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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十事”，是以整饬吏治为首要，以砥砺士风、改革科举、兴办学校、认明经旨、培养人才为本源，兼及军事、等领域，可谓针对时弊、正本清源、拨乱反正之举。但庆历新政施行仅及一年，便因触犯了权贵阶层的利益，“任子恩薄，磨勘法密，侥幸者不便”[②]，致使“谤毁浸盛，而朋党之论，滋不可解”（《年谱》）。党论兴则迫害起，国子监直讲石介因作《庆历圣德诗》，称颂范仲淹、富弼等人，而得罪枢密使夏竦，此时遭报复，被诬陷致死。范仲淹与富弼等“恐惧不敢自安于朝，皆请出按西北”。会边陲有警，于是以范仲淹为河东陕西宣抚使。“比去，攻者益急，仲淹亦自请罢政事”，“其在中书所施为，亦稍稍沮罢”（《宋史·范仲淹传》）。随着范仲淹的第四“退”，庆历新政便夭折了。
庆历五年，范仲淹知邠州（今陕西邠县），兼陕西四路安抚使。年末，因朝中有人诬陷范仲淹、富弼助石介谋乱，遂罢范、富安抚使之职。范仲淹引疾求解边任，迁知邓州。次年九月，他写成《岳阳楼记》。可见，此文写在范仲淹的仕宦生涯最低落、最暗淡之时。文中“进亦忧，退亦忧”云云，《年谱》谓此乃范仲淹“平日允蹈之言也”，然而，这里又包含着范仲淹多少人生际遇的感慨，宦海沉浮的回顾，以及新政失败以后的深沉忧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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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弼在为范仲淹作的《墓志铭》中说：范仲淹“历补外职，以严明驭吏，使不得欺，于是民皆受其赐。立朝益务径雅事，有不安者，极意论辩，不畏权幸，不蹙忧患，故屡亦见用，然每用必黜之，黜则忻然而去，人未始见其有悔色。或唁之，公曰：‘我道则然，苟尚未遂弃，假百用百黜，亦不悔。’”（《范文正公集》附录）范仲淹之所以有“百用百黜，亦不悔”的思想境界，是因为他心中有个“道”，这个“道”就是《岳阳楼记》中所说，“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无论仕途的升迁与黜贬，始终“忧其民”、“忧其君”，而“忧其君”最根本的也是忧君主不能选贤任能，施行善政，以润泽斯民。同上的许多一样，民本主义是范仲淹最根本的价值观。
范仲淹有一首流传较广的诗，即《江上渔者》：“江上往来人，但爱鲈鱼美。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这也是他“忧其民”的襟怀袒露，其文字虽然质朴，但诗境不亚于毛泽东的“秦皇岛外打渔船，一片汪洋都不见，知向谁边”[③]。更足以表达范仲淹的民本思想及其改革志向的是他的《四民诗》。在此诗中，他对农（“制度非唐虞，赋敛由呼吸。伤哉田桑人，常悲大弦急。一夫耕几垄，游堕如云集。一蚕吐几丝，罗绮如山入”）、工（“可甚佛老徒，不取慈俭书。竭我百家产，崇尔一室居”）、商（“桑柘不成林，荆棘有余春。吾商则何罪，君子耻为邻”）在当时所受的压迫、所处的窘境，给予了深深的理解和同情。他所希望的是进行改革：“琴瑟愿更张，使我歌良辰”。范仲淹本人所处的阶层是四民中的“士”，他说：“前王诏多士，咸以德为先。道从仁义广，名由忠孝全。美禄报尔功，好爵縻尔贤。黜陟金鉴下，昭昭媸与妍。”这就是说，君主应该像夏商周三代的“前王”那样，以仁义忠孝、贤能功绩为准衡，授予士之爵禄，与君主“共理天下”。但是秦汉以后，“此道日以疏，善恶何茫然”，“术者乘其隙，异端千万惑”，由此造成了士风与吏治的败坏：“学者忽其本，仕者浮于职。节义为空言，功名思苟得。天下无所劝，赏罚几乎息。”这种境况给儒学带来的危害是：“禆灶方激扬，甘寂默。六经无光辉，反如日月蚀。”在此“禆灶”（喻指佛老）激扬、儒门淡薄的情况下，范仲淹发出了复兴儒学的呼声：“大道岂复兴，此弊何时抑”，“愿言造物者，回此天地力”（《范文正公集》卷一）。
在范仲淹的思想中，民本、士风、吏治与复兴儒学是密切结合在一起的。要使“琴瑟更张”，百姓歌咏“良辰”，就必须端正士风，整饬吏治；而要整饬吏治，“举县令，择郡守”，又必须“慎选举，敦”，改革科举考试的取士标准，不是以诗赋、墨义为科考的主要内容，而是据经旨、策论来选拔真正的人才，并且在地方普遍兴办学校，向诸生授以“明体达用之学”[④]。这种“明体达用之学”，已经不是“学者忽其本”的“泛滥词章”，也不是“功名思苟得”的进士场屋之学，而是能够认明儒家之经旨的“经济”（经世济民）之学；它所培养出来的士，虽然须通过科举考试而进入仕途，但他们的目的不是为了考取功名、达身富贵，而是为了把儒家之道“举而措之天下，能润泽斯民”。这种儒家之士即孔门弟子曾参所谓“仁以为己任”者，他们把个人的祸福得失、富贵贫贱置之度外，“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仕途的进退沉浮不能改变其志向，故“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他们将此作为自身的终极关怀、内在价值。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终极关怀、内在价值，所以范仲淹“进亦忧，退亦忧”，“假百用百黜，亦不悔”。
宋代的“新儒学”之新，最核心的问题是它为当时的士阶层提供了一种不同于佛道二教和功名利禄之徒的新的价值观。如钱穆先生所说：明体达用之学“正宋儒所以自立其学，以异于进士场屋之声律，与夫山林释老之独善其身而已者也”，“盖自唐以来之所谓学者，非进士场屋之业，则释、道山林之趣，至是而始有意于为生民建政教之大本，而先树其体于我躬，必学术明而后人才出，题意深长，非偶然也”[⑤]。
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说：“览物之情，得无异乎？”“登斯楼也，则有去国怀乡，忧谗畏讥，满目萧然，感极而悲者矣”，亦“有心旷神怡，宠辱皆忘，把酒临风，其喜洋洋者矣”，“予尝求古仁人之心，或异二者之为”。这里的“二者”，或感人生际遇之“悲”，或得自然达观之“喜”，实是以的来喻指佛道二教的精神境界。范仲淹“尝求古仁人之心，或异二者之为”，就是从先秦儒家的思想中提炼出一种不同于佛道二教的价值取向，此即“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无论仕途的进退沉浮，始终“忧其民”，“忧其君”，“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范仲淹自27岁中进士而入仕途，官职屡迁，四进四退，“不畏权幸，不蹙忧患，故屡亦见用，然每用必黜之，黜则忻然而去，人未始见其有悔色”。在如此坎坷艰险的仕途中，范仲淹“忻然”而“不悔”，这是因为他当官以为民，而不是为一己之富贵利达。如他在谪守饶州时所作《鄱阳酬泉州曹使君见寄》云：“吾生岂不幸，所禀多刚肠。身甘一枝巢，心苦千仞翔。志意苟天命，富贵非我望。”（《范文正公集》卷二）
范仲淹在《睢阳学舍书怀》中有云：“瓢思颜子心还乐，琴遇钟君恨即销。但使斯文天未丧，涧松何必怨山苗。”（《范文正公集》卷三）后两句抒发了他要“为往圣继绝学”的情怀，前两句则是宋代新儒家之追求“内圣外王”的一种表达，意谓：儒家把仁义的精神境界作为人生的内在价值，故“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颜）回也不改其乐”（《论语·雍也》）；同时，儒家亦有“以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