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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道之崇尚净土,主要表现在《西方合论》之中,而《宗镜摄录》、《珊瑚林》都作于《西方合论》之后,延寿的《宗镜录》是一部广延天台、贤首、慈恩教义以证明禅理深妙的著作,宏道作《宗镜摄录》也可见其在《西方合论》之后,又有一个向禅学复归的过程,对此,《珊瑚林》中有这样一段明白无误的记述:
问:“先生往年修净土是何见?”
答:“大凡参禅而寻别路者皆系见未稳故。”(31)
不难看出,宏道在作《西方合论》,“寻别路”而推信净土之后,又生“见未稳”的悔悟,“往年修净”即含有当下复归禅学的潜台词。在《西方合论》之后所作的《珊瑚林》中,我们几乎看不到他谈论净土的内容,而一以谈禅为务,这一变化的原因,在万历三十一年给陶周望的尺牍中也有所流露,他对“狂禅之滥,偶有所排,非是妄议宗门诸老宿。”而主要是认为李贽的禅法偏重悟理,尽废修持,不够稳实而已,宏道对狂禅的不满,也是以救宗门之弊的姿态出现的。而当时的“小根魔子”,则是目无古宿,“日间挨得两餐饥,夜间打得一回坐,便自高心肆臆。”乃至大慧、中峰等人也受其疑谤,在宏道看来,这无异于背弃禅门宗风,宏道重又护卫禅学当与此不无关系。诚如他与陶周望所言:“弟学问屡变,然毕竟初入门者,更不可易。”(32)对于佛学,宏道“少志参禅,根性猛利,十年之内洞有所入”(33),恰恰是首先自禅门而入的。而宏道在主张持修净土之后,又作《宗境摄录》,这也足可见宏道修净而不废禅。《宗镜摄录》虽然与《西方合论》的立论基点稍有不同,一是以禅为主,一是以净为要,但是,两者都是因为当时“专逞聪明,惟寻见解”,“轻狂傲慢,贡高恣睢,口无择言,身无择行”(34)的禅风而发的。
三 重经教、尚义学而作《宗镜摄录》
袁宏道高卧柳浪期间,闲静悠然,曾以较长的时间“于贝叶内研究至理。”(35)研习永明延寿所著《宗镜录》,“逐句丹铅,稍汰其烦复,摄其精髓”,(36)成《宗镜摄录》一书。由此可见,宏道在著《西方合论》,意欲修持净土之后,并未舍弃禅学,期间还“日课《宗镜》数卷,暇即策蹇至二圣寺宝所禅室晏坐,率以为常。”(37)同时也可见重经教、重义学,沉潜内敛是宏道这一时期基本的学术取向。这与延寿撰著《宗镜录》的旨趣正相契合。
延寿是法眼文益的法孙,法眼曾作颂云:“今人看古教,不免心中闹;欲免心中闹,但知看古教。”这是针对当时和禅师们轻视义学,落于空疏而发的。延寿也承绪了这一思想并以之作为《宗镜录》的创作缘起。《宗镜录》卷四十三云:“近代相承,不看古教,唯专己见,不合圆诠”(38)便是对不重经教的禅风而言。宏道此时也反对游谈无根的空疏之学,他与延寿为救宗门极弊而作《宗镜录》、《万善同归》一样,也通过《宗镜摄录》求“稳实”之学。他在回答他人“看《宗镜》便觉快活,至参话头便冷谈,又觉费力,奈何看?”的问题时,将《宗镜》与参禅视为绝然不同的两种参悟方式,云:“《宗镜》乃顺事,如放下水舟,顺快无量,然示免有障悟门,若参话头乃逆事,如百丈滩,泝流而上,其间高橹 笮又不用,故参禅者,才隔丝毫犹属费力,决无快活省力之理。”(39)不但如此,《宗镜录》还与参禅互碍,云:“《宗镜录》乃参禅之忌,祖师公案及语录乃参禅之。”(40)但袁宏道对《宗镜录》并不满意,对延寿亦时有贬词,以至认为永明延寿“见地未真”(41),“道眼未明”,这并不是说袁宏道反对延寿救宗门之弊、标举“一心为宗”的意旨,而只是不满于《宗镜摄录》卷帙浩繁而“愈讲愈支,愈明愈晦”(42)而已。《宗镜录》共达一百卷之多,通读全书的人并不多见,因此,雍正时又“录其纲骨,刊十存二”,编为《宗镜大纲》一书以便阅读。宏道作《摄录》缀摄其要,以明“道眼”。该书虽然今已遗佚,但是,据《明史·艺文志》载,凡十二卷。中道在《宗镜摄录序》中谓之:“词约义该”,较之延寿原作“爪甲粗删,血脉自如。”寒灰等人从吴中到柳浪,因爱其书,曾手抄一过携去,可见宏道摄录甚精,篇制不宏。由此也可见宏道作此书的意趣所在。
宏道平生共节录过两部经论,一部是《六祖坛经》、一部是《宗镜录》,所作的目的一是因怀疑有人增伪而删削,一是因烦冗而裁汰,但是,佛教经论中可堪疑问的甚多,宏道唯独对这两部用功甚勤, 这当然反映了他的学术所尚。而重视延寿,除了与以义学补当时空疏不实的禅风有关而外,还与禅、净合一有关。延寿提出有名的四料简:“有禅有净土,犹如带角虎,现世为人师,当来作佛祖。”继承了慈愍的禅净兼修之风。袁宏道推举延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