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道教与国家礼仪——以高宗封禅活动为中心(4)

[16] 徐坚《初学记》卷五《泰山第三》，中华书局，1962年，94-95页。

[17] 《册府元龟》卷三六《帝王部·封禅》二， 393页。

[18] 《全唐文》卷一二，中华书局，1983年，149页。

[19] 基础性的研究，仍以沙畹 “Le Jet des Dragons”为佳。较近的成果，参看张泽洪《道教斋醮科仪研究》第三章第三节《投龙简仪》，巴蜀书社，1999年，第189-199页。目前已发现一些唐以来的“投龙简”，如1982年在嵩山发现的武则天久视元年（700）中岳投龙金简，见陈垣编纂，陈智超、曾庆瑛校补《金石略》，文物出版社，1988年，93页，又参吕树芝《武则天金简》，《教学》1983年第3期，63-64页，在封底并附有该简的大幅照片。又如清道光年间出土的玄宗开元二十六年（738）《南岳投龙告文》，见《道家金石略》，122页。关于唐代道教投龙的最新研究，见周西波《敦煌写卷P. 2354与唐代道教投龙活动》，载《敦煌学》第22辑，1999年12月，第91-109页。此外，还可参看神冢淑子《道教仪礼偲龙——榋挬·搨戙偺搳龙简をめぐて——》，《日中研究》3，1992年，惜未获寓目。

[20] 《益州至真观主黎君碑》，载《卢照邻集笺注》卷七，祝尚书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415-416页。撰文年代据《卢照邻集编年笺注》卷七，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454-455页；又参傅璇琮主编《唐五代编年史·初盛唐卷》，辽海出版社，1998年，213页。此碑今又收入龙显昭、黄海德主编《巴蜀道教碑文集成》，四川大学出版社，1997年，13-20页，惜录文未参考《卢照邻集》的各家笺注本，错误颇多。

[21] 关于卢照邻与道教的关系，参看兴膳宏《初唐的诗人与宗教——从卢照邻来考察》，原刊吉川忠夫编《中国古道教史研究》，同朋舍，1992年，此据曹虹等中译本，载《中国典籍与文化论丛》第二辑，中华书局，1995年，329-368页。关于黎元兴其人，又参卢国龙《中国重玄学》，人民中国出版社，1993年，286-287页。

[22] 此据《太平广记》卷二九八《李播》条，中华书局，1981年，2371页。方诗铭辑本见《冥报记 广异记》中华书局，1992年，45-46页。关于《广异记》中所反映的唐代民间信仰问题，参看Glen Dudbridge（杜德桥）, Religious Experience and Lay Society in T’ang China: A Reading of Tai Fu’s Kuang-I chi.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23] 《太平广记》卷三六《李清》条，232页，出自《集异记》。

[24] 《新唐书》卷五九《艺文志》三，中华书局，1975年，1541页。

[25]参看前引福永光司《封禅说偺宍惉——晻慣偺嵳釰偲神仙思想》。

[26] 《正统道臧》第41册，台湾艺文印书馆，1977年，33119页。

[27] 李零《秦骃祷病玉版的研究》，载《研究》第六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 525-548页；又参同氏《入山与出塞》，载《文物》2000年第2期，第87-95页。据李零先生介绍，1931年山东泰安蒿里山曾出土唐玄宗、宋真宗禅地玉册，今藏台湾故宫博物院，“前者15枚（分为三版），每简长29.2-29.8、宽3、厚1厘米，刻字填金一行书，为白色大理石（汉白玉）。后者16枚，每简长29.5-29.8、宽2、厚0.7-0.75厘米，刻字填金一行书，为白色闪玉。两者都是唐宋时期的一尺简（唐一尺约合30.3厘米，北宋一尺约合31.6厘米。”不过，唐高宗干封元年的封禅玉册的形制似与玄宗之制略有不同，原物今虽尚未发现，但据《旧唐书·礼仪志》三，干封玉简的形制为“每简长一尺二寸，广一寸二分，厚三分。”然则并非一尺简。有趣的是，这与道经所载之投龙简的形制却非常接近。据南朝宋·陆修静《太上洞玄灵宝授度仪》所载投龙之仪：“凡简长一尺二寸、阔二寸四分、厚三分。”二者相较，长、厚完全相同，宽则有一半之差。

[28] 关于汉宋之间国家祭祀礼仪中玉器的使用，参看詹德隆《汉魏至唐宋时期的玉礼器初探》，载《文博》1997年第4期，33-42、50页；《续》，《文博》1997年第5期，38-49页。

[29] 《魏书》卷一一四《释老志》，中华书局，1974年，3052-3055页。

[30] 《隋书》卷三五《经籍志》四，中华书局，1973年，1093页。

[31] 邵茗生《记明前拓北魏中岳嵩高灵庙碑》，《文物》1962年11期，17-28页。后来邵氏又得见蒯氏旧藏明前拓半截本（现存南京博物院），经过对比，将某些原推补之字落实，见氏着《明前拓北魏中岳嵩高灵庙碑补记》，载《文物》1965年第6期，46-47页，今据以改定。《书法》杂志也曾于1988年第2期影印刊布了陈叔通藏明拓，38-57页，跋文见王壮弘《北魏中岳嵩高灵庙碑及明初拓本》，58页。又可参看王卡、尹岚宁《唐以前嵩山道教的发展及其遗迹——中岳嵩高灵庙之碑》，《中国道教》1989年第1期，19-23页，他们重作录文，并由此探讨了唐以前嵩山地区的道教情况，但似未见邵氏后文。按，此碑载于陆增祥《八琼室金石补正》卷一二，《石刻史料新编》第一辑，第6册，4178-4185页。又见《道家金石略》，8-11页。然以上二书似皆未曾得见善拓，故录文一依原石，余字无多。

[32] 《大代华岳庙碑》原石久佚，宋欧阳棐《集古录目》卷三有着录，跋曰：“不着撰人名氏，后魏镇西将军略阳公侍郎刘元明书，太延中改立新庙，以道士奉祠，春祈秋报，有大事则告。碑以太延五年（439）五月立。”此为缪荃孙校辑本，载《石刻史料新编》第一辑，第24册，17959页。按赵明诚《金石录》也着录此碑，见《金石录校证》卷二，第321条，上海书画出版社，1985年，31页，跋尾见同书卷二一，386页。据邵茗生氏云：此碑“仅福山王氏藏有孤本，后归刘铁云，有正书局曾影印行世。”惜未得见。

[33] 《隋书》卷二二《五行志》上，621页。按，据《册府元龟》卷一四三《帝王部·弭灾》一记：“（开皇）十四年正月，以岁旱祀泰山，以谢愆咎，大赦天下。”1745页。然则这次祭祀泰山是以祈雨为目的的。

[34] 《隋书》卷二《高祖纪》下，39页。

[35] 《隋书》卷七《礼仪志》七，140页。具体时间据同书卷三《炀帝纪》上，71页。关于大业十年炀帝“过祀华岳，筑场于庙侧”一事，柳存仁先生曾疑其为摩尼教、火祆教相混之一民间崇拜的行事，见《唐代以前拜火教摩尼教在中国之遗痕》，《和风堂文集》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521-522页。不过，结合上下文及隋文帝、炀帝祭祀泰山、恒山的方式，则似仍以理解为道教仪式为宜。

[36] 洼德忠《道教史》，萧坤华译，上海艺文出版社，1987年，164-165页。

[37] 《旧唐书》卷五《高宗纪》下，90页。

[38] 同上注，99页。

[39]T. H. Barrett, Taoism under the T’ang: Religion & Empire during the Golden Age of Chinese History, pp.29-30. 另外，王象之记天授年间狄仁杰被贬为彭泽令一事时，引《生祠记》云：“武氏革唐为周，公至邑，塑高宗圣像修真观，朔望朝拜。”高宗像被塑于道观之中加以朝拜，似也反映出他与道教的密切关系，见《舆地纪胜》卷三○江州“官吏”条，中华书局，1992年，1326页。

[40] 《金石萃编》卷五三，载《石刻史料新编》第一辑，第2册，888-889页。关于《岱岳观碑》，历代金石著作中着录颇多，例如顾炎武《金石文字记》、阮元《山左金石志》、洪颐煊《平津读碑记》、陆耀谲《金石续编》等。比较详细的讨论，见沙畹《投龙》，1919年。

[41] 例如葛剑雄《十一世纪初的天书封禅运动》，《读书》1995年第11期；汤其领《涤耻封禅与北宋道教的兴盛》，《河南大学学报》1995年第3期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