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道教与国家礼仪——以高宗封禅活动为中心

一、问题的提出

　　宗教对于汉唐之间中国的变迁产生了巨大作用，虽早已是人所共知的事实，但还有进一步具体分析的必要。事实上，宗教的影响已经非常深刻地渗透到中古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反映在正史中则是《魏书·释老志》的出现。尤其值得重视的是，封建王朝的礼仪制度也曾与之发生了某种互动关系，而以道教更为突出。这一课题近年来颇受学界瞩目，例如劳格文（John Lagerwey）先生曾揭示了道教的醮坛与汉代郊祀坛的渊源关系。[1]  熊存瑞先生则通过对太清宫、九宫贵神等祭祀的研究，探讨了唐玄宗时期道教对礼仪变革所发生的影响。[2]  本文所关心的问题是：中古时期，在封禅这样的礼仪活动中，是否会有道教的因素存在？按封禅乃是中国古代封建王朝举行的最为神圣的礼仪活动，是宗教性与性的结合，它主要起源于上古对山川的自然崇拜，在秦汉统一帝国进行整合的过程中，融进了各地区、各学派的理论，并逐步归结在的框架之中。对于封禅的起源和性质，前辈学者已经作过许多细致的研究，[3]  就实践而言，虽然有着种种传说，但上首位真正举行封禅大典的帝王当是秦始皇。后来汉武帝、汉光武帝、唐代的高宗、武则天、玄宗以及宋真宗也曾举行了封禅之礼。下面就以唐高宗的封禅活动为个案，对其中的道教因素及产生背景作一番初步的探讨，并希望由此观察唐代道教与国家礼仪关系之一侧面，不当之处，敬祈方家赐教。

 二、高宗封禅与道教

　　汉光武帝之后第一位封禅的皇帝是唐高宗，在武后的支持下，他于干封元年（666）完成了封禅泰山的大典，这距光武封禅已有六百余年了。麟德二年（665）十月，高宗车驾从东都出发，开始了封禅之旅，第二年春正月抵达泰山脚下，直到四月才回到长安。在此之前，朝廷里的礼官学士对封禅礼仪中大到仪式的次序排列、祀坛，小到玉册形制、皇帝服饰等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这些文件都还保存在《唐会要》等书中，可以看出时人是如何重视这次大典。虽然这些显示出他们立论的基础仍为各种儒家经典，但在活动具体的展开过程中，这次封禅却似乎笼罩着一层淡淡的道教色彩，这一点，并未引起曾专门讨论唐代封禅礼仪的Wechsler先生的注意。[4]

　　一个饶有兴味的事实是：在举行封禅之前，高宗曾先令名道士刘道合上泰山举行仪式以祈福。据《旧唐书》云：“道士刘道合者，陈州宛丘人。初与潘师正同隐于嵩山。高宗闻其名，令于隐所置太一观以居之。召入宫中，深尊礼之。及将封太山，属久雨，帝令道合于仪鸾殿作止雨之术，俄而霁朗，帝大悦。又令道合驰传先上太山，以祈福佑。”[5]  按刘道合其人又见于开元六年（718）十月所立的《大唐大弘道观主故三洞法师侯尊师（敬忠）志文》，内云：侯敬忠于“龙朔二载（662），睿宗帝降诞日，□出家焉，便居郑崇灵观。既名列道枢，而愿进真位，遂诣中岳太一观刘合尊师□（处）受《真文》、《上清》，便于嵩阳观黄尊师处听读《庄》、《老》。”[6]  志文中的“中岳太一观刘合尊师”，无疑就是《旧唐书》中的刘道合，显然，他与潘师正一样，是高宗时上清派的著名的高道，所以封禅大典之前在泰山举行道教仪式以祈福的重任就落在了他的肩上。

　　就在封禅大典顺利完成之后，离开泰山之前，高宗下诏：“兖州置寺观各三所，观以紫云、仙鹤、万岁为称，寺以封峦、飞烟、重轮为名。”[7]  同时天下诸州也各置观、寺一所。[8]  按兖州所置三座道观之得名来自封禅时的所谓祥瑞——当时封禅的三坛也因之而改名：山下的封祀坛改为鹤舞坛，岱顶的封祀坛（亦称介丘坛）改为万岁坛，社首山上的降禅坛则改为景云坛。[9]  显然观名与坛名同源。这既是对于天下的普遍恩泽，同时似乎也可视作对于刘道合祈祷而得山神福佑的一种回报。至于天下诸州各置观、寺一所，对于道教尤其意义非常，正如巴瑞特（T. H. Barrett）先生所说，这是道教首次在全国范围内有了国家支持的道观网络，而这种网络对于佛教而言，早在隋代就已具备了。[10]

　　更为重要的是，封禅大典刚刚结束，高宗便下令在泰山举行了一次道教的投龙仪式。此事在传世文献中并未记载，但在石刻材料中有所反映。沙畹（E. Chavannes）很早就揭示了这条材料，他认为这是已知最早的投龙记录，并注意到其举行恰在封禅大典之后。[11]  前辈学者敏锐的学术眼光实在令人钦佩不已，不过，由于此件石刻残损得非常严重，而他当时所依据的是唐仲冕的《岱览》，只语及一两句文字，在对其中的王知慎进行简单考释之外，并未进行录文。事实上，毕沅、阮元所辑《山左金石志》（成书于干隆六十年1795）中保存着比较详细的录文，即《王知慎等题名》，或因其名太过普通，所以很少有人注意。据载，此题名“正书，崖高三尺八寸，广二尺六寸，在泰安县岱顶仰天洞西。”虽然此题名为明人加刻之字所掩，残缺颇甚，但颇可说明一些问题，故在此录文如下：

（第一行模糊不能识）

判官兼□□羽仪作宫府寺丞王知慎

城作坊检校造封禅□御作布政府□□□干信□宣德郎行宫门整备大（下阙）

行内府监主簿王知敬    兵（下阙）道    内府监录事左君植

左（下阙）    □中尚监作吕铁拴（下阙）

（上阙）皇甫瞻  主簿敬孝友  □□司户许行真  高陵县主（下阙）

判官郊社令？□□    行□官署令上□□□贞

掌□事李（下阙）    纪□张统师

干封元年二月一日记

（上阙）西台主书□都尉王行直、冯承素、孙表□

（上阙）□干封元年□月十五日从  祭至此故记

（上阙）干封元年二月十□日奉  敕投龙璧于介丘记

（上阙）少监□□智（下阙）

（上阙）令崔元泰（下阙）

岱岳令牛成 [12]

　　因为这通题刻太残，对其进行详细的解说并不太容易。比较稳妥的做法，似乎还是将其分为三部分：（1）王知慎等题名。这款题名者当中既有专掌祭祀的郊社令，还有专管封禅羽仪的内府监（即少府监，龙朔二年改称）官员，无疑，他们都是高宗封禅大典的参加者和服务者。按，高宗这次封禅，正月十二日登封，十三日禅祭，十四日朝觐。上述这些人在二月一日留下了题记。至于王知慎其人，乃是唐初的名画家，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将其画作列为中品下，并说他“终少府监，工书画，与兄知敬齐名，僧悰云：‘师于阎，写貌及之，笔力爽利，风采不凡。’在张孝师下。” [13]（2）王行直等题名。他们于同年□月十五日从祭至此，留下另一通题记。（3）少监□□智、□□令崔元泰、岱岳令牛成等题名，这才是奉敕进行道教投龙仪式的官员。看来，这次投龙仪式至少有从四品下的少府少监或将作少监参与。[14]  至于崔元泰，疑即当地的地方官——干封县令，因为从《岱岳观碑》来看，投龙仪式上往往有当县官员的参加。[15]  第（2）、（3）条题名之间有没有联系，即西台主书王行直等人所谓的“从祭至此”，是否就是二月十□日的投龙仪式？虽然不敢断言，却也不能完全排除这种可能。无论如何，就在封禅大礼的第二月，泰山之上便又举行了一场投龙仪式，而地点正在泰山之巅的封禅之所——“介丘”。按《初学记》卷五云泰山“山顶西岩为仙人石闾，东岩为介丘，东南岩名日观。”[16]  史载干封元年正月“巳已，帝登于泰山，封玉牒于介丘。”[17]  当时“介丘”甚至被用作封禅的代称，如高宗时的一道《停封禅及幸东都诏》曰：“……海东二蕃，久愆职贡，近者命帅薄伐，……介丘大礼，及幸东都，并宜且停。”[18]  又，投龙致祭乃是道教科仪，它源于道教的天、地、水三官信仰，刘宋时已初步形成仪式，其一般方式是将写有愿望的文简和玉璧、金龙、金钮用青丝捆扎，举行醮仪后，投入名山大川、岳渎水府，作为升度之信，以奏告三元。对于这一问题，最近的研究成果颇多，可以参看。[19]  在这方题名中，没有道士的痕迹，但这样的仪式没有他们的参与是不可想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