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话语与文化理论网(3)
2013-09-15 01:30
导读：歌、故事在中流通的目的是什么？在所有叙事作品中，为什么其中一部分被加以神圣化？它们同原本并不相容的机构（如大学）发生着怎样的关系？福科敏
歌、故事在中流通的目的是什么？在所有叙事作品中，为什么其中一部分被加以神圣化？它们同原本并不相容的机构（如大学）发生着怎样的关系？福科敏锐地发现，现代的先锋派大多由大学中的教师和学生阅读，先锋文学通过选择权威化和制度的合法化发挥功能，因此，大学在现代先锋文学的和再生产中，既是权力操作者，又是话语的接受者和播撒者。
在强调者死亡、沉默和消隐的同时，福科还指出"文学的不及物性"，即摆脱文学是所有思想交汇点的观点，将文学仅仅看成是现实权力的微型分析结构而己。他不同意西方所认为的文学具有解放和颠覆的功能的说法，而是将文学"非神圣化"，坚持文学并不是真理的言谈或真理的化身，仅赋予文学以非常有限的话语功能。他想弄清楚在文学话语之外的"非文学话语"是怎样通过一系列的运作过程进入到文学领域中去的？两个领域交互时发生了些什么碰撞？什么东西被扬弃消解？某种话语被认作是文学时受到了怎样的修改？这种修改之后的话语为何被认为是文学性的？
福科所向往的"文学批评"，不是去进行价值的评判，而是给一部作品带来阐释性生命。批评激活存在的符号并召唤这些存在的符号，将其从程序编码的秩序中唤醒。批评可能迸发出思想的火花，生产新的思想。批评不仅要与写作者保持相当的距离，而且要对匮乏时代的"过剩话语"和多种"反题"的边缘问题加以梳理，要排斥那些时尚的泡沫和文化制度的权力赘物，而使自己成为一个走向真理的批评者。
无论如何，当代文化或文学批评正在告别那种所谓"总体性"话语，而走向批评的局部化和零散化。它不是折衷主义和经验主义，而是自律的非中心化的理论生产，其有效性并不依赖于既定思想体制权力话语的首肯。所以，在文学批评和文化批评方面，关键不再是理论而是实践，不再是知识而是现实本身，不再是书籍而是权力的压制和对权力的分析揭露。"批评"日益告别了失效的"整体性"神话，而在逃离纯文学话语的"非神圣化"道路上，甚至是在精神的世俗的层面上，带来了新的话语参照系。
三 权力理论与后殖民问题
在八十年代初的一系列的文章和谈话中，福科表现出对后殖义问题的关注。可以说，作为他著作的一种补充，其在这方面谈论的问题同样成为了当代的后殖民主义研究的理论资源。福科在这方面的重要论域有：权力的压迫、知识和权力之间的关系、中央监视点及其权力空间化的问题、权力的凝视（gaze）和被看等，这些都成为了后殖民主义和新主义文化分析的重要思想依据。
理论的迂回范围和权力的分析可以被化解在一些简单的形式中，现实世界随处可见的是压迫性的暴力、专横、封闭、控制、隔离和排斥。所以，当现代文化分析的最底层揭示出来以后，人们无疑都能看到一个关键范式，即"权力-知识-权力"。这一知识权力模式的分析，不仅可以从文学方面、文化方面分析，而且也可以从
国际政治和政治权力方面分析。
福科借用了一个著名的比喻：圆形的"中央监视点"作为权力实施的核心，指明了一个系统原则，即解决了监禁问题的权力监视方面的技术。可以说，"观看系统"是一种创新，可视性为权力简单有效的实施提供了方便。中心权力只有很弱的解决能力，无法对社会机体进行个人化的详尽分析，但是，当这种中心权力话语通过一种凝视（gaze）的方式去监视每个个体的时候，就可以贯彻到个体的身体、姿态与日常行为之中。所以，权力在统治各种不同的人和的时候，也可以像对一个人那样起着直接的作用。于是，文化身份、个体身份的问题突显出来。在这种"全景"的权力技术构成了现代社会的监视体系观念以后，每一个人都变成了监视者，每个民族也变成监视者和自我监视者。
（科教作文网http://zw.NSEaC.com编辑发布）
对时间的重视逐渐转换为对空间的重视，想象的文化监视和凝视空间要求建立的透明度和可视性，不断兴起的看与被看的统治，代表了一种日益现代的监视操作模式，权力可以通过这种简单的模式得以实施，即在一种"集体匿名的凝视"中，人们被看被凝视。现代权力形式如果主要由"看"与"被看"构成，那么就不能容忍它的盲区存在，而是尽可能设定一种渗透诸多领域的方式，即通过透明的达成权力的方式和各种细微权力监视方式，来实现权力的控制和压抑。这种圆形监狱的监视方式延伸出清晰的视觉系统，启示了现代传媒，使之同样具有将一切隐私和秘密完全暴露出来加以清晰地"看"与"被看"的可能性。因此，"凝视"就是一种权力话语，一种意识形态压抑，一种权力摄控的象征。
文化监视体系和监禁体系一样，只需付出很小的代价，甚至只需一种注视的目光和信息的通道就足矣。每个人在监视目光的压抑下，都会逐渐自觉地变成自己的监视者，这样就可以实行"自我监禁"。所以，在现代权力技术中，注视、凝视具有重要的地位。如果将这种微型的权力程序扩张到全社会中，扩张到东西方的权力话语分析中，那么，全社会甚至东西方的权力范围内的权力控制问题，就会得到一种新的阐释。
这种新的权力技巧可以确保权力畅通无阻，从整个社会机体直到社会最小的组织部分，这使得整个社会的大权力体系得以巩固。权力不再是某个人凭借其出身就可以拥有和施行的东西，权力与个人的能力日益分离，这就是"今日权力"的图景。
今日权力体系具有金字塔式的结构，有一个至高点和一个总体性原则，在此之下逐渐呈网络化地向下分部，它们在不同机制的权力中互相交缠扭结，相互运作、相互指涉、相互划界，并在一定程度上保持自身的特定模式，从而构成当代权力的超结构观念。可以说，在"监禁与惩罚"的论述中，福科不仅对现实的空间化权力效应加以描述，而且也提到了城市的想象性"政治"。他的这一圆形监狱形象甚至提供了对于国家机器进行总体描述的某种可能性，它具有一种权力模型的缩影，即微观权力的播撒、网络机器的分析，而又看不到一种中心或焦点对异质的技术或制度的横向统摄。所以，当把握了全部复杂的权力运作方式以后，就可以对区域性的、国家机器的、甚至不同民族国家的文化进行分析。在现实中，权力的实施和分析可能会涉及更多的问题，穿越更细微的管道，而成为传播更广泛权力的复杂工具。
（转载自中国科教评价网http://www.nseac.com）
于是，"国家民族话语"和"个人身份"问题逐渐在福科的研究中被提到。因为个人不是一个被权力抓牢的预先给定的实体，个人及其身份特性是权力关系对身体、欲望、力量施展作用的产物。在局部身份和国家身份冲突问题方面，同样有很多可以探讨的空间和领域。福科认为，对权力话语的知识谱系学分析，通过战略和战术对领土的移置、分裂、分配、控制，以及对区域的组织来加以实行，这样就构成了某种地理
政治学。因此，他打算将自己的下一步工作放在研究要塞、战役、运动、殖民地、领土等历史问题上。可以说，福科后期准备将自己的研究领域进一步扩大，进入更广泛的文化权力的分析中。然而，英年早逝使他终未能完成这一工作。
后殖民主义研究中一个重要问题是跨国问题的研究，其实这一点在福科头脑中也有自己的考虑。1977年福科在与费纳（Lucette Finas）谈话时指出，在一定社会内的势力之间的关系构成了政治，政治是一种普遍的战略，可以用来调节和指引这些关系。如果政治化意味着回到现成的选择和制度，那么为揭示势力关系和权力机制的分析努力，就没有什么价值了。因为面对着巨大的与跨国经济和官僚国家相关连的权力技术，必须反对以新形式出现的政治化。
应该说，对国家民族的解析，个人身份的辨析，权力凝视监视的剖析，以及东冲突和跨国经济的分析，使得福科的理论已不再是一种书斋式的话语，而成为现实且具体的权力话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