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民族与文学理论(2)
2013-09-30 02:31
导读：一个所谓的“西方”。从声光化电、奇技淫巧、船坚炮利到发达的现代化国家, 西方的形象逐渐定型。驼鸟政策走到了尽头之后, “师夷长技以制夷”是一
一个所谓的“西方”。从声光化电、奇技淫巧、船坚炮利到发达的现代化国家, 西方的形象逐渐定型。驼鸟政策走到了尽头之后, “师夷长技以制夷”是一个合理的调节。因此, 现代性话语之中大量的西方概念并没有产生严重的危机。正如王国维在《论新学语之输入》一文中所言: “虽在闭关独立之时代犹不得不造新名, 况西洋之学术骏骏而入中国, 则言语之不足用固自然之势也。”尽管王国维对于严复的不无微辞, 他还是在《论近年之学术界》中描述了《天演论》出现之后的一时盛况: “侯官严氏所译之赫胥黎《天演论》出,一新世人之耳目, 比之佛典, 其殆摄摩腾之《四十二章经》乎? 嗣是之后, ‘达尔文’、‘斯宾塞’之名, 腾于众人之口; ‘物竞天择’之语, 见于通俗之文”⑥。到了五四新运动之后, 理论家对于西方概念已经司空见惯。这些概念开始从各个方面主宰人们对于中国未来的感觉、形容和表述⑦。
近现代以来, 理论开始加盟现代性话语,并且成为其中的一个小小部落。这是中国文学理论史上一个相当彻底的迁徙。这时, 文学理论的义务不是一般地阐释文学的内涵, 而且还要发现或者论证文学与现代性的关系。这个意义上, 个人主义,自我, 启蒙, 国家与革命, 意识形态, 现实主义,大众, 人民性, 阶级, 主体, 文化——诸如此类与现代性话语有关的概念术语涌入文学理论, 相继成为论述文学的关键词。为了容纳这些概念术语, 有效地与西方对话, 文学理论不得不改变了传统的表述形式, 加大分析、思辨和抽象推导的分量。理论体系逐渐成为常规形态。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 这是文学理论进入现代性话语的标志。也就是在这个时刻, 理论迅速地衰竭了。
通常认为, 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拥有两千多年的; 现今的不少理论家倾向于认为, 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存在一个潜在体系, 其中包括了宇宙、自然、、历史以及文学的基本解释。尽管用简单的几句话概括这个体系相当危险, 但是, 人们还是可以将“诗言志”视为一个富有代表性的命题。这个开创性的命题提出之后, “志”逐渐演变成为学说的一个重要范畴。“在心为志, 发言为诗”。从献诗陈志, 赋诗言志到“思无邪”、“温柔敦厚”、“发乎情, 止乎礼义”, 儒家经典的很大一部分即是对于“志”的规范。《毛诗序》云: “先王以是经夫妇, 成孝敬, 厚人伦, 美教化, 移风俗”。这与唐宋古文运动的“文以明道”、“文以载道”遥相呼应。当然,“诗缘情”也在这个体系中占据一个重要位置——《文赋》曰“诗缘情而绮靡”。《沧浪诗话》断言: “诗者, 吟咏情性也。”这似乎带有更多浪漫主义式的内心抒发。由于庄禅思想的影响, 不少诗人的内心体验玄妙难言, 品味精微。意境、滋味、炼字炼句均是这个命题的派生物。然而, 在许多正统的理论家看来, 如果“诗缘情”不是归属于“诗言志”, 那么, 各种佳辞妙句不过是雕虫小技而已。文章不是游荡于青楼的落魄文人搬弄是非的游戏, 文章乃“经国之大业, 不朽之盛事”。“诗缘情”无法企及这个伟业。因此, “诗言志”或者“文以载道”始终是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正宗, 并且与宇宙、自然、社会、历史的解释相互阐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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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性话语的迅猛冲击导致儒家经典的溃决。现代社会如同一个庞然大物生硬地塞入中国知识分子的视野,“志”或者“道”所依存的理论系统突然丧失了阐释能力。特别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倡导的“科学”精神崛起之后, 新的宇宙观、社会观赫然登场。儒家经典无法继续对现实的重大问题发言,也无法给文学定位。这是中国古代文学理论衰落的主要原因。洋枪洋炮面前, 平平仄仄的工稳对仗又有什么用? 蒸汽机、铁道和远洋轮船正在架设一个新的空间, “文以气为主”或者“羚羊挂角, 无迹可求”又证明了什么? 大机器生产驱走了诸如枯藤、落叶、斜峰夕阳、孤舟野渡这些文明的意象, 空灵悠远的小令和一唱三叹的古风嵌不进钢铁世界。文学还能做些什么? 新文学在崛起吗? 文学理论不能不感到惶惑。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以诗学、词学、文章学为主体, 这些知识处理不了现代性话语之中隐含的一系列复杂内涵。
理论的无能甚至引起了更为严厉的质疑: 文学理论是否有必要存在? 战乱频仍, 危机四伏, 国恨家愁, 广袤的大地甚至已经搁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 然而, 一些人还在那里研究吟风弄月、模山范水的文字, 这究竟有什么用⑧ ? 释除这种质疑的唯一办法是, 重新证明文学理论具有不可代替的分量。换言之, 文学理论的意义是重新发现文学与民族国家的关系; 更为具体地说, 发现文学对于大众觉悟所具有的意义。梁启超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即是在这个时刻应声而出。梁启超指出, “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他描述了小说的“熏、浸、刺、提”四种撼动人们意志的力量, 得出了“可爱哉小说! 可畏哉小说”的结论。因此,“今日欲改良群治, 必自小说界革命始; 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⑨。这不仅是“兴、观、群、怨”之说的复活, 同时, 这是文学理论的历史性新生。梁启超证明, 文学提供的悲欢不是一己之情,文学产生的美感可以成为强大的社会动员。文学是一柄双刃剑, 可能是封闭社会的保守意识形态, 也可能是改革社会的利器。因此, 文学理论的使命即是, 把文学改造成现代社会的呐喊者。梁启超视“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 这同时表明了文学理论向叙事文类的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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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推崇小说, 无疑是以西方文学的社会声望为蓝本。他在《译印小说序》中告诉人们:“在昔欧洲各国变革之始, 其魁儒硕学, 仁人志士,往往以其身之所经历, 及胸中所怀, 政治之议论,一寄之于小说。⋯⋯往往每一书出, 而全国之议论为之一变”⑩。当时, 这是一种相当普遍的论证方式。无庸置疑, 西方已经成为现代性的成功范例。西方中心主义是地缘政治运作的产物, 西方的引路人形象本身就是现代性话语的内在前提。酒井直树清晰地揭示了现代性话语的“主要组织装置”: “从历史的角度看, ‘现代性’基本上是与它的历史先行者对立而言的; 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看, 它与非现代, 或者更具体地说, 与非西方相对照”。“它排除了前现代西方与现代的非西方的同时共存之可能性”11 。这种排除的后果是压抑各个民族的独立精神创造, 从而将西方价值观念确立为各民族普遍遵从的标准——当然包括文学理论。然而, 至少在当时, 以维新为使命的理论家并未意识到这是一个问题。可以从《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之中看到,五四新文学运动的许多著名
均毫无芥蒂地追随西方。这些知识分子已经形成共识: 追随西方即是民族自强的当务之急。西方的意义甚至无须论证。在胡适、陈独秀、刘半农、周作人、蔡元培、钱玄同等人那里, 这已经成为论述之中自然而然的修辞。
当然, 并非没有人为本土的民族而担忧。从“中学为体, 西学为用”、“学衡派”到“新儒家”、“寻根文学”, 顽强地维护本土的民族传统文化始终是一脉不绝的声音。然而, 现代性话语的声势如此强大, 以至于传统文化的守护者同样惧怕被现代性所抛弃。他们的发言常常流露出矛盾的心情, 他们不得不把传统文化的挚爱压缩为一个曲折的主题: 这些传统文化是现代性的可贵资源, 可以巧妙地“转换”为有用的素材。儒家文化对于亚洲的贡献是不少人津津乐道的著名例证。可是,正如马泰•卡林内斯库在《现代性的五副面孔》之中指出的那样: “区分古代和现代似乎总隐含论辩意味, 或者是一种冲突原则”; 现代性话语的“最深层使命”是“追随其与生俱来的通过断裂与危机来创造的意识”12。现代性话语强调的是前现代社会与现代性之间的非连续性。因此, 更多的时候,现代性话语制造的典型姿态常常占了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