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阳楼记》的政治文化内涵

庆历六年（1046年），范仲淹在邓州（今河南邓县）任上，应老友滕宗谅之约，写下了千古名篇《岳阳楼记》。文中无论对“岳阳楼之大观”的描写，还是其“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抒怀，都足以使此文彪炳史册，激励百世人心。如果注意到，此文以“庆历四年”为起始，以“时（庆历）六年九月十五日”为结句，而此期间正是范仲淹从其一生事业的顶峰跌落到晚年的遭谤毁、受贬谪之时，那么，此文所内涵的意义就更为重要了。

一

范仲淹在文中说：“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这里的“忧其民”、“忧其君”表达了他“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境界和政治抱负，而“进”与“退”则凝练地概括了他一生宦海沉浮的四“进”四“退”。

范仲淹在宋太宗端拱二年（989年）生于徐州，两岁丧父，母贫无所依，改嫁长山（今山东长山县）朱氏。他21岁时寄居在寺院刻苦读书[①]，23岁时询知身世来历，感愤自立，佩琴剑径趋南都（今河南商丘），“入学舍，扫一室，昼夜讲诵，其起居饮食，人所不堪，而公自刻益苦”（《范文正公集·年谱》），“冬夜惫甚，以水沃面，食不给，至以糜粥继之”（《宋史·范仲淹传》），如此苦学五年乃“大通六经之旨，为文章论说，必本于仁义孝弟忠信”。宋真宗祥符八年（1015年），仲淹登进士第，作诗云：“长白一寒儒，名登二纪余。……乡人莫相羡，教子读诗书。”（《年谱》）

欧阳修在《范公神道碑铭并序》中说：“公少有大节，于富贵贫贱，毁誉欢戚，不一动其心，而慨然有志于天下。”（《居士集》卷二十）朱熹也曾说：“且如一个范文正公，自做秀才时便以天下为己任，无一事不理会过。一旦仁宗大用之，便做出许多事业。”（《朱子语类》卷一百二十九）

范仲淹先后在广德、集庆（今安徽广德、亳县）和兴化（今江苏兴化）等地任职，为民兴利除害，政绩斐然。最显著者是他在宋仁宗天圣四年（1026年）任兴化县令时，发动通、泰、楚、海四州（今江苏南通、泰州、淮安、连云港一带）民夫，建成数百里的捍海堤，民至今享其利，称“范公堤”。

天圣二年（1024年），范仲淹写了《奏上时务书》，提出“救文弊，复武举，重三馆之选，赏直谏之臣，及革赏延之弊”等改革措施。此后，他又写了《上执政书》、《上时相议制举书》等等。在写《上执政书》时，他正居母丧，但“冒哀上书，言事，不以一心之戚而忘天下之忧”，希望“四海生灵长见太平”。他在书中指出，当时的宋朝已处于“泰极者否”的形势，只有“变”才能“通”而“久”。他所说的“变”，就是要“固邦本，厚民力，重名器，备戎狄，杜奸雄，明国听”，其中“固邦本者，在乎举县令，择郡守，以救民之弊也”，“重名器者，在乎慎选举，敦，使代不乏材也”。范仲淹继承了传统的“民惟邦本”思想，他所主张的改革是把“举县令，择郡守，以救民之弊”，亦即吏治的澄清作为首要。他深切地认识到：

今之县令循例而授，多非清识之士。衰老者为子孙之计，则志在苞苴，动皆徇己；少壮者耻州县之职，则政多苟且，举必近名。故一邑之间，簿书不精，吏胥不畏，徭役不均，刑罚不中，民利不作，民害不去，鳏寡不恤，游惰不禁，播艺不增，孝悌不劝。以一邑观之，则四方县政如此者十有七八焉，而望王道之兴不亦难乎！（《范文正公集》卷八）

吏治的腐败到了如此严重的地步，故改革应从整饬吏治开始。范仲淹又认识到，“举择令长，久则乏人”，因此，吏治之源还在于“慎选举，敦教育”。在《上时相议制举书》中，范仲淹说：“夫善国者，莫先育材；育材之方，莫先劝学；劝学之要，莫尚宗经。宗经则道大，道大则才大，才大则功大。”他所谓“慎选举”，就是要改变科举以诗赋、墨义（记诵经书章句）来取士，而代之以重视经书之“大旨”（“理道”）和时局之“策论”。他所谓“敦教育”，就是要在地方普遍建立郡学，“先之以六经，次之以正史，该之以方略，济之以时务，使天下贤俊翕然修之业，以教化为心，趋圣人之门，成王佐之器。”（《范文正公集》卷九）

天圣六年（1028年），范仲淹被授以秘阁校理，这是他进入中央权力机构的第一“进”。当时皇太后垂帘听政，而宋仁宗已18岁。次年，宋仁宗为皇太后祝寿，率百官朝拜于天安殿。范仲淹上疏云：“天子有事亲之道，无为臣之理；有南面之位，无北面之仪。若奉亲于内，以行家人礼可也；今顾与百官同列，亏君体，损主威，不可为后世法。”疏入不报。他又奏“请皇太后还政”，亦不报，遂被贬为河中府（今山西永济县蒲州）通判。这是范仲淹由“庙堂”到“江湖”的第一“退”。

明道二年（1033年），章献太后崩，宋仁宗始亲政。范仲淹被召赴阙，除右司谏，此为他的第二“进”。太后有遗诰，以杨太妃为皇太后，参决国事。范仲淹亟上疏言“太后母号也，未尝因保育而代立者，今一太后崩，又立一太后，天下且疑陛下不可一日无母后之助也”。宋仁宗准其言，免去对杨太妃的“册命”。是年，范仲淹出使江淮一带赈灾，“使还，会郭皇后废，[公]率谏官御史伏阁争，不能得，贬知睦州，又徙苏州”（《范公神道碑铭并序》），这是他的第二“退”。

景祐二年（1035年），范仲淹在苏州奏请立郡学，聘胡瑗为教授。是年冬十月，范仲淹被授尚书礼部员外郎、天章阁待制，召还判国子监，旋又授吏部员外郎，权知开封府，此为他的第三“进”。次年，范仲淹与仁宗论迁都事，略谓洛阳险固，宜以将有朝陵为名，渐营储备，“太平则居东京通济之地，以便天下；急难则居西洛险固之宅，以守中原。”仁宗将迁都事与丞相吕夷简议，吕称范仲淹“迂阔，务名无实”。范仲淹闻之又上四论，即《帝王好尚论》、《选贤任能论》、《近名论》、《推委臣下论》，大抵讥指时政；又献《百官图》，评论朝臣升迁的“迟速次序，曰某为超迁，某为左迁，如是为公，如是为私”，意在批评丞相用人不公。吕夷简大怒，斥范仲淹“越职言事，荐引朋党，离间君臣”。范仲淹遂被罢落职，出知饶州（今江西鄱阳），这是他的第三“退”。《年谱》载：“自公贬而朋党之论起，朝士牵连，出语及公者，皆指为党人。”

庆历三年（1043年），范仲淹与韩琦经略陕甘，抵御西夏，“边上谣曰：军中有一韩，西贼闻之心胆寒；军中有一范，西贼闻之惊破胆。”谏官欧阳修等上疏，言范仲淹“有宰辅才，不宜局在兵府”。仁宗从其请，授范仲淹枢密副使、右谏议大夫，复除参知政事（副宰相）。范仲淹由此进入了中央核心领导层，这也是他最后的第四“进”。当时，范仲淹“每进见，必以太平责之”。仁宗“赐手诏，趣使条天下事，又开天章阁，召见赐坐，授以纸笔，使疏于前”。于是，范仲淹写了《答手诏条陈十事》，“天子方信向仲淹，悉采用之，宜著令者皆以诏书画一颁下，独府兵法，众以为不可而止”（《宋史·范仲淹传》）。这“十事”中的许多内容见诸当时朝廷的政令，史称“庆历新政”即是指此。这“十事”是：一曰“明黜陟”，即严明对文武百官的“磨勘”（考核），根据其政绩实效来决定其升迁或黜贬；二曰“抑侥幸”，即严格限制把官职“赏延”给大臣子弟，“革滥赏，省冗官”；三曰“精贡举”，即把其“慎选举，敦教育”的思想付诸实施，宋代改革科举，在地方普遍建立郡学，并在京师建立太学，推广胡瑗的“苏、湖之法”，自庆历新政始；四曰“择官长”，即前述所谓“举县令，择郡守”，具体措施是由县级以上层层荐举，按“举主”的多少来安排任用的次序；五曰“均公田”，即授予郡县官吏以“职田”，“使其衣食得足，婚嫁丧葬之礼不废，然后可以责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