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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袁宏道的佛学思想网(3)

2013-08-01 01:07
导读:也基于此,云:“永明既悟达磨直指之禅,又能致身于极乐上品,以此解禅者之执情,以此为末法之劝信,是真大有功于宗教者。”(43)“极乐上品”即
也基于此,云:“永明既悟达磨直指之禅,又能致身于极乐上品,以此解禅者之执情,以此为末法之劝信,是真大有功于宗教者。”(43)“极乐上品”即指净土法门。他作《西方合论》,与延寿的思想正相顾盼,云:“《西方合论》一书,乃借净土以发明宗乘,因谈宗者不屑净土,修净者不务禅宗,故合而论之。”(44)

究竟宏道对禅宗自觉是否有得?这是论及宏道佛学思想时不可回避的问题。宏道于净业有自撰的《西方合论》。于禅宗虽然也有《金屑编》、《六祖坛经节录》、《宗镜录》,但是,前者是“拈出古宿”(45)语录,“一一提唱,聊示鞭影”(46)而已,宏道往往以一些简括形象的文字加以评唱,如他举“云门因如何是祖师西来意”,曰:“日里看山。”宏道评唱道:“垛生招箭”。“看山好,莫被白云瞒了。平芜尽处晓烟攒,天涯一点青山小。”如此等等,其中虽然多机敏的智趣,但并无多少系统的理论,这与《西方合论》明显有别。而《六祖坛经节录》、《宗镜摄录》则均为删节前人的著作。关于宏道于禅宗多有所得,论者往往引用其于万历二十五年给张幼于信中的一段话:“仆自知诗文一字不通,唯禅宗一事,不敢多让。当今勍敌,唯李宏甫先生一人。”(47)但万历二十四年给曹鲁川的信中却说:“走弱冠即留意禅宗,迄今无所得。”(48)两说判若天壤,究竟何说为实?我认为,袁宏道于禅学主要是因袭了李贽的思想而已,并无多大发明,与张幼于所言,是意气之论,而非平允的陈述,为此这里有必要作一辨析。

张幼于,名献翼,一名敉,字幼于。著《文起堂正续集》、《周易韵考》等,时贤王世贞对其评价甚高,曾为其作《文起堂续集序》、《文起堂新集序》、《周易韵考序》、《张幼于生志》等文,谓其“藻颖绝世”(49),又云:“余读幼于私语,远本天道,迩证人事,上标先德,下述已构,哲昆懿交,纤善毕罗。”(50)。钱谦益:“(幼于)晚年与王百谷争名,不能胜,颓然自放,与所厚善者张生孝资,相与点检故籍,刺取古人越礼任诞之事,排日分类,仿而行之。或紫衣挟伎,或徒跣行乞,遨游于通邑大都,两人自为俦侣,或歌或哭。”(51)王世贞也谓其“晚节虽小异趣”(52)从万历二十四年至二十五年,写这封信之前,给张幼于的信另有三通,并赠诗一首,为张幼于诗、箴铭题识两次。而根据袁宏道《识张幼于箴铭后》所述得知,张氏早年并非颓然自放,而是“淳谦周密,恂恂规矩”,“不失为儒生”(53)乃至“建牙握节之使,邦君大夫与缙绅逢掖之贤豪长者,多幼于所故识,即非故识而耳幼于名者,亡不延颈愿结欢张先生。”(54)与袁宏道性格并不相似。宏道认为人各有性格,不必效颦学步,强求划一,因此,陆云龙谓其“真幼于知己”,可见其交谊甚笃。但从万历二十五年袁宏道给幼于的信,我们可以看到两人的交谊已不复存在,由此信可知,宏道与幼于之隙主要有三:其一,张幼于认为袁宏道诗似唐人,袁宏道虽说“此言极是”,实则对其所论大为不满,云:“幼于所取者,皆仆似唐之诗,非仆得意诗也。夫其似唐者见取,则其不取者断断乎非唐诗可知。既非唐诗,安得不谓宏道自有之诗,又安得以幼于之不取,保宏道之不自得意耶?仆求自得而已,他则何敢知。近日湖上诸作,尤觉秽杂,去唐愈远,然愈自得意。昨已为长洲公觅去发刊,然仆逆知幼于之一抹到底,决无一句入眼也。”(55)由于宏道是以独抒性灵、不慕古法而誉著文坛的,因此,幼于取宏道似唐之诗,而摒弃其自得之作,这是宏道与幼于的根本分歧。其二、万历二十四年,袁宏道曾赠张幼于诗一首,云:“家贫因任侠,誉起为颠狂,盛事追求点,高标属李王。鹿皮充卧具,鹊尾荐经床。不复呼名字,弥天说小张。”(56)宏道尚狂狷而恶乡愿,因此,袁本意是赞誉张,不意张对此颇为不满,于是袁在此信中对“颠狂”进行了详细辩解,云:“狂为仲尼所思,狂无论矣。”对“颠”则以普化、周颠、米颠为例,但普化等人都是智者佯颠而已,很显然“誉起为颠狂”本是恭赞之语。而“夫仆非真知幼于之颠狂”一句,足可说明袁宏道对张幼于已甚为不恭了。其三,关于“吴侬不解语”一事,宏道在致王百谷的信中曾言及在吴与诸名士在一起“以吴侬不解语”而不能论禅为恨。张幼于则认为指的是自己,因此,袁宏道解释此事“尤与幼于无交涉,”并毫不客气地说吴中无谈性命名理之人,幼于也不例外,曰:“幼于自负能谈名理,所名者果何理耶?他书无论,即如《敝箧》诸诵,幼于能一一解得不?如何是‘下三点’,如何是‘扇子跳悖上三十三天’,如何是‘一口汲尽西江水’?幼于虽通身是口,到此只恐亡锋结舌去。”(57)紧接着便是袁宏道对禅宗十分自负的这段话,由这样的可以看出,这段话是负气炫耀之言,并非平心之论。据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载:“万历甲辰,年七十余,携妓居荒圃中,盗逾垣杀之。”(58)万历甲辰即万历三十二年,即宏道写此信之后七年,张幼于才被击杀身亡,这其间再无一次,与以前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足见此信是袁、张反目的标志。因此,袁宏道前期于禅学主要是师习李贽的“狂禅”,其后虽然对狂禅、“默照邪禅”、“小根魔子”有所批难,但是,其禅学意趣仍是传统的看话禅、杨歧公案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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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修净——作《西方合论》

袁宏道在万历二十七年前后,对习禅无所获而感到苦恼,表示要皈依净土。在《答无念》中说“若生与公,全不修行,我慢贡高,其为泥犁种子无疑,此时但当恸哭忏悔而已。……公如退步知非,发大猛勇,愿与公同结净侣;若依前只是旧时人,愿公一字亦莫相寄,徒添戏论,无益矣”(59)。无念是麻城龙湖芝佛院住持,服膺李贽的佛禅思想,执弟子之礼。由此可见,袁宏道与李贽的佛禅思想发生了分歧,而次年在给李贽的尺牍中也表示了依归净业之愿,云:“白业之本,戒为津梁。”企盼李贽以语言三昧,发明持戒因缘,弘扬净土是“救世之良,利生之首事。”(60)在这一尺牍中,宏道竭诚为净土辩解,引述“下学而上达”及枣柏大士“其知弥高,其行弥下。”以说明修行持戒,即是向上事。与其相对立的则是“彼言性性心,言玄言妙者,皆虚见惑人,所谓驴橛马桩者也。”这无异于是对卓吾禅的直接论难。

宏道由禅入净,除了与其有感于禅学“尚欠稳实”,及晚明净土称盛的因素之外,还与禅净固有的理论联系有关。净土的思想虽渊源于佛陀时代的念佛与升天的思想,但由于在原始佛教与部派佛教时代是出家僧团领导整个佛教,而偏于在家众信仰的净土自然隐没无光,直到《般若经》出现后,净土的处境才稍有改观。因为《般若经》的诸愿之中有与净土相应的思想,而禅宗五祖以下诸禅师传心法的正本就出于《大般若经》中的第九会,因此,禅、净本身就具有联系。同时,净土的实相念,即是入第一义心,观佛法身实相,所得三昧,是真如三昧,这一法门,本属于禅。所以禅净可以相即相入、互摄互融。再者,净土宗在唐代有三大流派,即慧远派、善导派和慈愍派。其中的慈愍派主张禅净双修、念佛经生。而明代高僧祩宏、智旭都遥承慈愍派的宗风,这也是晚明禅净合流之风特盛的重要原因。袁宏道的禅、净之变就是形成于这样一种背景之下。这时,他认为最富宗教精神、最具宗教情怀者还是净土。袁宏道前期所习主要是李贽“狂禅”,而李贽认为“率性而行,不拘小节,方是成佛作祖的根基。”(61)因此,袁宏道认为净土称名念佛是“稳实”的工夫,“净土如筑土御水,厚则不溃。”(62)而禅则“不可行不可知”。

宏道的《西方合论》作于万历二十七年,其创作缘起,在《西方合论引》中有这样明确的表述:“永明为破狂慧之徒,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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