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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曹旅宁著《秦律新探》

2013-08-03 01:18 　　《秦律新探》（以下简称《新探》），曹旅宁著，中国科学出版社2002年12月出版，系《中国社会科学博士文库》中的一种。此书以《睡虎地秦墓竹简》为主，对秦律渊源、秦律特征、秦律的管制、秦律与汉律的关系进行了探讨。尽管如作者所言，“本书不是对秦律的通论，而是若干专题研究的结果”，但实际上此书涉及的问题十分广泛，称之为秦律研究的“小百科全书”，亦不为过。
　　秦律已被运用到极致，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推陈出新，是今后每一个秦律研究者必然面对的问题。而《新探》的作者巧妙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就秦律研究状况而言，每个重大问题都有研究者涉及，但将各个问题组织在一起，对秦律全貌重新进行认识，却无人做过类似工作 。[1]《新探》的每个组成部分如“秦律渊源”、“家族与阶级”、“资源与控制”、“秦律刑罚考”、“秦律与汉律的关系”等，都是大问题。但在“大”的基础上，作者也对 “定杀”、“毒言”、“宫刑”、“公车司马猎律”等许多小问题进行了考证。《新探》是否做到了“大而且精”姑置不论，但确实是“点”、“面”结合的典范。
　　将过去已经研究过的重大问题织织贯穿在一起，仅是研究工作的开始。倘若不能在已有成果的基础上，提出新观点，或者对已有论点进行检讨，这样的著作只能说是成果综述，很难称得上是纯粹的学术研究。《新探》从《公车司马猎律》角度探讨秦律的渊源，对“定杀”、“毒言”的论述，以及对“拔其须眉”、“斩人发结”的考辩，都是前人未曾措意的问题，也是此书的创新性所在。至于有关“葆子”、 “弃市”、“宫刑”、魏律与秦律的关系、后子制度与等问题的论述，则属于作者对以往学术观点的检讨与驳难。也许读者并不同意作者的观点，甚至对作者的论证方式也感到困惑不解，但这些问题的提出，对以后的秦律研究仍不无启发性。
　　读过《新探》，即使没有大的收获，但对了解国内外秦律的研究状况也会有一些帮助。对文献与考古资料的掌握及相关研究成果的了解，是任何一位研究者从事研究必备的条件。可以看出，《新探》的作者做了相当大的努力，去搜求国内外与秦汉有关的文献、考古资料以及今人的研究成果。这体现了作者求真、务实的学风。至于对西方学术成果的利用，可以说是本书的最大特点。此书列举的参考文献，反映出作者对国外社会科学尤其是法、民俗学有相当程度的了解。书中引用的这些成果也许并不能证明作者的观点，有的甚至和论证的观点并无直接联系，但与国外先进的理论相结合，可能是以后中国法制史研究的一个努力方向，否则，很难有大的收获与成效。从这个角度说，《新探》无疑具有一定的示范意义。
　　但是，《新探》仍有值得商榷之处。
　　从事古史研究，提出新观点固然不易，如何组织材料对其进行论证，成为可以让人接受的结论，则更加困难。遗憾的是，《新探》论证不够谨严，提出的新观点也因此大打折扣。以《从秦简〈公车司马猎律〉看秦律的历史渊源》为例：作者认为这是“本书创新点所在”（第13——14页）；其导师及推荐人也认为这一观点颇有新意（见序言及封底）。的确，将此律与秦国田猎纪律联系起来，是一个很新颖也很大胆的想像，但是，由于没有做到合理的论证，这一大胆的想像基本只停留在想像阶段。
　　此文由四部分组成。第一部分“秦律的部落法时代”：作者引周伟洲、蒙文通、许倬云、韩伟、李学勤、黄展岳等学者的观点，说明秦人是戎族，甘肃东部是其发祥地；秦有殉葬证明其文明较周为滞后。最后忽然莫名其妙地说：“由此（指秦有人殉）推论，秦律中多秦国旧法也是有根据的。”（第24页）。即使我们承认人殉是秦国固有习俗，但作者却未举证秦律中亦有人殉规定。如若没有人殉规定，怎么能证明秦律多旧法？而且在长达两千多字的叙述中，我们未看到有关“部落法”的论证，只是引用岑仲勉先生的话，说“秦律便可溯源至秦人建国以前的部落习惯法时代”（第23——24页）。这样，论证的内容与标题脱节，“秦律的部落法”自然无从得到证明。 （科教范文网 Lw.nsEAc.com编辑整理）
　　第二部分“田猎生产中的劳动纪律”：作者开宗明义，说“《公车司马猎律》的雏形最早应是在田猎生产活动中形成的劳动纪律”。为证明这一观点，作者从学的角度出发，征引了有关鄂伦春族及鄂温克族狩猎纪律的研究成果。可能作者也觉得如此立论比较单薄，又引秦简中《田律》有关生产及山林保护的法律规定。不过，这两条律文仍未涉及狩猎。作者又根据汉代田律是关于田猎的规定，而推定秦《田律》也应包括渔猎与农业生产两部分。且不说此种推论是否正确，即使秦《田律》包括渔猎，但两条具体的律文仍与渔猎无关。虽然后面又大段征引王廷洽、闻一多、郭宝钧、杨宽等人有关田猎与军事关系的论述，但却始终未与秦狩猎直接挂钩。所以，作者在论证过程中，既未真正涉及秦的狩猎纪律，也未分析《公车司马猎律》，这样，秦在狩猎中的劳动纪律如何向《公车司马猎律》转化，没有得到反映，所列证据自然无法支撑作者要论证的观点。
　　第三部分“公车司马猎律与石鼓文”：作者说，《公车司马猎律》与《石鼓文》所反映的秦人渔猎情景有密切的关系，接着征引郭沫若有关秦襄公狩猎的研究近500字（尚不含注释）。本以为作者要论述二者的关系，但忽然又引“宫狡士”（狗的者）的律文，并以河北平山出土的战国时代中山国墓中的“北犬”遗骸为证，认为“《公车司马猎律》可上溯到秦襄公时代或更早以前”。又引《史记》有关秦文公狩猎的记载，认为对研究《公车司马猎律》极具意义，但因“史载过于简略”，又征引有关蒙古、满族的研究成果近700字（不含注释），最后作者说：“秦人早期的军事制度的起源自然与此相近。”读后思之再三，才揣摸出作者的观点及证据链，即：秦襄公、秦文公时期有狩猎；秦律中有体型高大的“狡”；战国“北犬”与“狡”相似；《公车司马猎律》与狩猎有关，因此，此律应上溯到秦襄公时代或更早。其实，这个证据链基本不能成立。狩猎纪律转化为法律，可能要经历相当长的过程，秦襄公、文公的狩猎，并不能说明《公车司马猎律》就可以上溯到此时。至于通过一条上距秦襄公三百年的战国中山国“北犬”遗骸论证上述观点，自然更是不着边际。而以蒙古、满族的情况论证秦国的制度，也给人以隔靴骚痒之感，“自然与此相近”的“自然”二字也就勉强之极了。 （科教范文网 Lw.nsEAc.com编辑整理）
　　第四部分“公车司马猎律与大蒐礼”：作者引秦律“分甲以为二甲蒐者，耐”，证明秦有大蒐礼，这没有多大问题。其后征引《周礼》近500字，并对内容进行分类，共13小项，但绝大部分与论述主题无关。其后，作者又不惮繁琐地征引吴荣曾、杨宽有关大蒐礼的观点，大段叙述古希腊时期“议事会”、“人民大会”对重大事务的决定权。而关于《公车司马猎律》几乎未置一辞，其与大蒐礼究竟存在怎样的密切关系，作者亦未加说明。
　　作者最后说：“《公车司马猎律》由最初的生产狩猎纪律再到军事纪律以至成文法的轨迹，应该是十分清晰了。”但是，如上所论，由于在论证过程中，作者没有建立起一条严密紧凑、环环相扣的证据链，整个论证过程似连实断，所引材料和成果与论证的问题关系并不密切，有的甚至与论题无关，自己少得可怜的考证又淹没在他人的学术成果中，因此，给人的最终感觉与作者所说“清晰”恰恰相反，而是证据无力、结构松散、主题模糊。除了这一部分外，其他很多地方都程度不等地存在着类似问题，限于篇幅，兹不具论。
　　就整体而言，《新探》创新性不足。新观点的提出及对已有观点的拓展，均可谓之创新。《新探》确实提出了一些新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