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商研究：回眸与前瞻网(2)
2014-05-12 01:13
导读：罕见。这种商人当然可以把他们的封建剥削收入转化为商业资本，并在商业活动中使用佃仆劳动。但如果把徽商资本形成与发展的主要原因归结于此，那就
罕见。这种商人当然可以把他们的封建剥削收入转化为商业资本，并在商业活动中使用佃仆劳动。但如果把徽商资本形成与发展的主要原因归结于此，那就未必符合实际了。徽商中出自地主缙绅之门者只是少数人，出身于贫下之家者则占绝大多数。后者都是迫于生计而不得不出外经商的小商小贩，他们虽然资本无多，但却能以小本起家，在商业活动中逐渐发财致富。徽州的豪商巨贾往往出自他们之中。就这些商人而论，他们资本的来源和积累都是与剥削佃仆的制度没有关系的。[29]
3.徽商兴起的原因。不少学者认为是综合因素决定的：1）徽州山多田少，耕获三不赡一，民人不得不远徙他乡，求食四方；2）徽州境内水路发达，方便经商；3）徽州地处发达地区附近，尤其是宋室南迁杭州后，经济中心南移，为徽商兴起创造了条件；4）徽州自然资源（竹木等）丰富，为徽商互通有无提供了物质基础；5）徽商“贾而好儒”，官商结合等。王珍在此基础上又补充几点：一是徽民素称勤劳，不辞山高路远。二是经商方式多样：走贩（长途贩运）；团积（囤积居奇，贱买贵卖）；开张（广设典肆，开展竞争）；质剂（经营典铺）；回易（以所多易所鲜）。三是经营项目广泛，除盐典茶木外，还有布匹、丝绸、粮油、陶瓷、漆器、材、茶馆、钱庄，以及南北杂货、京广百货等。四是资本筹措和运用灵活。五是徽人宗族、同乡观念重，结成徽帮，有利竞争[30]。唐力行认为宗族势力在徽商形成和兴起过程中的作用不可低估，因为徽人经商的原始资本，大多与宗族有关；徽商所雇用的伙计，大多为族人。由于宗族势力在资金与上的支持，使徽人经商的势力历久不衰。徽商的兴起得力于宗族势力，徽商在商业竞争中的进一步发展，更离不开宗族势力的支持，他们借助宗族势力，建立商业垄断；展开商业竞争；控制从商伙计；投靠封建政权；建立徽商会馆[31]。葛剑雄指出，考察徽商兴盛的原因离不开当时的（自然地理，尤其是人文地理）。对徽商来说，最幸运的是，在离徽商不远处就是全国经济和最发达、最稠密的一个大——长江三角洲。在当时条件下，水运是最便利的手段，从徽州出发的路线非常方便，便于将徽州的土产如竹、木、石料、药材、纸、茶叶等外运，回程则可运输丝绸、百货等相对价高质轻的商品。有这样一个稳定的大市场，徽商的生存和发展就不再受到徽州本地的制约，以后逐渐发展到以“两头在外”的商业为主，即从外地采购商品，在外地销售。在这些商品中，对徽商来说，最重要的莫过于食盐，徽商依靠已积累起来的财富和敏锐的商业眼光，在盐业经销上抢占先机，获得垄断地位。当然，其中也离不开政治权力的庇护和合作[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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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徽商的特色。张海鹏、唐力行认为，明清时期的徽州，是一个“以贾代耕”、商人足迹“几遍宇内”的经济活跃之区，又是一个人才辈出，“虽十家村落，亦有讽诵之声”的文风昌盛之地。因之，徽州商帮的一个重要特色是“贾而好儒”，徽商之家多延师课子；不少徽商从贾之前就曾知晓诗书，粗通翰墨，从贾之后，还是好学不倦，“俨然有儒者气象”；富商之家，在“富而教不可缓”的同时，又毫不吝惜地捐资助学，振兴文教等等[33]。但张明富不同意这种观点，他列举了一些事例，说明在同时期的江浙、山西、广东以及陕西、江西等地的地域商人中，“贾而好儒”的习性也甚为流传，而并非徽商的特色。[34]王世华不赞同张明富的观点，认为之所以说“贾而好儒”不是江浙、山西、广东等商帮的特色，是就其整个商帮的基本倾向、基本特征而言的，并非在这些商帮中就找不到“贾而好儒”的例子。认为“贾而好儒”是徽商的特色，是说它反映了徽商整体的基本特征、基本倾向。这一判断也是得到同时代人认同的，如明人谢肇涮认为“新安人近雅”。明人汪道昆认为徽人贾与儒“迭相为用”、“转毂相巡”。清人戴震也认为徽商“虽为贾者，咸近士风”。上述都是对徽商的整体印象。而对其他商帮，就难以找到这样整体性的评价[35]。
5.徽商的性质。叶显恩指出，徽商不仅身兼地主、官僚，形成三位一体，具有封建的特征，而且，总的说来，他们是服务于封建制度的。从其利润的封建化就可说明这一点。徽商赚取的巨额利润，既没有多少向产业资本转化，又缺乏更多的供其贩卖的商品与更大的市场，因而很大部分被封建王朝在捐输报效的名目下囊括而去，从而加强了封建国家的经济；或则耗费在“无妄费”上；或则用之于“肥家润身”，尽情享乐。徽商的巨量利润投入捐纳、捐输、建祠堂、修坟墓、建会馆、义庄、置祠产、族田、叙族谱、订家法宗规，开办学堂、书院、义学、试馆等等。一方面，他们力求向封建官府转化，跻身子缙绅的行列；一方面力倡程朱，强固封建宗法制，培养封建人才，扩大其封建政治势力。徽商投入这方面的资金愈多，封建理学对人们思想的禁锢，祠堂族长的淫威就愈发加甚，封建宗法制的经济基础祠产族田，就更为膨胀，商人与官府、地主结成三位一体也就更为牢固。一言以蔽之，封建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的势力就愈加雄厚。这对坚持落后的生产关系起了恶劣的作用。因此，徽商在上虽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基本上扮演了一个保守的角色[36]。杨明明认为，通过对徽商经营方式、特点、资本出路等多角度的考察，徽商虽在一定范围内搞活了经济，但究其实质，搞活的是封建经济，他们丝毫没有西方早期资产阶级对封建制无情的批判性，也没有不妥协的斗争性，更缺乏系统而完整的经济思想，他们是典型的东方封建商贾[37]。
（科教作文网http://zw.ΝsΕAc.Com编辑整理） 6.徽商的经营行业。徽商经营的行业，主要有盐、典、茶、木、粮食、棉布、丝绸、墨业等等。
盐业。盐商是徽商的中坚，故论述徽州盐商的文章最多。刘淼探讨了徽州盐商的经营特点，认为明末实行纲运制以后，以徽州盐商为主体的明代内商，完全成为受封建朝廷庇护的盐商垄断集团；在清代，徽州盐商已成为专营盐货的盐业资本集团，其内部的专业分工及其组织机构较之明代更加细密；在两淮总商中，徽人所占比例最大，势力亦最强，从而淮盐产销方面的各个环节，亦为徽商所把持[38]。张海鹏分析了徽州盐商进入两淮的几个阶段，认为从元末明初开始，徽商便陆续到达两淮经营盐业。明清时代，徽商连袂而来两淮有两次。第一次是明中叶，即叶淇变盐法和李汝华、袁世振实行纲运制以后。到了明末清初，由于矿监、税使以及战争动乱，两淮盐业经历一段前所未有的衰败时期，盐商纷纷“撤业”。到了康乾时期，由于清政府实行一系列“恤商裕课”政策，徽商第二次云集两淮。他还分析了徽商两批涌入两淮的缘由[39]，指出徽州盐商在明清三百多年中，之所以能在两淮扎根，而且同最早进入两淮的西商相比，后来居上，就在于地缘优势、文化优势、政治优势和宗族优势[40]。范金民则认为徽州盐商之所以能够称雄两淮，基本原因当难以归之于实行并不长久的弘治叶淇变法，也很难归之于万历四十五年袁世振突然实行的纲运法，而很可能应归之于明代中后期两淮盐业的运作实态和徽商的所作所为。叶淇和袁世振的变法只是为各地域商人发展实力提供了契机，而迎接这种契机作好准备则凭藉长期的运作。明代开中法由正常到败坏，救编补弊而维持，终未废止，有利于作为内商和内之有力者囤户的徽州盐商的活动，而不利于作为边商的山陕盐商的活动。清代行纲盐法，徽商一枝独秀，也充分说明了这一点[41]。扬州淮安河下曾是明清时期徽州盐商的聚居地，过去，对这里的徽商研究尚属空白，王振忠利用收集到的一批未刊乡土文献，揭示了河下镇徽州盐商的迁徙、占籍、定居以及生活状况[42]。于海根则从文化侧面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