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院·读经·文化意识

最近，中国人民大学成立院，并于下学期正式招生。此举引起学界一片哗然，同情者欣喜若狂，不屑者大惊小怪。然而，这一片哗然，在我看来，本身即是怪事。试想，一个，宣扬传承自家的（只要这文化不是魔道），正如一个人对自己的母亲或故乡的记念一样，需要有什么特殊的理由，本是很平常的事，用不着欣喜若狂，更用不着大惊小怪。然事实却与此相反，正所谓世风之变也。

本来，无论是开办国学院还是读经，只要有存在的实感，此存在的实感便是光明正大、顶天立地的理由（伊川先生云：“天地之间，只有一个感与应而已，更有甚事。”《河南程氏遗书》卷十五），无需再在言诠层次上讲因由摆道理。因此，我一般不愿意参入这种言说上的讨论，我只有一个存在的实感，孤怀卓绝，凭着它与圣贤书里的生命精神、人格境界相契接。这不是因由的事，也不是道理的事，这是生命的升进和精神的提撕，此即所谓感与应也。这感与应，我把它叫做文化意识，它是对文化的最高层次的体认，不是一般的摆事实讲道理。摆事实讲道理是外在的、观解的，故对文化而言是第二义的；而文化意识则是内省的、证悟的，故对文化而言则是第一义的。但可惜的是，学界关于国学院或读经问题的讨论多陷在第二义的摆事实讲道理，而不能自拔跃起至第一义的文化意识。这是我本文的因由，但我写本文的基本思路，是由第二义的摆事实讲道理而至第一义的文化意识，此之谓开权显实也。

反对开办国学院或读经的人，其理由笔者在这里简单地列举二条如下：

（1）然而，我却疑惑，因为我无法忽略一个简单的事实，那就是今天的生活和时代有着巨大的差异。差异当然不等于文化的断裂，但是，文化的传承和延续却不能不服从新时代新生活的需要，新的生活新的时代必须有新的文化与之相应。（杨春梅：《读经·祭孔与文化崇拜》，见Confucius2000）

（2）要谈脊梁的话，现代化的制度才是最坚强的脊梁。……显然，这样的及体现这个文化体系的社会制度不加改进，中国的现代化或复兴就会落空。（袁伟时：《评纪宝成校长的“重振国学”论，见“学术批评网”》

上面两段话，都是从外在观解之路，即切就器物层面来看待中国传统文化，若就此而言，则中国传统文化并不具备现代社会的名物度数，自不待言。但对于任何大的文化系统，是不能仅从其名物度数来看的，而须从其根本的文化精神上看。名物度数可以与时俱进，而根本的文化精神则保持相对稳定，之所以如此，乃是因为，物质性的东西因有时空的限制总不免于偏，而精神性的东西因无时空的限制则相对为全。这样一来，要体认一种文化的根本精神，就不能从外在的名物度数去观解，而须从内在的生命精神去省悟。对于中国文化，尤应如此。中国文化中的经典，根本不能视为解释世界或安排现象的言说系统，它的一切努力，皆在把人由物质性的存在提升为精神性的存在，故孟子曰：“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孟子·告子上》）。“求放心”，不是言说中事，乃证悟中事，工夫中事，在证悟、工夫中体认到精神之全。故夫子曰：“吾道一以贯之”（《论语·里仁》），只有精神之全方可称为“一”，若名物度数，则只能称为“多”。但“多”可蕴含在“一”中，所以朱子对此“一”的解释是：“圣人之心，浑然一理，而泛应曲当，用各不同”（《四书集注》）。我则更愿意把这个“一”称为精神性的场域，人正是以此精神性的场域为本，来应对外在的名物度数，此即为合内外之道。若用的话说便是：“其于本也，宏大而辟，深闳而肆，其于宗也，可谓稠适而上遂矣”（《庄子·天下》），也就是说，在这种精神性的场域中，外在的名物度数皆可调适而上遂。因此，中国传统文化所要究竟的根本是一种精神，一种态度，一种境界。它不会与一切有价值的东西相对立，并且是其价值得以全盘展露的最后依据。我不知道许多论者是如何看出中国传统文化反对社会制度的变革的。孔子云：“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论语·为政》），这不是明明承认制度变革的合理性吗？但外在的制度变革究竟要变到哪里去呢？它有没有一个规导性的原则？这是任何制度变革者所必须考虑的问题，最根本的原则便是：制度的变革须符合人性的要求。但要在实际操作中贯彻好这条原则却要作无限的追问。例如，社会制度要保障个人的自由，这是一条基本原则，但过分的个人自由又会带来社会灾难，于是，要贯彻那条原则就必须有另外一条对“自由”进行规导的原则，如此下去，没有穷尽。中国文化一眼就看出了其中的问题，它直接切就人的精神性的场域来解决，即只要仁者心安，制度的变革会沿着正确的轨道运行。故庄子曰：“中国之民，明乎礼义，而陋乎知人心。昔之见我者，进退一成规，一成矩；从容一若龙，一若虎”（《庄子·田子方》）。中国文化从笃实的生命体验中体认到外在的名物度数的限制与胶固，而直接在人自身中开显出一个“宏大而辟，深闳而肆”的虚灵之“本”，给人类以永恒的方向，这又有什么不适应时代的问题呢？譬如网络，它虽然给现代人的生活带来了无穷方便，但网络犯罪也给现代社会带来了极大的危险。对于网络犯罪若止停留在外在的间谍与反间谍的思考模式中，则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似乎永远无法解决。若我们换一种思考方式，截断众流，从外在的名物度数中收束回来，在人自身的精神主体中加以解决，是否更为有效呢？论者或以为，这只不过是“以修身为本”的老生常谈，但老生常谈还得谈，岂不闻一位西方智者说：“我们对这个世界思考得时间越长，就越是肯定要回到柏拉图时代，我们不需要新的，我们只需要有勇气从最古老的至善中生活。”

以上是在摆事实讲道理的层次说出我的主张。但说到摆事实讲道理，我虽然不同意上述反对者所提出的理由，然由于他们都是高级知识分子，因此，他们也不是在打胡说，也都还有一定的道理。若我们仅陷在这样的层次来争论，则似乎永远也论不清，这便是庄子所说的“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庄子·齐物论》），因此，我们要真正解决这种争论，一定要上升到庄子所说的“是以圣人不由，而照之于天” （《庄子·齐物论》）的层次。所谓“照之于天”，即是存在的感与应，由此而形成的对文化的体认，即是文化意识。现在研究文化的人很多，但未必都有笃实的文化意识。那么，文化意识具有什么样的表现呢？从正面来看，是不可言诠的感与应，此即不可说。但文化意识的表现虽从正面不可说，但从负面即什么不是文化意识的表现却可说。在笔者看来，至少有如下二点不是文化意识的表现：即其一、仅凭爱好和兴趣来研究文化；进而其二、以观赏的态度来看待文化。爱好和兴趣是气质的、个性的，是“天之就也，不可学，不可事”（《荀子·性恶》），即人于此完全不能自我作主。由此而来研究文化，除了一点漂浮的爱好和兴趣之外，说不出文化之所以然，他可以由此而成为才子，但并不能由他来传承文化。因为他是以自己的爱好和兴趣为主体，去照射文化的名物度数，既而两相契合，激起他性的观赏，他由此可以获得愉悦，但文化的根本精神却在他轻松的艺术性的观赏中化解丧失了。然对文化的感与应则不同，感与应其间必蕴涵有“通”，即者的“觉”与“悟”，这是义理的省察和精神的感通，是通过内在的修养工夫以后与文化的根本精神的契接。故他对于文化不是轻松的艺术观照，而是严峻的考问，若借用《论语·泰伯》中的话说是如此：“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更进一步说，具有文化意识的人，在现实上可能孤怀独往，但在精神上却可遥契千古圣贤的生命，他在现实上可能一无所有，但他在文化上却可以找得到生命最后的站立点。

总之，对于文化，若有存在的感与应，即文化意识，不但外在的争论可以化解，而且我的这篇文章也成为了多余。关键是：你有没有存在的感与应呢？！你有没有文化意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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