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民族与文学理论(3)
2013-09-30 02:31
导读：风: 抛弃传统的辎重而义无反顾地投身于现代生活——这种“现代生活”通常已经暗中得到 的示范。的确, 萨义德曾经对这种“高高在上的西方意识”表示
风: 抛弃传统的辎重而义无反顾地投身于现代生活——这种“现代生活”通常已经暗中得到的示范。的确, 萨义德曾经对这种“高高在上的西方意识”表示了愤怒: “欧洲文化的核心正是那种使这一文化在欧洲内和欧洲外都获得霸权地位的东西——认为欧洲和文化优越于所有非欧洲的民族和文化。”13然而, 必须看到的是, 这种“西方意识”已经不再依赖刺刀的强制推行, 甚至不再是一种诱骗的圈套, 而是“东方”业已自愿接收和承认的现代性想象。这时, 萨义德对于西方的愤怒有些焦点模糊——因为这才是民族的丧失基础的真正原因。
三
用“断裂”形容中国理论的现代转向并非夸大其辞。无论是知识的形态还是概念、范畴、命题,《毛诗序》、《文赋》、《文心雕龙》、《艺概》以及一系列诗话、词话为代表的理论与现今的各种“文学概论”存在很大的距离。至少可以说, 中国文学理论的突变程度并不亚于现代诗或者现代小说。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多半重妙悟而轻思辩。直观体察, 印象评点, 有感辄录, 三言两语,吉光片羽, 一得之见, 不屑长篇大论, 不可与不知者道也; 相反, 现今的“文学概论”架构复杂, 体系俨然, 众多命题背后隐藏了严密的之链。如此巨大的跨度为什么可能在短时期之内迅速完成?
五四新文学运动同时是对于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猛烈颠覆。胡适提出“文学改良”的“八事”与陈独秀文学革命的“三大主义”无疑是一个激烈的开端。然而, 从揭竿而起的叛逆呼啸到新的理论模式确立, 新锐的勇气只能支持一时, 强大的知识后援才是稳固的理论基础。这个意义上, 现代性话语始终是中国文学理论的突变赖以完成的背景。
如果说, 一套专业的概念术语是一个学科的重要标志, 那么, 文学理论的一大批概念术语迅速转换显示了现代转向的激烈程度。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概念系统拥有悠久的积累: 温柔敦厚, 思无邪, 意象, 兴象, 文与质, 志, 道, 气, 赋, 比,兴, 风骨, 韵味, 滋味, 象外之象, 境, 趣, 格调, 性灵, 天籁, 形与神, 巧与拙, 虚与实, 情与景, 自然天成, 古与今, 美刺, 兴寄, 知人论世,以意逆志, 如此等等。这些概念组成了先秦以来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繁衍的生态。令人惊奇的是, 大约二三十年的时间, 这一套概念大面积地消失了。另一批文学理论概念全面地取而代之。时代, 国民性, , 意识形态, 文学批评, 思想, 风格, 古典主义, 现实主义, 浪漫主义, 个性, 内容, 形式, 题材, 主题, 游戏说, 劳动说, 大众, 人民性, 党性, 基础, 上层, , 典型, 个性与共性, 个别与一般, 偶然与必然, 作品, 现实, 文本, 叙事, 抒情, 民族性, 人道主义, 人性, 美感, 真实性, 虚构, 想象, 结构, 无意识……尽管其中的某些概念存在了互译的可能, 但是, 这并不能改变一个事实: 两套概念分别拥有各自的理论根系。自然的磨损或者少数理论家的思想探索无法解释如此大面积的转换——这一切毋宁说暗示了知识范式的转换。按照托马斯一库恩的著名观点, 特定的科学共同体通常接受某一个范式的统辖。范式“暗暗规定了一个研究领域的合理问题和方法”14。可以看出, 文学理论的范式转换是完成现代性话语结构的一个组成部分。就同杜书瀛在《中国20 世纪文艺学学术史》的《序论》之中所说的那样:
（科教论文网 lw.NsEac.com编辑整理） 由“诗文评”向现代文艺学的转换是中国近一二百年来整个由“传统”的经济社会向“现代”的经济社会转换过程的一部分, 是整个中国、经济、文化、思想现代化过程的一个有机组成因素。当古典文论中大力宣扬“文以载道”, 大谈“义理”、“考据”、“词章”、“经济”的关系等等时, 它从基础、价值取向、思维方式、治学方法……到命题、范畴、概念、术语⋯⋯, 以及它所使用的一整套语码, 都属于中国“传统”的农业经济社会精神文化范畴, 是“古典”思想的一个组成因子。但是, 到了梁启超谈“欲新民必先新小说”, 王国维谈《红楼梦》的悲剧意义时, 文论就开始跨进新时代的门槛了, 它们逐渐变成了现代精神文化的因子了。到了后来的胡适、陈独秀、鲁迅、周作人, 再后来的朱光潜、周扬、蔡仪、胡风等等, 虽然理论倾向可能不同, 但都是“现代”的了, 他们的理论思想和做学问的学术范型, 是现代精神文化的因子了15。
第二套概念术语绝大部分源于, 这显然源于“西方”在现代性话语之中的优先地位。不仅如此,“西方”甚至提供了知识形态的楷模, 例如理论“体系”问题。尽管精通西方文化的钱钟书公然表示不屑所谓的“体系”16, 但是, 迄今许多人依然把“体系”的庞大与完备视为西方理论家的特殊能耐。诚如钱钟书所言, 过时的“体系”远不如精采的思想片断; 然而, “体系”依然是现今理论的内在诉求。其实, 与其追溯西方理论家擅长组织“体系”的传统, 不如考察现代性话语如何维护和支持这种传统。现代性话语包含了一套社会、历史的解释; 文学理论被纳入现代社会科学知识的整体, 并且与各个学科互动。因此, 文学的阐释时常与
哲学、、学、学、
历史学或者道德联系起来, 相互衡量各自的位置。这即是“文学概论”不得不形成体系的重要原因。相当长的时间里, 人们并没有将“体系”作为西方文化的产物予以抵制; 很大意义上, 现代性话语的威信压抑了民族自尊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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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理论的知识形态很大程度上得到了大学制度的肯定——大学显然是现代性话语的另一个产物。1902 年,《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设立“文学科”, 分为七门: 经学, 史学, , 诸子学, 掌故学, 词章学, 外国语言文字学——文学知识仍为传统的“词章之学”; 1903 年, 修正之后的《奏定大学堂章程》重新公布, “文学科”包含了九门。“文学研究法”从属于“中国文学门科目”。根据科目略解,“文学研究法”内容庞杂。尽管其中包括文学与、世界考古、外交等关系, 但是, 音韵、训诂、词章、修辞、文体、文法等课程显示,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仍然充任主角17 。到了20 世纪20 年代初, 北京大学正式开设“文学概论”。大约相近的时间, 梅光迪也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相同的课程, 并直接采用温采斯特的《文学评论之原理》为教材18。20 年代之后, 各种版本的“文学概论”纷至沓来, 大约有四五十种之多。这些“文学概论”多半充任教科书使用, 它们的基本体例至今沿用。这意味着文学理论开始以一个学科的面目出现, 并且逐步建立规训(discipline) 制度。一套评价、审核、奖惩的体系日益严密。这时, “世尊拈花, 迦叶微笑”式的教学已经不合时宜。零散的感悟或者转瞬即逝的妙想与
、分数、
格格不入。现代大学制订了一套程序规范知识的生产、、交流。实证、实验、归纳或者演绎乃是一些不可或缺的环节。无法纳入这一套程序的知识将会遭受质疑乃至抵制, 并且可能被贬为前科学的种种未经证实的传闻。“科学”是现代性话语的一个核心概念, 科学的论证方式以及知识生产机制正在享有愈来愈高的威望, 文学研究几乎是最后一个就范的领域。文学研究曾经自诩探索人类的灵魂、欣赏独一无二的杰作和变化的气质, 文学研究对于科学真理或者普遍规律不感兴趣。现在, 这种知识逐渐成了一种令人生疑的臆断, 如同通灵者手中的巫术。如果文学研究企图如同科学一样赢得大众的器重, 企图成为一种普遍的知识, 那么, 它就必须遵从科学的运作规范19 。由于这种规训的压力, 中国古代文学理论迅速后撤, 西方文学理论顺利地荣任新的范本。50 年代至80 年代, 即使西方文学理论的某些概念命题频频遭到抨击, 但是, 沿袭了“科学”名义的知识形态并没有经受多少不堪的非难。
（科教范文网http://fw.ΝsΕΑc.com编辑） 四
现今, 人们倾向于将50 年代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