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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会士在中国传教的过程中，亦不断地将中国的典籍译成西文，寄回他们的祖国出版。罗明坚就是最早将中国的《经》、《三字经》寄回其国，又将的《大学》译成拉丁文。利玛窦在广东韶关传教期间，将儒家经典《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译为拉丁文，并加以注释，寄回意大利出版。1626年，比利时会士金尼阁把《诗》《书》《易》《礼》《春秋》译为拉丁文，在杭州刊行。利玛窦还将中国的儒教、道教介绍到了西方。在其所著的《中国传教史》中，他将中国的私塾和科举也一并介绍到了西方。利玛窦说，中国“最隆重的学位，是关于学的，考中的人能进身仕途”。而的内容乃：“修订的四部古书，他自写了一部，共有五经”。“除五经之外，又有三位或四位作家的各种道德劝言，收集在一起，称为四书”。
随着对外贸易的发展，中外接触日益增多，书籍及各类产品大量出口。中国文字对海外国家产生了程度不等的影响。有的国家开始使用中国语言与文字。并将中文尊为官方正式文字“上章表则用焉”。广州的“蕃学”专门培养外国留学生。“大观、政和之间，天下大治，四夷向风，广州、泉南请建蕃学，高丽亦遣士就上痒。及其课养有成，于是天子召而廷试焉”。1584年，利玛窦和罗明坚编写了《葡法字典》，运用罗马字拼音方法注解汉字，是为以西文字母拼音汉字之始。1605年，利玛窦在北京著《西字奇迹》，是以拉丁字母拼音汉字之始。金尼阁于1625年著《西儒耳目资》三卷，更系统地运用罗马字母注音汉字的中文字典。不仅便于欧洲人学习，而且对中国汉字拼音也发生了直接和深远的影响。
2． 西学的传入及影响
大规模地传入中国，始于明中叶的天主教。候外庐先生指出：“中国正式接触到所谓‘西学’，应以明末因基督教传入而带来的学术为其端倪”。域外文化的输入，给中华文化带来了异乎寻常的物质精神文明。印度佛教、天和蔗糖技术，西亚伊斯兰教、景教、摩尼教、胡舞、胡乐，和戏曲，拜占庭等。成为构建中华文化的重要资源。日本学者木宫泰彦在谈到唐文化面貌时说：“唐的文化，并不单是汉人的文化，而且夹杂着来自四面八方的外国文化，尤其是夹杂着印度系统和伊朗系统的文化，这是很显著的事实”。陈寅恪先生说：“唐代以异族入主中原，以新兴之精神，强健活泼之血脉，注入于久远而陈腐之文化，故其结果灿烂辉煌。”
宋真宗时，宋朝“纂集大中祥符八年以前朝贡诸国，绘画其冠服，采录其风俗，为《大宋四裔述职图》”。并尤其注重了解海外各国的风土人情、概貌。近代在造船业、工艺美术、、、医学、语言文字、诸方面，亦都不同程度地受到西方学术文化之影响。
16~17世纪，从广州起航的广东海上丝绸之路，经澳门出海至印度果阿到里斯本航线贸易运往欧洲的丝绸、瓷器、漆器等货物，既是精湛的高级消费品，又是优美绝伦的工艺美术品，深受欧洲国家民众的青睐。并促进了17世纪欧洲其他国家陶业的发展。1628~1637年间，荷兰和德国都有了自己的制陶瓷厂，“欧洲的制造品大量采用中国的饰纹，又进而仿效中国的款式”。（参见包乐史《中荷关系史》）当时欧洲出现的绘画“中国热”，即始于中国风格的陶瓷绘画。
传教士利玛窦1600年进入北京时，赠送的天主圣母像和天主像，是最初传入中国的西洋美术作品。罗明坚亦将意大利的美术印刷品在广州公开陈列，吸引了无数中国观众和画家参观。1629年，会士毕方济著《睡画二答》，宣传西洋画及雕版艺术方法。入清以后，耶稣会士利类思、南怀仁、郎世宁等纷纷作画，使西洋画在中国风靡一时。
西洋音乐传入中国，也是以耶稣会士经澳门传入广东伊始的。黄启承在《海上丝绸之路史》中援引王临亨述曰：“澳门夷人……制一木柜，中寘笙、簧数百管，或琴弦数百条，设一机以运之。一人扇其窍，则数百簧皆鸣，一人拔其机，则数百弦皆鼓，且疾徐中律，铿然可听”。利玛窦在北京传教时，将所带的西琴赠给了明神宗皇帝，还特意谱写了《西琴曲意》供以弹之。神宗颇感兴趣。
广东的建筑艺术同样吸取了西方文化所长。广州十三行外国商馆，俗称“洋馆”，是中国大陆出现的第一批“洋楼”。1888年建成的广州天主教石室圣心堂，是全国惟一纯花岗石结构的“哥特式”教堂建筑。体现了典型的法国哥特式建筑风格。建筑格局基本上是法国巴黎圣母院的移植。西方建筑风格的传入，对官方建筑、民间住宅、工厂、商业建筑均产生了影响。如广州沙面集中了数以百计的各类西方建筑，包括领事馆、、洋行、教堂和学校等。这些建筑总体以英式和法式为主，并有哥特式、新古典式、新巴洛克式等。建筑风格迥异，体现了西方各国多种建筑风情。
学和西学传入广东与中国内地，亦是始于耶稣会士在澳门开办西医院。耶稣会卡内罗来澳门传教时，他先在澳门“开设一座医院，不分教内教外之人，一律收容”。这是中国第一所西医院。其所用药皆露汁，是为西医传入中国之始。同时，耶稣会士也纷纷把西医学知识和理论介绍到广东和中国内地。利玛窦《西国记法·原本篇》论及人脑神经，是为神经学传入中国之始。徐光启《灵言蠡勺》二卷，涉论人体结构和生理功能。邓玉涵于1621年抵澳门，在澳门行医，曾解剖日本神父尸体，是为西方医生在中国的首次人体解剖实验。之后，他又与人合著《人身图说》，进一步阐释人体解剖的医学理论。
岭南医学在对外贸易中，获取了大批从外国贩运到广州的“海药”。有些药用植物在岭南被移植成功为“南药”。《唐本草》、孙思邈《千金方》、王焘《外台秘要方》、郑虔《胡本草》、《南海药谱》等医书药典，都记载了不少从外国引进的药材。填补了岭南的某些医术医方的空白。如苏颂《本草图经》记曰：“补骨脂……商广南诸州及波斯国，今岭外山坂间多有之，不及蕃舶者佳。”
广东因其对外贸易的独特地位，成为了西方新式教育影响的最早地区之一，清代外国传教士在广东等地开办了大量教会学校。1834年传教士郭士立夫人在澳门设立中国第一个教会女塾，不久又附设男塾。容闳就曾在该校就读。19世纪30年代，美国传教士裨治文·伊利沙在广东设立女塾，是为教会在中国大陆开办女学之始。鸦片战争后，外国传教士大批涌入广东，办学数量大增。20世纪，教会学校发展迅速，办学层次不断提高。不仅发展，还兴办了。晚清时期，又增设了神学院、医学院等专门学院。大量教会学校的充实到各级官办学堂任教，担任西学教习，成为广东乃至全国各级学校教师的重要来源，从而影响了广东新式学堂的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