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论鲁迅的文章网(3)
2013-08-18 01:03
导读：换个你们喜欢的）一场革命所能奏效的。 这些话，今天听来像老生常谈，但是第一个出来的人，就是思想家。 毛泽东在冯友兰强调的性、科学性后面再加
换个你们喜欢的）一场革命所能奏效的。
这些话，今天听来像老生常谈，但是第一个出来的人，就是思想家。
毛泽东在冯友兰强调的性、科学性后面再加个阶级性，把中国的新定义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又说鲁迅是这个新文化的“最英勇的旗手”。事实上，鲁迅并没有提倡过什么新文化的“民族”特色。这或许和他的学历有关。鲁迅在三味书屋读的是四书五经，父亲卧病生活困难期间，看的是野史和绍兴的乡土文献，直到十八岁进江南水师学堂。他看来对明清之际的中国本土的启蒙文化（如敝本家唐甄对专制君权的批判）了解不深，对中国文化的内在的叛逆因素认识不足。而身为湖南人的毛泽东，则认真读过前辈乡贤王夫之、曾国藩、胡林翼等人的著作，对旧文化中的新萌芽有所认识。老毛愿意承认，“在‘五四’以前，中国文化战线上的斗争，是资产阶级的新文化和封建阶级的旧文化的斗争。”另一方面，与冯友兰相比，这两位对的理解都很有限。鲁迅译过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序言），毛泽东学过斯宾塞的《学》，他们都接触了西方的近代文化，但是恐怕不知道多少柏拉图和阿奎那，也不了解西方文化从中古到近代的“类型转换”的艰难历程。这两位的革命热情又太高，写文章是为了“载道”，观察文化问题时，自然难以保持使人冷静所必须的距离。冯友兰则坦然承认自己的《新》“不著实际”，如同亚里士多德的《学》，他既不描述也不宣扬一个所谓的理想境界，他只是就现有的各种文化加以寻根究底的分析，探讨它们的共性和特质。正是他的学识和对时代风潮的疏离，使得他的思想，消沉了几乎半个世纪，却更透出睿智的光辉。
今天，在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狂妄和八九民运的躁急后，值得重温的，是冯先生的话：“中国现在最大的需要，还不是在政治上行什么主义，而是在上赶紧使生产化。”毛泽东和鲁迅，就个人才能而言，或许在冯友兰之上；但是，他们对中国近代思想上的关键命题的回答，却远逊于冯友兰。使人深刻，信矣哉，信矣哉！
（转载自http://zw.NSEAC.com科教作文网）
孤 独 的 鲁 迅
·梦 冉·
小时候读鲁迅，一直以为这是一个脚底流血，在坟堆之间呐喊的孤独者，间杂着呼号斥骂，那份悲凉和焦灼，不在有力。而悠悠长长地回响在的长廊。也许是他所处的时代太过黑暗，才会有这样的哲人。
渐渐晓得世事，又觉得他的“圆滑”，为什么如此锋利的鲁迅从没有“割伤”他自己？住口！除非臻于化境，真正的哲人、家、家在创造中是不可能避免牺牲自己。恐怕这正是近代中国缺乏真正的哲人，文学家，艺术家的缘故。毛泽东早已申明鲁迅的功不可灭，确实鲁迅的洞察力和政治上的才华，奠定了鲁迅的地位。
有时候我更敬佩所谓性情中人，比如，千军万马之前，谈笑饮酒毕，一声“冲”身先士卒，义字当头，此等勇将胜过千言万语。然后就死掉，这便叫做勇士？
我曾有一位中文系的朋友，研究鲁迅的时间长了，偶而对我说：“人的潜意识里总有些杀的欲望，骂人会比杀人容易些，也精致些。”当不愿杀别人时那就杀了自己罢，也趁此杀了悲天悯人的孤独和痛苦。鲁迅是聪明人，选择了前者。
乡 愁 的 鲁 迅
·嚎·
记得是去年八月，这里也曾论过鲁迅。在那夏日里，我肯定是无心去论述那些文白夹杂的《阿Ｑ正传》一类的小说的。不为什么，我不喜欢而已。
多年来漂泊异域，童年和家乡越来越遥远了。于是想到了《朝花夕拾》，反复地咀嚼那韵味隽永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据说只有能把回忆文章写到这个样子，方能称大家。那是超一流的文字，还是超一流的情感？
《花花公子》创刊人曾不无忧伤地说过，人与生俱来的是沉重的离乡感。我想鲁迅先生能将这种情感写尽说绝，他该是哲人吧？
（转载自http://zw.nseac.coM科教作文网） 洪宽（飞龙）看重作人的作品，那是人本主义的一首首哀歌。读之恍如进入启蒙时期的法国，可我宁愿将其归入明末小品，都那么空灵，秋水文章不染尘。
在黑暗的时代写出人本主义的哀歌，这自是值得后人尊崇的。但在黑暗的时代写出非理性主义的檄文，则要让今人汗颜了！一篇《文化偏至论》，扬言科学发达使人精神低落，（从今天世纪末的情形看，科学最终未必可以给人类带来好运，而可能导致人类的毁灭，只看看今天满目疮夷的地球就够了。科学令人类对付自然的方法越来越高明，蹂躏自然的速度越来越快。当最后那一刹那到来时，地球依然默默存在，人类却将如恐龙一样再也没有生存的权力。能够看到这一点，本就只有最冷静、最深刻的智者，只看到眼前实利的众生哪里能够理解。――编者按）嗔笑是用群狼议会取代一狼独裁，振聋发聩有若尼采叔本华再世。他弃之如遗的，正是人们将他归入旗手的五四大旗：科学和民主！
我哪天不经意兴许会将鲁迅先生的作品归入魏晋玄学的，他的字迹已然是抄碑得来的功夫，他的文章更充满佛经韵味。隐隐地，幽深，冷峻……
如果我能逐期地评论鲁迅和作人的作品，那我要说，二十年代的鲁迅先生在作人之上；三十年代，也就是洪宽点到的抗战前，我觉得作人似乎强于鲁迅。难道是鲁迅先生受到了瞿秋白的政治影响而偏激了？我想是。
超 人 的 鲁 迅
·方舟子·
毛泽东毕生推崇鲁迅，起初自然是出于政治需要，到了晚年，我看就有些诚心诚意了。他在四十年代对鲁迅的评价，后来成为大陆对鲁迅的盖棺定论：“鲁迅不仅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革命家。”这时候，在他看来，鲁迅首先是个文学家，其次才是思想家、革命家。到了毛泽东最后岁月的一次谈话中，他却说：中国几千年来只出现过两个圣人，古代圣人自然是孔夫子，现代圣人不是我，是鲁迅。既然称之为圣人，那么敬佩的自然是其思想，难怪临死前的毛泽东，双眼已几乎失明，却还在用放大镜阅读那套人民出版社专门为他印刷的大字版《鲁迅全集》；这位在林彪进贡的“四个伟大”称号中只承认“伟大的导师”这顶帽子的一代枭雄，！这时候是不是觉得自己的“雄文四卷”与《鲁迅全集》相比是显得多么渺小，而且会人亡书废，不可能传之久远呢？在网上发言，可以毫无顾忌，读来多么畅快。这才是真正个性化的真正表白。
大学排名 毛泽东心目中的鲁迅思想的价值，大概与我们认识的并不一致。但是，自从一九八一年海内外的鲁迅研究者轰轰烈烈纪念鲁迅诞辰一百周年以来，他们越来越多地把研究重心从鲁迅的文学成就转入其思想价值。在今天，鲁迅首先是作为一个文学家，还是思想家，已经很难说了，所谓“鲁迅的主要贡献就是几篇小说”的说法，不过是无知者的狂言而已。文学的影响是会逐渐消失的，鲁迅思想的价值却可以是永恒。
因此，当八十年代之初，西方现代思潮开始涌入中国渐渐打开的门户，中者以谈论叔本华、尼采为时髦的时候，他们才忽然发现，其实早在七十年前，非理性主义才刚刚开始在西方流行，鲁迅已经努力要把它引进中国了，这就是写于一九零七年，嚎兄最近提到的，备受今日学者重视的《文化偏至论》。
当中国的仁人志士迷惑于西方的船坚炮利、立宪国会，欲以西方文明变法图强的时候，鲁迅却指出西方文明早已产生了“偏至”，这些仁人志士想要引进的“物质”和“众数”〔即民主〕这两样“新文明”，其实正是在西方已经走到了末路的“迁流偏至之物，已陈旧于殊方”，不过是“由旧梦而转入新梦”而已。这在当时是怎样的眼光和胆识！即使是在现在，也是怎样的眼光和胆识！
然而此处的所谓“物质”，指的并不是科学。鲁迅从未反对过科学，在同一年写的《科学史教篇》中，他盛赞科学道：“故科学者，神圣之光，照世界者也，可以遏末流而生感动。时泰，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