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民族与文学理论(5)
2013-09-30 02:31
导读：结束。令人不安的是, 预想的安宁与和睦并未来临。刚刚从美国政府之中抽身而出的亨廷顿教授把硝烟引向了另一个领域, “文明冲突论”不胫而走。如果
结束。令人不安的是, 预想的安宁与和睦并未来临。刚刚从美国政府之中抽身而出的亨廷顿教授把硝烟引向了另一个领域, “文明冲突论”不胫而走。如果文明、伊斯兰文明是西方文明的未来敌手, 那么, 另一场旷日持久的抗衡和最后的对决都是不可避免的。这个意义上, 后革命时代的角逐早早地拉开了序幕。拥有、屈原、唐诗宋词的古老文明怎么能被麦当劳、好莱坞、NBA 之流美国时尚所吞并? 人们意识到了问题的严峻。相对于国家之间的体制分歧, 承担文化的主体是。民族的轮廓开始从的波涛之中现身。
如果说, 亨廷顿的文化挑衅是一个短暂的突发事件, 那么,“全球化”的概念无疑是一个正式的理论表述。由于互相依存的网络系统覆盖了全球,一个地域性的局部事变可以及时地放射到全球——尽管“全球化”的内涵并不复杂, 但是, 许多理论家都在深谋远虑地盘算全球化的多重后果。显然,全球化概念与现代性话语的遭遇必将形成一个理论漩涡。按照约翰•汤姆林森所赞同的观点, 全球化即是现代性的一个后果。现代性话语之中的霸权会不会因为全球化而得到进一步的放大? 汤姆林森不以为然。在他看来,“全球现代性的到位”与西方某些民族国家的文化主导之间不存在必然的联系。他甚至不惮于提倡某种“宽厚的普遍主义”:“我这里所说的‘宽厚的普遍主义’, 是指这样一种意识: 可能存在着某种同感的( consensual) 价值观, 它是在这个的基础上建构起来的”29。
这并非无稽之谈。这代表了一批西方理论家考察这个历史事变的基调: 善意和乐观是他们进入全球化和现代性话语的常见表情。这显然与他们置身的强势文化密切相关。他们体验不到“后发”现代性国家深入骨髓的危机感和莫名焦虑。全球化并不是对所有的民族国家普降甘霖。一些弱小的民族国家必须以后来者的身份竭力开拓出自己的可怜位置。这些民族国家的知识分子对于种种“普遍主义”的名义充满戒意, 而且往往首选抵抗的策略。从普遍性之中提取特殊性的独异, 或者, 在特殊性之中发现普遍性的因素, 这永远是同一个问题的两
（科教作文网http://zw.ΝsΕac.cOM编辑） 面。至少在目前, 弱小的民族国家更为重视问题的第一个面。许多时候, “普遍主义”的口号相当诱人; 抽象的意义上, 这些口号时常闪烁出理想的光芒。可是, 追溯它们的历史形成以及具体内容, 这些口号往往以强势文化为主体, 并且不知不觉地吞噬种种异质文化, 或者贬之为愚昧的低级文明。
理论时常复制这个模式。某种意义上, 文学理论的阐释最终涉及到一个民族想象领导权的控制; 因此, 西方文学理论的统治令人反感。耐人寻味的是, 中国的文学理论并不是一开始就拒绝普遍主义的诱惑。许多人援引钱钟书《谈艺录•序》的一句话拥戴普遍主义的文学研究视野: “东海西海,攸同, 南学北学, 道术未裂”30, 不少理论家期待出现一部理想的文学理论读本, 这里全面汇聚了各个民族文学理论的精华。中国的理论将会贡献出一些原创性的范畴和命题, 从而在这一幅巨大的理论拼图之中留下不可磨灭的痕迹。这是最容易想象的普遍主义图案。然而, 这种文化大同迄今没有出现。相反, 人们更多地察觉民族差异导致的文化不平等。并不是所有的民族都能发出声音。强大的民族利用文化资本等一系列手段有效地操纵学术资源、出版机构、教学体制、传媒、, 引荐、褒扬和扩展自己的理论, 并且有意无意地挤垮或者封杀竞争者。更为深刻的是, 西方的文学理论甚至设定了不可逾越的思想囚牢, 生硬地拘禁了弱小民族的理论活力。西方文学理论的隐蔽主宰暗示了普遍主义隐藏的危险。
反抗西方文学理论的隐蔽主宰意味了反抗西方的文化霸权。这种反抗似曾相识, 只不过反抗的主题已经从帝国主义的政治压迫、压迫和军事压迫改变为文化符号的压迫。这个意义上, 民族文化认同替代了阶级认同。
（科教作文网http://zw.NSEaC.com编辑发布） 重新纳入民族国家的表述时, 文学理论不得不卷入民族主义和现代性话语派生的多重关系, 成为后殖民文化的一个复杂案例。清理这些关系的时候, 我想提到如下几个重要的原则——
六
首先必须肯定的是, 文学理论企图加入谈论现代性的对话。换言之, 种种争辩或者论证必须在现代性话语的平台上展开。现代性是困难所在, 也是意义所在。倡导“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时, 林毓生赞同选择性地改造31 。显然, 这是以现代性为依据的选择; 另一方面, 种种源于西方文化的观念也将接受相同的甄别。操持后殖民理论的射手没有理由一律将后者列为打击目标。某种程度上, 正如徐贲所言, 致力于批判西方现代性的后殖民理论即是这种现代观念的受惠者———公民的平等观念已经到了允许讨论少数族裔的文化和权益问题的水平32。
登上现代性话语的平台, 打破西方对于现代性话语的垄断权, 中国才能避免历史局外人的角色。酒井直树指出: “在西方不断地辩证式地重新肯定和重新中心化的过程中, 东方作为失败的自我意识, 而西方则作为一种自信的自我意识而存在; 东方也是西方在构成有识主体(knowingsubject) 的过程中所需要的对象。因此, 东方被要求提供无穷无尽的一系列奇怪异常的东西。通过这些东西, 我们的东西的熟悉性被含蓄地确认了。关于东方事物的知识, 是依照西方与他体—客体(other - object) 之间存在的权力关系而形成的”33。不再扮演“被看”, 不再扮演异域风情的提供者, 这仅仅退出西方设定的: 积极发展独特的现代性主题, 这才是作为对话的主角重新进入的基本条件。
第二, “本土”的确是文学理论的追求之一。文学理论必须恢复民族的自我叙述能力。但是, 人们没有理由先验地把理论指定为“本土”的唯一代表。如同福柯所指出的那样这种指定的背后显然存在起源神话的蛊惑。起源神话认为,事物的精确本质、不变的形式或者纯粹的同一性存在于它的源头, 存在于
的第一天, 存在于刚刚脱离造物主之手的时刻34。因此, 本土或者民族总是指向古代, 指向文化传统。只有一个连续的、纯粹的、始终如一的民族主体才可能和西方文化抗衡, 文化源流的考证时常被作为最为有效的手段。这种想象有效地甩下了20 世纪之后遭受西方骚扰的文学理论, 然而, 哪些古人有资格担当偶象? 考虑到佛教的影响, 魏晋、唐宋的文学理论业已丧失了“本土”的纯洁35; 如果按照起源神话的逻辑,至少必须追溯到甲骨文文献。这当然是历史, 可是, 这是“本土”文学理论的范本吗?
本文来自中国科教评价网 法侬曾经指出, 为了抵抗西方文化的吞噬, 本土知识分子迫切地回溯辉煌的民族文化, 这是向殖民谎言开战的需要——殖义者往往宣称, 一旦他们离开, 土著人立刻就会跌回野蛮的境地; 但是, 法侬同时指出,“本土知识分子迟早会意识到,民族的存在不是通过民族文化来证明的, 相反, 人民反抗侵略者的战斗实实在在地证明了民族的存在”36。也许, 这涉及人们对于民族文化的解释。“文化”是一个有名的含混概念。尽管如此, 人们仍然可以发现, 这个概念保持了两重基本向度: 一重指向过去, 这种文化的内容由传统的经典构成;一重指向当下或者未来, 存在于社会制度与日常行为之中——后者是雷蒙•威廉斯以及其他伯明翰学派理论家的理解, 也是他们的研究对象37。如果后者不仅是一个更有活力的领域, 而且是“本土”的真实写照, 那么, 为什么不能是文学理论代表民族文化发言的基础呢?
第三, 现在, 可以简单地将这个领域命名为“中国经验”。这是一个真实存在的文化空间和心理空间, 并且从晚清以来延续了一个多世纪。这个空间已经内在地包含了传统的维度。传统从许多方面植入中国经验, 形成种种文化神经。从、风俗礼仪、到风格、饮食习惯, 传统从来没有也不可能彻底消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