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中国报告文学的叙述模式(5)
2013-07-29 01:02
导读：对优势的情形相比，报告文本中的非 叙事性话语往往控制着叙述者的叙事。 从功能上看，20世纪中国报告文学文本的非叙事性话语主要表现为抒发、揭示
对优势的情形相比，报告文本中的非 叙事性话语往往控制着叙述者的叙事。
从功能上看，20世纪中国报告文学文本的非叙事性话语主要表现为抒发、揭示、解析 和衔接等四个方面。
抒发，即是在文本中明确表述叙述者对所述事件、人物或问题的情感倾向，以达到对 受众的感化与情绪控制作用。它的特征即是带有强烈的情感性。麦天枢与王先明合作的 长篇报告文学《昨天——中英鸦片战争纪实》在陈述五口开埠通商后不断发生的当地民 众与“夷人”纠纷与冲突的事实时，即有一段这样的文字：“英国舰队可以在不满三年 的时间里，使北京的政权臣服，而英国人在天朝民众依然如昨的巨大和对抗面 前，绝难表现得得心应手。王朝可以在瞬间屈膝，和文明不可能轻易低下它高贵倔 强的头颅。那是武力不能征服的难以清晰捉摸的巨大对象物。不论远来的夷人还是土生 土长的解说者，在日后更为长久的时间里对此也将无以确解或者半知半解。这正是 一个伟大的精神文明的实质所在，这更是一个真正富有个性的文明的生命力所在。”( 注：麦天枢、王先明：《昨天——中英鸦片战争纪实》，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第 458—459页。)在这里，叙述者由具体的冲突行为而感慨不同文化与文明间的隔阂，并 以强烈的情感对生存之伟力予以赞颂。
“揭示”的功能往往表现出叙述者对人生、的探讨与看法，它的重点在超越文本 所述事件、人物或问题的一般层面，对人类生存本质进行的、伦理的和的深入 思考，表达对人类的终极关怀。它还可以显示叙述者对人生意义的发现，肯定或否定一 些社会现象，以求得对读者理性思维的引领。《没有家园的灵魂》的叙述者在完成采访 、走出看守所高高的门楼时，不禁涌出诸多的感慨：“贪官倒下了，倒下的都是为了金 钱。因为金钱能给某些人以逃避人生不道德的快感；能给一部分人以实现人生梦想的机 遇；能使一部分人消除恐惧，以获得人生的安全感。可是，人们对金钱的欲望，封闭了 人生的理智。使人生常常忽视了一个铁的现实：不干净的金钱，恰恰是最不安全的。所 以，我希望人们拥有一个‘枕头’。一个能给你最大安全感的，使你安然入睡的‘枕头 ’。这是人生最可贵的财富。”(注：杨黎光：《没有家园的灵魂》，中国文联出版公 司，1997年，第3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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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这样的非叙事性话语，没有拘泥于具体人、事或问题的阐释，而是对其进行了超 越，与“抒发”相比，其叙述的语气、用词更富理论性，也并不显得那么“煽情”。
如果说“抒发”和“揭示”多少需要超越所述事件、人物或问题本身的话，“解析” 则主要围绕这些内容进行，它的功能在于对叙事作某种阐释或介绍，以使读者对事件的 始末、问题的重点和人物的特征有更为全面的把握，因此，它更类似一种细致的分析。 这里有对事件的解析，如《唐山大地震》在追叙地震现场惨景时写道：“这无疑是人类 史上最悲惨的一页。无辜的死难者，几乎都是在毫无准备的状况下，被突如其来地推向 死亡的。太匆忙，太急促，死亡就在一刹那间。”(注：钱钢：《唐山大地震》，《解 放军文艺》1986年第3期。)这里有对人物的解析，如《歌德巴赫猜想》中叙述者对陈景 润这一人物的解析即是如此。这里还有对某种现象、状态或问题的解析，譬如《昨天》 中对“跪”所体现的封建秩序等内涵的评议：“跪是对权威的认可。一旦跪着的人不愿 再跪或者试图改变跪的方向，这金字塔便立刻发出哗啦啦的倾塌之声。即使山如旧，河 如旧，生铁大炮如旧，皇冠便如临飓风，权威便如同落叶，天下便如同沸水，这巨塔的 每一块砖石都将经受无秩序的炼狱。自然，通常是最上面的摔得最重。因此，不论揭竿 而起的造反者还是挥戈而来的征战者，谋求天下就是谋求脚下那一跪；维持天下就是力 图使那跪千年万岁，永跪不息。这跪已是一个文明的某种象征。这跪已是一部庞大社会 机器得以运行的必不可少的‘软件’。”(注：麦天枢、王先明：《昨天——中英鸦片 战争纪实》，第11页。)
“衔接”，在20世纪中国报告文学非叙事性话语中有着起承转合、联结上下文意的作 用。这种功能使报告文学文本的“夹叙夹议”特征更为显明，它时常中断叙事，既是对 叙述者声音存在的强调，也在一定程度上对受众的阅读作一种具有倾向性的引导。
（科教作文网http://zw.nseAc.com） 以上所述非叙事性话语中的四种功能，在20世纪中国报告文学的各个时域均有不同程 度的呈现，这其中又以80年代的文本为典型。实际上，在多数文本中，四种功能的运用 是交叉互渗，而非孤立使用。它们与叙事性话语和人物话语一道共存共荣。非叙事性话 语之于20世纪中国报告文学来说，还具有这样的意义：
第一，非叙事性话语能够在叙事中起到间离效果。它使得受众不致如阅读小说那样陷 入叙事之中不能自制，它不时中断叙事，实际上是在控制、引导受众对文本的读解，使 之做一个冷静的默观者。而此时，叙述者意识形态的权威性，及其对文本中事件、人物 或问题有个性的认识也尽在其中了。从这个意义上说，报告文学的文体魅力多数应来自 非叙事性话语，因为受众最希望了解的是叙述者对人所共知的事件、人物和问题的真知 灼见，而不仅仅是事件、人物和问题本身。
第二，非叙事性话语在某种意义上说，扮演着叙述者们不同文化观念的宣泄角色。在 特定语境中，非叙事性话语为作家们在“说什么”和“怎样说”上创造了自由抒发的空 间。因此，不同文化观念的作家在报告文学文本中大多形成不同的叙事性话语和非叙事 性话语，这就为产生夏衍、徐迟、刘宾雁、萧乾、范长江、黄钢、黄宗英、苏晓康、钱 钢、麦天枢、陈祖芬、赵瑜、卢跃刚、张建伟等各具自身风格的报告文学作家提供了一 个重要的前提和平台。
四、叙述模式流变的意味
我十分看重热奈特对非虚构性叙事文(纪实叙事)的重视，但下面他的这句话，我以为 只说对了一半，他说：“一部非虚构性散文文本完全可以引起读者的反映，引起读 者反映的不是形式，而是文本的内容。”(注：杰拉尔•热奈特：《热奈特
》， 史忠义译，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年，第106页。)其实，非虚构性叙事文本形式的重要 性在文体的流变过程中，与“内容”也有着同等重要的地位。20世纪中国报告文学叙述 模式的流变同样也是我这一想法的最好证明。尽管我们仅仅只考察了这一时域报告文学 的叙述视角、叙述时间、叙述结构、叙述者以及非叙事性话语等五个方面的问题，但作 为支撑叙述模式的主干内容，它们已完全能够说明20世纪中国报告文学叙述模式演进的 一些具有普泛性的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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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它体现出由一体到多元的总体趋态。这里的“一体”是指以传统叙事文的叙述 模式为主，而“多元”则是标明在扬弃传统叙述模式的基础上，吸收西方叙述观念与技 巧，并融合报告文学自身文体特点的“多元”。具体来讲，就是在叙述视角上，由全知 视角为主转变为全知视角、限制视角以及转换视角的多视角并立；在叙述时间上，由以 连贯叙述为主转移到以交错、连贯、倒装叙述以及非时序叙述等多种叙述时间的并立； 在叙述结构上，由以单线式线型结构为主发展成单线式、复线式线型结构与叙—议等非 线型结构并立。这无疑是一条由单纯模仿小说等虚构性叙事文本，以及依附文体的 叙述模式，走向更具文体叙述自觉与独立的之路，这也是由“必然王国”向“自然 王国”的转换。在这里，我无意对传统的“一体”和现代的“多元”作出非此即彼、孰 优孰劣的简单二元判断，但我们也应看到在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