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红楼梦》的社会背景和历史意义(4)
2013-10-04 01:12
导读：”可见当时许多城市的业都很发达。 而且，清代康熙以后城市工商业的发展，引起风习的变化，也更加显著地表明了它比唐、宋、元、明各朝代还要深刻
”可见当时许多城市的业都很发达。
而且，清代康熙以后城市工商业的发展，引起风习的变化，也更加显著地表明了它比唐、宋、元、明各朝代还要深刻得多。康熙年间编修《古今图书集成》的封建老爷们，叙述了武昌等城市百工商贾发达的情形之后，就不胜慨叹地写道：“土俗民风经百余年而未变，迨故明万历之季，风气浸薄。……今则贵贱无分，少长失序。”此等腐儒的叹息，在当时许多文字中本来也很平常，但它却证明了一个重要的变化。这就是。明代万历以前的社会状况反映到社会风习方面，基本上没有多大变化，万历以后变了，因为城市工商业发达了，而清代康熙年间又有了进一步的变化，因为新兴的代表关系萌芽状态的市民社会力量进一步发展了，这当然会使封建老爷们看不下去的。
这种工商业发达的情形，在当时究竟是不是相当普遍的呢？
当时其他地区的城市和其他工商业的全面情形究竟是怎样的呢？这些问题应该在这里得到简要的回答。许多的说明：在康熙、雍正、乾隆年间，无论业、采矿业、制盐业、陶瓷业、纺织业、制茶业、印刷业等在许多地区都十分发达，分工也很细密。如乾隆年间的建筑业在各处都有，其中分工的种类名目很多，有大木作、南木作、石作、瓦作、搭彩作、搭材作、土作、油作、裱作等等。
在采矿业方面，清朝统治者曾一度严令禁止，但后来也逐渐开放了。据《清史稿》所载，康熙年间山西应县、陕西临潼、山东莱阳各处银矿已经开采。雍正年间广东总督鄂尔达奏称：“粤东山多田少，而矿产最繁，土民习于攻采，矿峒所在，千百为群，往往聚众私掘。”广东的采铁和冶铁发达的情形在鄂尔达的奏疏中记述得还很多。比如他描写“铁炉不下五六十座，煤山，木山开挖亦多，佣工者不下数万人”，可见是很发达的。乾隆年间陆续准许山东博山等地煤矿以及贵州思安、陕西哈拉山、甘肃扎马图等地金矿和银矿、两广和云南各地的铜、铁、铅矿，尽行开采。云南的铜矿历史很久，规模也很大。它在康熙、雍正的时候是“由官给工本”开采的，起初每年产铜只八九十万觔，乾隆的时候虽然仍由官府“放本收铜”，却并不干涉生产过程，各矿厂可以独立经营，因此每年产铜增至一千二三百万觔，矿区也扩大许多倍。《清史稿》载乾隆时“大厂矿丁六七万，次亦万余，近则土民，远及黔粤，仰食矿利者奔走相属。”再看阮元《云南通志稿》《食货志》的材料，云南铜矿在康熙年间常有十七八处在开采，雍正二年至乾隆八年常有二十余处在开采，乾隆九年以后常有三十余处在开采；乾隆三十七年有四十六处在开采。王崧《厂矿釆炼篇》记述各处的“商贾负贩，百工众技，不远数千里，蜂屯蚁聚，以备厂民之用。而优伶
戏剧夕奇邪淫巧，莫不闻风景附。”可见连某些边远的矿区也逐渐变成新兴的工商业小城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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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的制盐业在两淮、两浙、两广、福建、山东、长芦、四川等著名的产盐区同样是扩大生产的，盐利也是最大的。许多盐场又经过了裁并，就日益集中，每个大的盐场往往都有几千上万的盐民或“灶户”，许多盐场或盐井互相毗连，使产盐区的集镇也更加繁盛了。这些盐区不但是制盐的工业区，而且又是盐商集中的商业区。当时两淮等地的盐商获利最大，康熙、乾隆屡次到南方巡游，强迫盐商捐输的款项，动辄几百万两。即便是在边远的云南，当时盐井的数目也比以前增多，雍正年间由八大井、四十多小井增加到二十大井、九十多小井，乾隆年间又新开了两大井。刘继庄在《广阳杂记》中：“云南琅井在昆州，白盐井在姚州，黑盐井在楚雄，皆在万山中最下处溪河之中。环溪数千家，皆灶户也。每担咸水税若干。”各地盐业的发达可以概见。至于历史悠久的江西景德镇的瓷业，在明代就已经扩大了规模，到了清代康熙、雍正、乾隆的时候更进一步发展了，制作的技术也更加提高，分工协作的组织比以往也更加细密。在那里不但有规模十分可观的能够承担官局烧造任务的大窑，而且有许多为而生产的小窑。从那里出产的瓷器行销各地，因此景德镇更加成为“商贾云集”的地方了。据唐英的《陶冶图说》所载，当时“景德一镇……终岁烟火相望，工匠人夫不下数十万，靡不借瓷以生”。这些大部分都是私窑，而在御窑，则只有“工匠役夫三百余人”，即便还有其他工人，也多不到那里去了。
各个地区的这许多官办工商业和民营工商业之间的矛盾同样是很尖锐的，斗争不断地爆发。因为清朝统治者对民间工商业的压迫日益加紧，激起了新兴的市民社会力量的反抗。他们进行斗争的方式更加复杂。他们有的利用统治阶级的矛盾，发动罢市。
（科教论文网 Lw.nsEAc.com编辑整理） 这是新兴的市民社会力量进行斗争的独特形式。如康熙五十一年二月十八、十九两日，江宁、镇江、扬州的商民举行罢市，拒绝新任督抚到任，要求减轻税额。有的组织武装走私。如康熙年间山东、河南的“流棍”，往往“率党”一二百人，兴贩私盐，横行白昼，在泰州沈家渡等地杀死缉私官兵。有的率众反对抬高米价。如乾隆十三年春夏之交，米价骤涨，苏州有“市井贩夫顾尧年者倡言平抑米价，和者纷如蚁聚，势愈汹涌。”这一类事实只有在代表资本主义关系萌芽状态的新兴市民社会力量进一步发展的条件下才可以理解。
康熙年间有一个反满的秘密组织“三合会”出现，乾隆年间又有另一个反满的秘密组织“哥老会”出现。这些秘密组织跟城市的行帮组织有密切关系，跟海外的华侨商人和苦力也有密切关系。就城市的行帮来说，康熙、雍正、乾隆年间有许多城市的行会的内部关系，比起从前的行会大有不同。如康熙十七年(一六七八年)汉口米粮业的帮规中写道：“吾人若无团结集议之所，则无以整顿行规，且意见各殊，斗斛参差。……何以昭公溥而永保信用?”并规定“缴入帮费银十五两”、“公所之常费收取悉照账簿”、“有破坏帮规者，即开会议罚”。这种行会章程显然带着新的色彩。
还值得注意的是，当时和城市工商业的发展相随而来的外国资本主义商品的输入，对于清朝闭关的封建经济的侵蚀和瓦解的作用，也在日益加深。
自从康熙二十三年开设江、浙、闽、粤四处海关，二十八年同帝俄签订尼布楚条约，雍正五年又订立恰克图条约以后，东南沿海四个关口，北方陆路一个关口，输入的外国资本主义商品不断增加。康熙五十九年专门为了经营对外国商人的贸易而设立了广州十三行，它们和明代的三十六行的性质很不相同，应该说这时候买办资本也开始萌芽了。
（转载自http://zw.ＮＳＥaＣ.com科教作文网） 看《红楼梦》的人都记得，《红楼梦》中有许多外国的货物，如洋漆、洋布、洋呢、金表、挂钟、西洋金自行船、玻璃灯、西洋珐琅、洋烟、西洋葡萄酒，波斯玩器、茶叶、止头痛的膏“依弗哪”以及冯紫英夸称为“鲛绡帐”等四种洋货都是。王熙凤夸耀“凡有外国人来都是我们家养活，粤、闽、滇、浙所有的洋船货物，都是我们家的”。薛宝琴自称“八岁跟父亲到西海买洋货”。随着外国资本主义商品而俱来的，是外国的传教士来到中国的比明朝的时候更为增多。康熙皇帝曾任用了许多传教士为钦天监，当教授，到内地勘测，那些传教士在中国内地增设教堂，吸收教徒，买土地，做生意。这些对于当时的社会经济和思想倾向同样发生了相当的影响。
四
由于当时从城市工商业的基础上兴起的代表资本主义关系萌芽状态的市民社会力量进一步的发展，清朝封建统治者就遇到了过去所没有遇到的新兴社会力量跟它相对立。这种对立关系已经超出了封建社会中农民和地主对立的范畴，而带有新的社会意义。因此，有些人仅仅看到清代的农民斗争对于封建统治的冲击，而忽视或抹杀了新兴的市民社会力量对于封建统治的冲击作用，那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农民斗争是整个封建社会的各个历史时期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