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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视徂徕学的发生发展过程，恐怕谁人都不会否认荀学和法家原理所发挥的转捩作用。在本体论的确立问题上，荀学固然扮演过本体“解构”角色，但这种“重建”所必须的“解构”，却无法不使距江户数百年后的中界重新拾起荀子，以为矫正本体论“生态失衡”缺憾的“守衡”道具。人们几乎同时注意到牟宗三的“现代宋明”已给“生活世界”带来了“萎缩”，也几乎同时意识到荀子“转礼为法”的“社会理性法权”“思想在后来儒家中”的“丧失殆尽”，给中国和社会所带来的“可惜”和遗憾。李泽厚、成中英的“荀子肯定论”和“跳出牟宗三那个框子”等呼号，都决不是标新立异的突发奇想和“为赋新诗强说愁”。尤其值得玩味的是，面对日本，成氏的“新新儒家”说和李氏的“儒学第四期”提法，几乎不约而同地都把荀学的重振视为新时期儒家本体论重建的理论前提之一。李泽厚发现，“在中国儒学，不管是朱子学或阳明学，都是‘仁’重于‘礼’，对内在心性的主动塑造和追求远重于对外在规范的严格遵循和顺应”、“日本则不然……所致力的是外在理性的建立、即对行为规范、姿态仪容等礼文细节的坚决确立和严厉执行，而并未去着重内在的塑造，特别是没有致力于各种意念、情欲具体的理性化和‘合理化’即化”（《波斋新说》）。成中英则坦言：“在与日本的对比中，我们受到了嘲弄”（《合外内之道：儒家论》）。这种嘲弄的直接体现，是十八世纪末到十九世纪初，当中国的卢文弓召、王念孙、顾广圻等学者对韩非子做“低调”处理的时候，日本的荻生徂徕、服部元乔、户崎允明、宇佐美惠、河野龙子、小川信成、海盐道记、蒲坂圆、海保青陵等一大批学者，正致力于一场韩非复兴运动（参见小林武：《关于海保青陵的〈国字解上〉——韩非子的影迹》）；而这场运动，在“兰学”“洋学”无丝须介入的情况下又直接和间接地奠定了日本早期近代化的自国基础。中国近代戊戌变法的失败，是否反衬了江户日本的“荀学复兴”思潮、“脱儒入法”运动及由此而创生的“日本近世新法家”在新本体创建问题上所具有的“不破不立”意义呢？所幸，法家原理的“为橘为枳”现象，在今天似已发生了重大的改变。因为当代新儒家“内圣开出新外王”和“返本开新”说之所以最终难以为高速发展和亟需规矩准绳的中国大陆所接受，“儒学四期”、“新新儒家”的理论构想以及“日本近世新法家”的历史事实之所以会引至人们日甚一日的关心，在暴露了理学本体论在“发展论”面前具有重大理论阙失的同时，也提示了法家原理的近代更生，对于理学本体的解构与实学本体的重建所具有的转型意义和当下价值。毕竟，在距离那个时代三百多年后的今天，中国思想界注意到了该问题的重要性，李泽厚的“工具本体”论和余英时的“形而下”关注之所以能在中国大陆引起足够的回响，道理似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