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研究的特征网(4)
2014-05-10 01:02
导读：与种族的关注替代了对于工人阶级的伦理关注。随着研究 对于文化群体的分析的进一步深入细致，"阶级"、"工人阶级"等概念显得大而无当，不足以解释各
与种族的关注替代了对于工人阶级的伦理关注。随着研究对于文化群体的分析的进一步深入细致，"阶级"、"工人阶级"等概念显得大而无当，不足以解释各种个体或群体的文化身份与关系的复杂性，何况在工人阶级的内部也存在支配与被支配关系（性别上、代际上等），比如青年亚文化不仅表现了对于统治阶级的反抗，而且表现了对于自己的父母－－工人阶级本身－－的反抗。而女权主义者则更进一步，批评亚文化研究中对于女性的忽视甚至再生产对于女性的压迫，指出性别
可以说，对于文化与权力之间关系的关注、对于支配性权势集团及其文化（意识形态）的批判、对于被统治的社会边缘群体的文化反抗资源的挖掘，是文化研究的灵魂与精髓。这是文化研究具有强烈的性的根本原因。霍尔强调："文化研究是一项严肃的事务或工程，而这一点深刻地铭刻在有时被称为文化研究的’政治学’维度的东西上。"（1）由此不难理解，文化研究对于那些表明弱势集团用以对抗统治意识形态的权威的文化话语与文化实践给予了特别的关注与热情。比如在霍尔等人70年代的研究中，与中心处于对抗状态的亚文化（如秃头青年、小流氓、嬉皮士、赶潮流者的文化）被当作"通过仪式进行对抗"的例子加以研究。（2）上世纪80年代以来，文化研究正处在关注女权主义（女权主义理论与政治学的进展开始挑战对于男性亚文化活动的单一关注）以及多元文化主义的阶段。
如果把上述特征综合起来，则贯穿文化研究的整个的，一直是其实践性品格、政治学旨趣、批判性取向以及开放性特点（实践性、政治性、批判性与开放性）。在文化研究看来，知识的生产永远是：要么体现了掌权者的利益，要么体现了挑战掌权者的那些人的利益。强烈的参与精神、实践精神与批判精神使得从事文化研究的知识分子必然属于葛兰西所说的"有机的知识分子"（organic intellectuals）。葛兰西所界定的有机知识分子的特征是：有机的知识分子必须同时在两条战线上作战，一方面他必须站在知识分子的理论工作的前沿，他必须比传统的知识分子懂得更多。假设你正在与霸权周旋，那么你必须比"他们"（掌握霸权的人）更聪明，更了解霸权的实质与运作机制。这是知识方面的要求；另一方面，有机的知识分子不能推卸知识、把知识运用于反抗实践的使命，必须把自己获得的知识通过知识分子的功能而传达给不属于知识分子阶层的人。除非同时在这两条战线作战，否则你就只能获得知识上的成果而不能对政治工程产生影响，也就是说，不能成为有机知识分子。换句话说，有机的知识分子必须把知识与理论当作一个政治实践加以发展。在这个意义上，有机知识分子的使命不仅是了解世界，而更在于改变世界。在霍尔看来，葛兰西本人就是这种有机知识分子的榜样。 3、文化研究的语境化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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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罗斯伯格在他的《文化研究，现代以及全球化理论》一文中指出：文化研究只
（接上页注）与性别排除系统实际上是跨越阶级与亚文化的，在工人阶级以及它的亚文化中同样存在性别歧视与对女性的工具主义还原。霍尔对于种族问题所持的立场与此相似；第三个阶段主要表现为文化研究在结构主义影响下放弃原子主义的视角，把结构作为分析的单位。这种转向又被称作是从文化主义向结构主义的转化。结构主义认为，人只能通过文化的范畴－－这种文化范畴是无意识的结构－－来分类，而这些范畴不是来自个体经验，相反经验是结构与范畴的结果。是文化范畴言说主体而不是主体言说文化范畴。在阿尔都塞的"理论的反人道主义"论中，对于统治性结构的批判必须被当作道德批判的首要论据，主体是统治性的结构--意识形态生产出来的，因而必须在道德上对于意识形态与意识形态
机器进行评价，结构--主体得以从中生产出来的总体性社会条件－－是十分复杂的，不是原子式个体的集合；第四个阶段，在后现代主义与后结构主要的冲击下，文化研究的伦理信念受到严重的干扰，因为后现代主义不但否定总体性概念，而且否定主体、目的、乌托邦、人的本质等，这样，也就失去了作出道德判断的基础，甚至没有藉以判定何为结构何为权力的标准，不存在什么划分人类与非人类的内在价值；第五个阶段是走向生态文化与生态伦理。这种伦理立场既是对于前三种人类中心主义的伦理信念的超越，也是对于后现代主义的虚无主义的超越。其核心是把总体性的概念扩展到人类以外的整个生态系统。
（1）、霍尔：《文化研究及其理论遗产》，格罗斯伯格等编《文化研究》第278页。
本文来自中国科教评价网
（2）、霍尔等编：《通过仪式进行反抗：战后英国的青年亚文化》（Resistance through Rituals: Youth Subculture in Post-war Britain）,London:Hutchinson,1976。
能被界定为一个知识的实践，一种"把理论政治化、把政治理论化的方法。"他把这个实践的特点概括为以下六点：1、文化研究在面对相对主义的时候，寻求新的知识权威的形式，它并不向相对主义投降；2、文化研究认识到文化与权力问题必然使人们超越文化领域进入一系列其他学科，在这个意义上它是跨学科的；3、它是自我反思的，--不是根据个体的身份，而是根据机构的关系的结构；4，它是由政治关切而不是理论关切驱动的，它的问题从来不是来自自己的理论实践，而是来自其与"真实的"权力组织的相遇；5、它服从理论的必然性，虽然它拒绝依据纯粹的理论术语来界定自己；6、最重要的是，文化研究是"极度语境化的"（radically context），它的理论、政治、问题、对象方法以及承诺都是如此。他指出："对于文化研究而言，语境就是一切，一切都是语境"（context is everything and everything is context），我们最好把文化研究视作"一种语境化的关于语境的理论"（a contexual theory of context）。（1）
格罗斯伯格概括的前五个特点我们已经作了比较充分的介绍。现在需要特别谈一下文化研究的语境化问题。关于这个问题，格罗斯伯格在《文化研究的流通》中再次加以强调，指出："本雅明所说的理论’切入现实’的能力是由理论在回应它面对的具体权力语境时所能表现的政治立场和方向来衡量的。"这使得文化研究"能够对付自身历史语境的无限复杂性。"（2）他认为，"把文化研究付诸实践并不简单地就是采用英国传统中的不同个体或集团提出的主张，这样的占有未能认识到他们的种种复杂的尝试方式是由他们置身的英国特定情景和历史决定的"，"我们面对的任务是在已经占领过的地方重新工作，根据特定的美国语境重新阐发文化研究，在此过程中改造文化研究本身。"（3）文化研究的语境化意味着：文化研究的话语与实践本身必须被持续地历史化与地方化。前者是就时间维度上说的，文化研究要求密切关注政治与权力关系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新变化，对于自己的价值取向与方法选择都持有自我反思与自我批判、自我超越的精神，从而保持批判话语与反抗策略的历史开放性；后者则着眼于空间维度。当一种文化研究的理论被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移置到另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社会文化环境中时，它必须在新的文化空间正重新语境化。也就是说，它的研究方法、理论范型、价值取向，尤其是批判对象，必须根据新的社会文化语境而作出调整。因为在不同的国家中，社会权力（包括政治、、文化）的结构关系是不同的，其社会成员所体验到支配性压迫也是不同的。根据文化研究的实践性与自我反思性的特征，它必须首先在真实而具体的社会空间中体验文化与权力的关系，准确定位支配性的压迫与话语霸权，并进而形成自己的批判对象与方法。彻底的语境化是文化研究的内在要求。语境化是对于"批评实践的社会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