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粤海洋商业文化论网

一．粤海洋商业溯源

广东的远古先民早就有从事海上贸易活动的记载。《汉书·志》描述了粤出口船舶：“自合逋、徐闻入海”，“自日南障塞、徐闻、合逋船行”之路线，以及黄支国“入海市明珠、璧琉璃、奇石异物”与蛮夷贾船贸易的盛况。

《后汉书·大秦国传》有大秦“与安息、天竺交市于海中，利有十倍”，应是关于海洋商业文化最早的记载。

唐代《唐元和郡县志》载曰：“汉置左右侯官在徐闻县南七星，积货物于此。备其所求以交易有利，故谚曰：欲拔贫，诣（yi）徐闻”。

唐宋时期,已有不少番商来韩江三角洲从事贸易活动：“任番商列肆而市”。《南澳志》记曰，妈祖庙是宋代来潮的番商首建。当时的番商满载潮洲陶瓷乘槎浮海而去。南宋人赵汝适在其所著《诸蕃志》卷上中，条列了与广东通商的五十七个和地区的名字，它们分布在东亚、东南亚、西亚及非洲等地。

《南史》记载，沿着海上丝绸之路前来中国的各国使者，如林邑（越南）、扶南（柬埔寨）、诃罗陁国（爪哇岛）婆皇（马来半岛）盘盘国（泰国）、中天竺国（中印度）波斯国（伊朗）等国，很多都是先从海路到广州，然后转往京城建康（南京）。

到了清代，与粤进行海上贸易的国家日益增多：东洋有日本、朝鲜；南洋有菲律宾群岛、苏禄群岛、西利伯群岛、马六甲群岛、新加坡、婆罗洲、爪哇、苏们答蜡、马来亚、遢罗、琉球、越南、柬埔塞、缅甸等国；欧洲有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丹麦、瑞典、普鲁士、意大利、俄国等国；美洲有美国、秘鲁、墨西哥等国；印度洋有印度等国。（参见黄启臣《海上丝绸之路史》）

自康熙二十三年（1684）开海贸易之后，“粤东之海，东起潮洲，西尽廉南，南尽琼崖，凡分三路，在在均有出海门户。”当时中外商人进行贸易的口岸遍布广东沿海各地，如：佛山、黄埔、虎门、澳门、汕头、汕尾、潮阳、江门、澄海……粤东澄海自彼时修建起港口，即成为了粤东的通洋总汇和枢纽。呈现出一派对外贸易的繁荣景象。（梁廷枏《粤海关志·口岸一》卷五）

魏源《海国图志》卷79载：道光年间（1821~1830），每年到达广州的外国商船“约在一百余只至二百余只不等”。不仅外国来华贸易的商船增多，也有越来越多的中国商船远航东洋、南洋及欧美等地进行商贸活动。

据日本大庭修《日清贸易概观》中载：开海贸易后，中国前往日本贸易的商船数量大增，康熙二十四年（1685）85艘，二十五年102艘，二十六年115艘，二十七年，增至193艘，随船到日本贸易的中国商人达到9128人次。西人，18世纪50~70年代，每年至少有37艘广东商船来往于广东和东南亚各地。大量的葡萄牙船只也往来于广东与巴达维亚之间，1718~1738年，从澳门到巴达维亚的葡萄牙船只就达120艘。

海上商贸的繁荣，使广东与世界连为一体。光绪《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大清会典事例》记载，从康熙六十一年至道光二十年（1722~1840），由遢罗、越南、菲律宾、缅甸、新加坡等国运到广东贸易的有米、石、象牙、沉香、槟榔、砂仁、苏木、铅、锡、珀、玉、棉花、燕窝、玳瑁、打火石、水牛皮、欧洲羽缎、毛织品、粗哔叽、印花布、胡椒、鹿茸、鱼肚、鸦片等。欧美各国输入的商品则有各种香料、玻璃器皿、银圆、珊瑚、玛瑙、洋参等。在广东的中西贸易中，茶叶、丝绸和陶器畅销欧美市场。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显示，从康熙三十九年（1700）至道光十年（1830）的130年中，仅广州一口净输入的白银总量约在9000万镑至1亿英镑左右。同时进出口的货物也种类繁多，从广东输往欧美的商品除了茶叶、丝绸和陶器之外，还有土布、麝香、明矾、铜、水银、甘草、生锌、大黄、桂子、冰糖、姜黄、樟脑、绸缎、丝绒等。同时，南洋各国经广州输入中国的商品亦种类繁多、数量可观。

二．近代粤海洋商业文化形态

康熙年代，开海贸易后，广东开放给中外商人进行贸易的口岸几乎遍布广东沿海各地，共有七个总关口，下又设六十多个小关口，如：佛山、黄埔、虎门、市桥口、澳门总口、乌坎总口、汕尾口、庵埠口、双溪口、汕头口、潮阳口、江门口、海门口、澄海口、海安总口、梅箓总口、雷洲口、赤坎口、海口总口等。（参见梁廷枏《粤海关志·税则四》）其中粤东澄海在清代已成为海洋总汇和枢纽。这里呈现出一派对外贸易的繁荣景象。

粤东门户潮州，海外在隋代已有一定基础。大业四年（608年），陈棱、张镇周经略流球，就是以潮州为基础的。唐代潮州已发展成“岭南大郡”，是粤东最大城市。宋代除了广州是第一大港之外，粤东的潮州也是一个航船出入的港口。《宋史·三佛齐传》载：“潮州言，三佛齐国蕃商李甫海，乘泊船载香、犀角、象牙至海口，会风势不便，飘船六十日至潮州，其香药悉送广州”。当时潮州的港口是凤岭港，此港有“粤东襟喉，潮州门户”之称。

明代粤东的海外贸易活动则以南澳为中心。此地为南北商船上下必经之地，各国番船多停泊此地进行互市活动。每年四五月间，各地海商便聚集这里，进行互市贸易。每当三四月东南风起，在南澳的商船即纠集出航，由南澳入闵，越过洋面，由外域而上，入浙江等地贸易；八九月西北风盛，又满载江浙丝织品与棉织品，扬帆顺风而下，返回南澳与本地的海外商人贸易，或由南澳远航东南亚贸易，潮洲商人往来南北，获利甚巨。

粤西沿海地扼交广海路，是中外商船往来的必经之地，商业活动非常活跃。如雷州往西“通安南诸蕃国路”，往东“泛海通恩州并淮浙、福建等”。人殷物阜，商旅频繁。本文将进一步从海洋商业贸易与海外移民贸易这两种方式探讨近代粤海洋商业文化形态。

1．海洋商业贸易形态

◇官方商贸

中国的“海上丝绸之路”兴起形成于西汉初期。武帝建元六年（前135年），番阳令唐蒙奉王恢之命出使南越。唐蒙从吃蜀产的枸酱中得知“南越以财物役属夜郎”的岭南贸易情况：“建元六年……恢因兵威而使番阳令唐蒙风哓南越，南粤食蒙蜀枸酱。蒙问所以来，曰‘道西北牂牁江，汇广数里，出番禺城下。’蒙为至长安，问蜀贾人，独蜀枸酱，多持窃出市夜郎。夜郎者，临牂牁江，汇广百余步，足以行船” （《西南夷两粤朝鲜传》，《汉书》卷九十五）

李吉甫《元和郡县志》亦记载了汉代官商外贸的情况：“汉置左右侯官，在县南七里，积货物于此，备其所求，与交易，有利。故曰‘欲拔贫，诣徐闻’。”

当地考古发现，古合浦郡（包括徐闻、高凉、合浦、临允、朱卢五县）的合浦县东、西南侧，约有汉墓五千座，它们距离现在海岸5~20公里不等。已出土的随葬品中也不乏舶来品或与之有关的遗物。合浦、徐闻、番禺皆被认为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西汉时，从合浦起航出海沿北部湾西行，可到占城、遢罗（泰国）、真腊（柬埔寨）、爪哇、满剌加、三佛齐（印度尼西亚婆罗洲）直至波斯湾沿岸。这些成批出土的舶来品亦应与官商贸易相关。

东晋南朝时期，外国银币即在广东境内流通。八十年代中期，粤西考古发现了一个窑藏陶罐，内装全部是金银器物，其中波斯银币二十枚，这二十枚银币和其他物品都是波斯萨珊王朝伊卜尔三世至卑路斯时（383~484年）的制品。专家认为白银已成为当地主要流通货币，岭南是不同于全国其他地区的特别用银区。

唐人杜佑称隋代广州与国内荆、扬、益、越等大城市“运漕商旅往来不绝”。李吉甫谓：“炀帝开通济渠，自扬、益、湘，南至交、广、闵中等州，公家运漕，私行商旅，舳舻相继”。唐朝从中央到地方建立了专职或相关涉外职能机构，形成自上而下完善的外交、外贸体系。并制定了若干涉外法令法规、保护外侨、外商的利益。如武德七年（624年）颁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