全文的结论。类似上述《多思的年 华》这种结构的文本，在80年代比比皆是，以至于在破除了线型结构一统天下的霸权之 后，它们又陷入了新的趋于呆板的模式化之中。尽管一些论者将之贬为“学术论文”或 “报告”，但此种结构的新意仍是显而易见的：它的理性思考大于感性的描摹，抽 象的概括力胜过具象的个体事物的罗列，宏观观照的视野超越于微观与局部的写真。它 既保持着线型结构叙事时的生动性与客观性，并以此来突显报告文学的非虚构性；又具 有较强的主体性，以此来展示报告文学的批判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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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中国报告文学文体由早期对小说等虚构性文体结构形式的简单模仿，发展到以 显示叙述者主体性为主脉的全景式结构和非线型结构，正是其不断挣脱作为别种文体附 庸，争取自身独立的鲜明表征。希冀以叙述的主体性来强化报告文学文体规范之一的文 化批判性，力求以文体的倾向性与虚构性文体的客观描述相区别，以此来显示文体的个 性，这样的方式无疑是可以理解的。然而，20世纪末兴盛的报告文学非线型结构——尽 管它有着许多新意，但它在力避一种倾向——诸如小说化的同时，又陷入了诸如论文式 的困惑之中。这似乎又是一个两难的选择。如何认识与解决这一问题，尚需报告文学的 创作者和批评者在实践中继续探索并获得新知。
三、叙述者类型与非叙事性话语
叙述者，从叙述学角度来看，即是指叙事文中的声音、讲话者或曰陈述主体。比之小 说复杂的叙述者建构，报告文学则显出相对的单纯——它的叙述者多数情况下主要由作 者本人来担当。这正体现了报告文学作为非虚构文本的内在本质。
当我们对20世纪中国报告文学文本叙述者类型进行考察时，就不难发现，如果从叙述 者对所述故事的态度上作一个划分的话，其类型主要表现为干预叙述者，而非客观叙述 者——一个较少或极少在文本中表达自我主观判断的叙述者。前者的内涵在于在客观陈 述事件或人物时，还兼具评议与解释功能，即加入了诸多形式的非叙事性话语。其目的 主要是为显示其主体意识，此不仅在全知视角、也在第一人称(限于叙述者)限制视角中 体现出来。赵瑜的长篇报告文学《马家军调查》以“马家军兵变”事件为契机，对马俊 仁及其领导的女子中长跑运动员作出全方位的深入报告。其叙述者以第一人称“我”( 即作者本人)限制视角切入，在叙述事件及人物之时，渗入了大量的评议与解释，是比 较典型的干预型叙述者。譬如文本中在描述了叙述者对邱立斗先生的采访情景后有这样 一段文字：“他不再陪我等待，而我非常理解他，他自有他先走一步的道理。从十几天 的外围采访中我已经感到，马俊仁的同行们虽然没有直接讲老马的不是，但是与老马的 关系都有点儿别别扭扭，至少不那么融洽正常。……我想，是不是马俊仁在成功以后， 不经意间竟伤害过这些老黄牛一般勤奋的人呢?而这些人把一颗颗茁壮成长着的好苗子 拱手交给马俊仁之后，他们并没有得到更多的什么。那一群群坚强的男人们的内心亦有 脆弱的一面，倘若马俊仁果真轻视乃至忘却了这批人，这批人就会记恨他无疑。中国社 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既很深奥又很简单。人就是社会关系的总和。”(注：赵瑜：《马 家军调查》，《中国作家》1998年第3期。)
（转载自http://zw.ＮＳＥaＣ.com科教作文网） 上述这段文字无疑是叙述者对人物行为的解释，以及由此而生发出来的极具文化意味 的深思。这体现出叙述者对所述事件及人物的“干预”，它最终突显的是带有强烈主体 意识观照的叙述者对所述内容的个性化思考。因此，某种程度上说，干预叙述者的讲述 功能比呈现功能更为重要。
当然，对20世纪中国报告文学叙述者类型的考察，除却上述视角外，还可从叙述者与 所叙故事的关系上把握。这即是说此时域报告文学的叙述者类型多表现为异叙述者，即 独立于故事之外而讲述别人的故事的人。少数的情形体现为同叙述者(即由故事中的人 物来讲述)，此例常见于口述实录体或日记体的报告文学文本中。需要说明的是，许多 报告文学文本在以异叙述者为主的同时，还加入了同叙述者的成分，此在80年代全景式 或集合式文本中尤其多见。譬如《唐山大地震》，其文本以异叙述者，即由作者本人追 叙、描摹和评述为主。但在“唐山—广岛”和“渴生者”等章节中，异叙述者则转换成 口述实录(文本中的人物)式的同叙述者。这种变化我们可称之为叙述者类型的转换。这 种转换与叙述视角的转换一样，使得叙述空间得以扩展，一维向度变幻成多维向度，最 终使异叙述者的权威、客观性与同叙述者的个人、主观性得以融合，显示出报告文学叙 述者类型在晚近20年里的新变。
从以上我们不难看出，使干预叙述者这一20世纪中国报告文学的主要叙述者类型得以 突显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即是非叙事性话语的渗入。一般而言，作为一种与叙事话语 、人物话语相并立的话语形式，非叙事性话语(这主要指叙述者在陈述故事的过程中， 对其进行的评述与解释)在小说等虚构性叙事文本中也有存在的空间，尽管这个空间相 对于报告文学来说显得狭小些。在20世纪中国报告文学的文本中，一方面，通常存在着 侧重于事件、人物或某些问题的叙述与表达的叙事性话语，它规范着文本的叙事性；另 一方面，还大量留存有显示叙述者主观意识与情感的非叙事性话语，它在相当层面上为 报告文学有别于其它叙事文本投注了富于特征性的内容。它大抵与我们过去所言的报告 文学的“政论性”语义相近，但显然它的涵盖面要广泛得多——除却性、时事性评 论之外，还应该有叙述者对文本所述事件、问题及人物的主观评价与理解。从此意义上 说，非叙事性话语也是20世纪中国报告文学作家包括文化观念在内的意识形态的特殊传 达方式。报告文学文体规范中的文化批判性也在相当程度上依赖于非叙事性话语的设置 。与小说等虚构的叙事文本中叙事性话语占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