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商研究：回眸与前瞻网(3)
2014-05-12 01:13
导读：了徽州盐商具有独特的人格现象，这就是“贾而好儒、商而兼士”的好儒人格；“以道经商，以义行事”的文化人格；“崇尚宗法、思想封建”的悲剧人格
了徽州盐商具有独特的人格现象，这就是“贾而好儒、商而兼士”的好儒人格；“以道经商，以义行事”的文化人格；“崇尚宗法、思想封建”的悲剧人格[43]。韩者曹永宪探讨了明代徽州盐商的商籍问题，他从盐政制度、地缘关系、行业范围以及家族制度来解释明代徽商向盐运司的移居，认为商籍的设立是各地商人积极努力，力量消长的结果[44]。
典业。王世华分析了徽州典商的特点：一是从商人数众，其中治典大多休宁人，并且出现不少典业世家；二是典铺分布广，“几遍郡国”；三是典业规模大；四是典商兼业多，一般是兼营盐业、茶业、布绸业乃至存款业务。他还指徽州典商迅速发展乃是因为一是有雄厚的资本作后盾；二是世代相传，专业易精；三是讲求商业[45]。王廷元从另一角度分析了徽州典商发展的原因：明清时期，随着商品的发展，贵金属白银已成为上通用的货币。明清时期南方各省盛行的押租制也扩大了白银支付手段功能。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广大农民、小生产者所必须的生产资料、生活资料更加依赖，用钱的机会越来越多，而农民的日益贫困使他们对货币的需求日益迫切，从而使他们越来越多地依赖典铺以解燃眉之急，而拥有大量财富的徽商，也需要新的牟利渠道，典业是最适合商人放债的一种经营方式。因此，徽州典业迅速发展起来[46]。
茶业。吴仁安、唐力行分析了徽州茶商的活动地区除本府辖区外，还有苏州、湖北、湖南、四川、上海、江西、北京、福建、浙江、广东等地区，甚至来往于日本和东南亚各国。茶商之所以能在竞争中取胜，主要在于读书明理，精于筹算；以义为利，财源不竭；审时度势，灵活经商；富而张儒，仕而护贾[47]。周晓光具体论述了清代徽州茶商情况，指出清代徽州茶商的贸易活动经历了兴盛、低谷、中兴和衰落四个阶段，并形成了经营方式一体化、经营活动季节性、兼营现象普遍、资本组合多样性等突出的特点。光绪中叶以后，因入侵的外国势力的打击，国际上洋茶的冲击及徽商本身在非经营性消费方面投入过多等因素，徽州茶叶贸易最终走向衰落。清代徽州茶商的兴衰历程，正是传统的中国封建商人在近代社会中的缩影。他在另一篇文章中详细分析了近代外国资本侵入中国后，如何利用多种手段压价，并自往产茶地办货，独操利柄，使得一度中兴的徽州茶商在与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的竞争中败下阵来的情况[48]。王国键具体分析了五口通商后徽州“洋庄”茶贸易重心从广州到上海的战略转移情况[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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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业。王珍认为徽州木商可分两大体系，一是取材于本地，地产外销；再是贩卖于外地，外购外销。木商采购木材的方式，一是收购零星木材，一是买青山，雇工砍伐。木材主要销往杭、嘉、湖、沪、苏、常一带。各地来买货的称水客，徽州木商称山客，山水客通过中间人（木行）联系洽谈生意。徽帮在杭州开设的木行，最盛时达百余家[50]。唐力行具体分析了徽州木商经营的三个环节：采伐、和销售。木商在经营中必须面对统治者加重商税的政策，面对工人的怠工和运输途中的种种纠葛，面对其他商帮的竞争和内部的矛盾。会馆公所在处理这些问题时，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木商在经营中积累了相当的货币资本，主要用来买田置地，支持宗族，因而起着加固明清社会经济结构的作用[51]。张海鹏、王廷元在《徽商研究》一书中，认为将西南、福建、江西、徽宁的木材运往江南地区是徽州木商贸易的重点，因而江南地区各个重要城镇就成了徽州木商的据点及其木材的集散地，木商的经营方式有合资和独资两种形式，大多能取得丰厚的利润。
粮业。李琳琦认为，徽州粮商贸易重点是在长江区域的四川、江西，特别是苏浙和湖广地区，并形成了自己的经营特色：一是粮食经营与食盐经营相结合，二是粮食经营与棉布经营相结合。徽州粮商的活动，促进了手的发展，区域分工的扩大和商品经济的繁荣，为江南地区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创造了条件[52]。王世华指出，粮业是徽商经营最久的行业之一，早在盐商、典商还未兴起之时，徽州粮商就已活跃四方了。粮商发展经过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外采内销。即从邻近州县采买粮食，在境内销售。第二阶段：外采外销，即把四川、湖广、江西、安徽之粮通过长江运往江浙销售。由于徽州粮商从业早，行情熟，加上资金充足，所以在“西粮东运”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8]）（P135-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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棉布业。王廷元论述了徽商在江南棉布贸易中的重要地位，指出江南许多盛产棉布的城镇都是徽商最活跃的地方；徽商在江南棉布的收购、染色、运销等环节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既是最活跃的棉布收购商，也是江南棉布染踹业的主要经营者，更是最活跃的棉布贩运商；徽商在棉布贸易中的活动，促进了江南棉织业中商品生产的发展，也促进了江南棉织业技术的提高，而且徽商于棉布染踹业，有助于资本主义萌芽的滋长[53]。
海外贸易。关于徽商的海外贸易，既研究不足，又有较大分歧。聂德宁认为，明代嘉靖年间，徽州海商往来于东西二洋，称雄东南沿海，先后出现过许栋、王直、徐海等名噪一时的巨商大驵，他们亦步亦趋中外经济交流发展的时代步伐，从导夷入贡的贸易活动演变而成纠番诱倭的私市贸易活动，并形成了以“徽王”王直为中心的徽浙海外贸易集团，从而把徽州海商的海外贸易活动推进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鼎盛阶段，猛烈冲击了明朝的海禁政策，加速了明代中日官方贸易向民间贸易的转变，无疑有其进步意义[54]。唐力行认为，徽州海商的经营活动并不限于海上，而是包含有三个层次：其核心层次是指直接雄居于海上的徽商，以汪直为代表；其外围层次则是由广泛分布于江南市镇的徽州坐贾和手工作坊主构成；居于这两个层次之间的中介层次是徽州行商。这三个层次共同构成为一个海外贸易的整体，其经营方式是合资经营或集团经营，他们组成武装集团占据海岛或自行到大陆采购货物[55]。郑力民认为，以汪直为首的一股徽商武装走私集团首先发难，一手制造了嘉靖海乱，是徽商在其自身发展中由于资本的急剧膨胀而不甘忍受海禁政策的束缚才挑起的。这在客观上有进步性，但这种进步十分有限。因为徽商具有浓厚的封建意识，汪直一伙与统治阶级内部的海禁取消派沆瀣一气，同流合污，丝毫也不包含有任何为促使资本主义萌芽生长而要求建立海外市场的积极因素。另外，海乱使东南沿海一带包括内陆广大地区的社会生产力遭到巨大危害，在实际上也给当时的资本主义萌芽予以毁灭性打击。所以徽商的封建性与战争的破坏力结合在一起，没有起到推动中国前进的作用。同时，他们勾倭乱华，引狼入室，也是应受到谴责的[56]。王世华认为，在嘉靖倭寇侵扰之际，徽商不但没有通倭，反而采取各种形式参加到抗倭斗争的行列，一是捐资筑城，募勇抗倭；二是出谋划策，领导抗倭；三是弃贾从戎，杀敌疆场。嘉靖倭寇不是在搞海外贸易，更不是促进资本主义萌芽的成长。首先，倭寇大量掠夺社会财富，严重破坏商品生产。其次，倭寇也掠夺包括徽商在内的商人，破坏商品流通。因此，恰恰阻碍与摧残了资本主义萌芽。同时，至今还未发现一条证明倭寇把掠夺到的财富转化为产业资本，或把掳掠到的变为雇佣劳动者。因此，嘉靖倭寇的活动与资本原始积累也是风马牛不相及[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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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行业。徽商除了经营上述几个主要行业外，还从事其他行业经营，陈希、曹国庆、范金民、邵之惠、郑清土、徐学林、童光东[58]等学者分别论述了徽商所从事的墨业、瓷器业、刻书业、徽馆业、染色业、业等行业的经营情况，使我们对徽商所经营的行业有了更全面的认识。
7.徽商的经营范围。徽商足迹，“几遍宇内”，还有到海外经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