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阳楼记》的政治文化内涵(3)

《宋史·张载传》记：“张载……少喜谈兵……年二十一岁，以书谒范仲淹，一见知其远器，乃警之曰：‘儒者自有名教可乐，何事于兵！’因劝读《中庸》。”这就是《宋元学案·序录》所谓“高平（范仲淹）一生粹然无疵，而导横渠以入圣人之室，尤为有功”。范仲淹对张载说的“名教可乐”，也就是“瓢思颜子心还乐”的乐；他劝张载读《中庸》，则启示了宋代新儒学注重阐发“心性”理论的发展方向。

程颢和程颐早年受学于周敦颐，程颢曾回忆说：“昔受学于周茂叔，每令寻颜子、仲尼乐处，所乐何事。”（《程氏遗书》卷二上）周敦颐教导二程所寻的“孔颜乐处”，也是“瓢思颜子心还乐”的乐。程颐在早年“闲游太学”，当时胡瑗主持太学，“尝以《颜子所好何学论》试诸生，得先生所试，大惊，即延见，处以学职”（《程氏遗书》附录《伊川先生年谱》）。胡瑗把《颜子所好何学论》作为太学诸生的试题，当亦是受到范仲淹思想的影响。

周敦颐在《通书·志学》篇提出：“志伊尹之所志，学颜子之所学”。伊尹（商初大臣）之所志，即是“外王”的志向；颜子之所学，即是“内圣”的修养。这种“内圣外王”的追求，在宋儒中范仲淹是最先表达者和实践者。

皇祐元年（1049年），范仲淹由邓州徙知杭州。“子弟以公有退志，乘间请治第洛阳，树园圃，以为逸老之地”。范仲淹说：“人茍有道义之乐，形骸可外，况居室乎！”（《年谱》）晚年的范仲淹，迁徙于“江湖之远”，已没有了再进入“庙堂之高”的希望。他在花甲之年，虽然有“退志”，但拒绝子弟为他在洛阳建府第。“道义之乐”的精神，超越了他的“形骸”，他又何须去营建“逸老”的安乐巢呢！

三

《岳阳楼记》中的“进亦忧，退亦忧”，还没有把范仲淹的“故事”讲完。他既然把“忧其民”、“忧其君”作为他的终极关怀，那么，范仲淹临终时可谓“生亦忧，死亦忧”。

皇祐三年（1051年），范仲淹徙知青州（今山东青州）。此时范仲淹已体衰病重，虽然有地方政务缠身，但仍然心忧天下，而且，他所最忧者仍然是吏治的腐败。范仲淹于此年上书云：

比年以来，不知择选，一切以例除之。以一县观一州，一州观一路，一路观天下，率皆如此，其间纵有良吏，百无一二，使天下赋税不得均，狱讼不得平，水旱不得救，盗贼不得除。民既无告诉，必生愁怨。救之之术，莫若守宰得人。若守修政举，则天下自无事矣。（《年谱》）

这里所说的“其间纵有良吏，百无一二”，显然比他在《上执政书》中所说“四方县政如此者十有七八焉”，要更为严重[⑥]。此所以范仲淹在他生命临终之时对吏治问题仍耿耿于怀。

皇祐四年，范仲淹64岁，春正月徙知颍州（今安徽阜阳），在行至他的出生地徐州时病危，夏五月二十日薨。临终有《遗表》云：

臣闻生必尽忠，乃臣节之常守；没犹有恋，盖主恩之难忘。……伏念臣生而遂孤，少乃从学。游心儒术，决知圣道之可行；结绶仕涂，不信贱官之能屈。……预中枢之密，勿曾不获辞；参大政之几微，益难胜责。自念骤膺于宠遇，固当勉副于倚毗。然而，事久弊则人惮于更张，功未验则俗称于迂阔，以进贤授能为树党，以敦本抑末为近名。洎忝二华之行，愈增百种之谤。……君臣之间岂易忘报，但无怛化以竭遗忠，敢惮陈于绪言，庶无负于没齿。伏望陛下调和六气，会聚百祥，上承天心，下徇人欲，明慎刑赏而使之必当，精审号令而期于必行，尊崇贤良，裁抑侥幸，制治于未乱，纳民于大中。（《范文正公集》卷十六）

在这篇《遗表》里，范仲淹回顾了他一生从学入仕、数进数退的经历，特别是痛切地回顾了庆历新政的夭折，以及晚年蒙受的“百种之谤”。“生必尽忠，乃臣节之常守；没犹有恋，盖主恩之难忘”，这是范仲淹由生至死而不忘“忧其君”。他所希望的是君主能够“上承天心，下徇人欲，明慎刑赏而使之必当，精审号令而期于必行，尊崇贤良，裁抑侥幸，制治于未乱，纳民于大中”。可见，范仲淹的“忧其君”最根本的还是“忧其民”，而整饬吏治，“制治于未乱，纳民于大中”则是范仲淹在生死弥留之际最大的遗愿。

值得一提的是，范仲淹在《遗表》里希望君主“上承天心，下徇人欲”，其意义如同古《尚书》所谓“民之所欲，天必从之”，“人（民）欲”在传统思想中本是褒义之词。程颢在熙宁元年（1068年）所上《论王霸劄子》中首开宋明的王霸、理欲、义利之辨，他针对熙宁变法的以“理财”为急务，“前后进说甚多，大要以正心窒欲、求贤育才为先”（《程氏文集》卷十一《明道先生行状》），他所谓“窒欲”就是希望君主克制自己的私欲。然而，在后来宋明理学的演变中，“存天理，灭人欲”成为普遍的教条，其弊端竟至发展为戴震所控诉的“后儒以理杀人”（《戴东原集》卷九《与某书》），这可谓“的异化”。

在《岳阳楼记》中，我们看到了范仲淹“进亦忧，退亦忧”；在他临终所上的《遗表》中，我们看到了范仲淹“生亦忧，死亦忧”。然则范仲淹“忻然”而“不悔”，其一生岂无乐耶？其必曰：吾有“道义之乐”！

注释：

[①] 《范文正公集·年谱》引魏泰《东轩笔录》云：“公与刘某同在长白山醴泉寺僧舍读书，日作粥一器，分为四块，早暮取二块，断薤数茎，入少盐以啗之，如此者三年。”青年毛泽东在1917年《致黎锦熙信》中说：“拟学颜子之箪瓢与范公之画粥，冀可以勉强支持也。”见《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5年版，第90页。

[②] 《年谱》引朱熹编《五朝名臣言行录》所记：“公为参政，与韩、富二枢并命，锐意天下之事，患诸路监司不才，更用杜杞、张温之辈。公取班簿，视不才监司，毎见一人姓名，一笔勾之，以次更易。富公素以丈事公，谓公曰：‘范六丈公则是一笔，焉知一家哭矣。’公曰：‘一家哭，何如一路哭耶！’遂悉罢之。”

[③] 毛泽东在青年时期就十分钦佩范仲淹，其早年《讲堂录》中记：“有办事之人，有传教之人。前如诸葛武侯范希文，后如孔孟朱陆王阳明等是也。宋韩（琦）范（仲淹）并称，清曾（国藩）左（宗堂）并称。然韩左办事之人也，范曾办事而兼传教之人也。”“五代纲维横决，风俗之坏极矣，冯道其代表也。宋兴稍一振，然犹未也。逮范文正出，砥砺廉节，民黎始守纲常而戒于不轨。”见《毛泽东早期文稿》，第591、592页。

[④] 参见《宋元学案·安定学案》。按：胡瑗的“苏、湖之法”即所谓“明体达用之学”，是范仲淹在苏州聘胡瑗为教授，在范仲淹改革思想的下确立的，其向全国推广亦是在范仲淹主持的庆历新政时期。参见李存山《范仲淹与宋代儒学的复兴》，《研究》2003年第10期。

[⑤] 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3页。参见程颐所说：“今之学者有三弊：一溺于文章，二迁于训诂，三惑于异端。苟无此三者，则将何归？必趋于道矣。”（《程氏遗书》卷十八）

[⑥] 欧阳修在景祐三年（1036年）因为范仲淹辩护，亦坐罪，贬为夷陵令。朱熹编《三朝名臣言行录》记欧阳修在夷陵任上，“取架阁陈年公案反复观之，见其枉直乖错，不可胜数。以无为有，以枉为直，违法徇情，灭亲害义，无所不有。且以夷陵荒远褊小尚且如此，天下固可知也。”此可证当时吏治腐败的严重，非范仲淹一人之见。王安石在《祭范颍州文》中称范仲淹为“一世之师”（《王安石全集》卷八十五）。他在嘉祐三年（1058年）写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中认为“方今之急，在于人才而已”，在吏治腐败的情况下，“朝廷每一令下，其意虽善，在位者犹不能推行，使膏泽加于民，而吏辄缘之为奸，以扰百姓”（《王安石全集》卷三十九）。此亦可证当时吏治腐败的严重。但王安石在熙宁变法时改以“理财”为急务，首先推出为朝廷谋利的均输法和青苗法，宋儒的新旧党之争自此始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