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商研究：回眸与前瞻网(5)
2014-05-12 01:13
导读：现象，具有一定的鉴赏、评判、吸收的能力，他们取人之长，充实和提高徽州的古老。徽剧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76]。黄成林则认为徽商雄厚的实力是徽州
现象，具有一定的鉴赏、评判、吸收的能力，他们取人之长，充实和提高徽州的古老。徽剧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76]。黄成林则认为徽商雄厚的实力是徽州文化形成发展的重要经济基础；徽商强烈的“入儒崇仕”意识促使徽州勃兴，文化昌盛，流派纷呈；徽商在经商活动中完善和着徽州文化[77]。秦效成指出，必须在徽商与徽州文化和明中叶后的全国商品经济与华夏大文明四者之间作互相联系、彼此交织的全面审视，才能准确认清徽商推动本州文化全方位拓展的真正客观根源。首先，徽商及其子孙后代，在“好儒”的自我发展上，世世相继，连绵不断，是徽州文化建设中一支十分庞大而卓阜异的队伍。其次，各地徽商的豪华宅第、书楼画室、园林别墅，是本籍和外籍学者文士进行学术交流的最佳媒介。再次，遍布全国的徽商网点及他们创建的义学、书院、会馆，又为徽人提供从师进修、观览风物、考察山川等等方便。以上是徽商为本土文化发展效力的一个重要方面。徽商对徽州文化的最大贡献，是在其带头开拓的商品特别是文化市场中实现的。此外，徽商回归故里后，还和本乡官宦、儒者联手，共同投身于一些重大的文化实践，如修书院，办义学；修宗谱，撰方志；刻书藏书，购置文物；结社订盟，推动讲学[78]。王世华论述了徽商与长江文化的关系，认为徽商在长江流域的活动，引发了长江文化价值取向的变化，促进了重商思潮的出现，从而带来士商关系的变化。徽商创造的商业文化，如商业，商书涌现，丰富了长江商业文化的内容，但徽州盐商的需求，刺激了扬州青楼文化的繁荣，一些盐商的奢侈又带动了消费文化的畸形发展，这也给经济文化造成了负面影响。在徽商的推动下，徽派和园林文化有了较大发展，为长江文化增添了绚丽的篇章。而徽商的重教兴学为长江文化精英的成长提供了物质保证，也为长江精英文化的繁荣创造了良好的条件[79]。王成则论述了徽商对扬州文化的贡献。周晓光具体分析了徽商建筑文化的特色。桑良志又阐述了徽商与藏书文化的关系[80]。
（转载自科教范文网http://fw.nseac.com） 13.徽商与教育。“贾而好儒”的徽商对教育非常重视，因而与教育结下不解之缘。李琳琦指出，高度重视儒学教育是徽商区别于其他商帮的一个重要特点。他们凭藉财力优势，殚思极虑，采取延名师课子侄、广设义塾义学、资助府学县学、大力倡建书院、收藏刊刻典籍等方式，多方位、多层次地资助和发展儒学教育。徽商为什么对儒学教育情有独钟，是有社会的、的和的多方面的原因：一是受中国封建社会官本位的影响；二是中国封建社会价值观念的作用；三是与徽州社会深厚的儒学渊源有关；四是出于强宗固族的需要。徽商“振兴文教”，收到了人才辈出之效，不仅产生了一大批进士、举人和官僚，更重要的是提高了徽州人的整体文化素质，并形成了别具一格的“徽州文化”。对徽商商业本身的发展也是有益的，首先是培养出来的一大批徽州仕宦，成了徽商的代言人和保护伞。其次，受过儒学教育的徽州学子，因种种原因未能中举而进入商界，这些有文化的商人，成为徽商的中坚力量[81]。此外，他还有专文论述了徽州的商业教育、蒙养教育、教育特色等[82]。宗韵也对清代徽商的家庭教育进行了个案研究[83]。
14.徽商与公益事业。徽商在致富后，曾在家乡和经商地从事大量公益事业，不少学者在论及徽商的发展和资本流向以及徽商的商业道德时，都兼及徽商的公益事业。范金民以江南为中心专门考察了清代徽州商帮的慈善设施，指出徽商在江南的慈善设施最基本的是殡舍（丙舍）和义冢。在清代，徽商的慈善设施遍布江南城乡各地，其数量之多，没有其他商帮可比。从发展教育、延病就医到身后的妥善安置，徽商都有相应的保障性设施。发扬徽商以众帮众、互帮互持精神，实践逐利思义、化利为义的追求，从而增加凝聚力、向心力和商业竞争力，应是徽商创建或不断扩建慈善设施的最基本动机和最直接的出发点。这些慈善设施的资金来源，全部或大部是江南当地和外地徽商承担，体现了不同区域间徽商横向之间频繁的联系。慈善设施的运作一概都依照订立的规条章程进行，条理清楚，职责明确，制度严密规范，因此，运作比较成功[84]。方利山则分析了在灾害面前徽商的“义行”、“义举”：竭诚捐赈，拯民于水火；出谋划策，苏民之所困；以义为利，不发国难财；积德尚善，不赚黑心钱。这些“义行”、“义举”体现了一种仁者爱人的生命关怀[85]。卞利也有专文论述徽商对灾荒的捐助与赈济[86]。
15.徽商衰落的原因。清代中叶以后，称雄三四百年的徽商无可挽回地衰落下去，其间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不少学者对此进行了探讨。叶显恩指出：徽商是在封建政权的庇护下得到发展的，但在享受许多优惠的经营条件和特权的同时，又受到封建王朝的勒索榨取，各种各样的捐输，急公济饷，佐修河工、城工、灾赈、报效，成为徽商的一项沉重负担。这是导致徽商衰落的一个重要原因。道光年间，清政府先后在两淮将纲运制改为票盐法，原来官商一体的包销制被打破，盐商难逃厄运。继盐商败落之后，典当业也因“左宗棠增质铺”而“几败”。茶商也一连“亏耗不可胜数”，曾国藩于太平天国革命期间，在徽州纵兵大掠，全部窖藏一空。至此，徽商已奄奄一息了。加上嘉庆以后，徽州的缙绅势力趋向式徽，使徽商失去了靠山。由于上述因素，徽商在晚清衰落了[36]。周晓光认为，徽州商帮的衰落，是多种因素作用的综合结果，其中 19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发生的中国社会的战乱即清朝封建政府和太平天国农民政权之间的战争，乃是加速徽州商帮衰落的重要因素之一。因为一，包括鄂、赣、皖、苏、浙在内的长江中下游地区，是这一时期中国社会战乱最严重的地区，也正是徽州商帮商业经营活动最主要的区域，这就使得徽商传统的“吴楚贸易”几近中止，徽商在江南市镇中的商业活动陷于瘫痪，也严重打击了盐、典、茶、木等四大徽商支柱行业。二、这一时期战乱对徽州本土也造成严重冲击。首先徽州财货及徽商资本遭受巨大损失；其次，徽州士民以及徽商人员遭受重大伤亡；再次，徽商家园遭到毁灭性的破坏。三、战乱对徽州商人及其商业资本也造成了直接的打击，主要表现在清政府大幅度增加茶叶税和开征厘金；徽商被迫赈饷和捐助团练；商人颠沛流离，无心经商。徽商从此一蹶不振[87]。葛剑雄则从历史的角度，指出徽商衰落的原因，离不开当时的地理，集中反映在市场和商品这两个方面。徽商因长江三角洲而兴盛，最终也因长江三角洲而衰落。1843年上海开埠后，业迅速发展，使上海成为新兴的工商业中心和进出口基地，并且辐射到整个长江三角洲和周围地区。但与此同时，周围的传统工商业城市相形衰落，大批官僚、富商和名流从这些城市和附近乡村迁往上海，带去了大量资金，也带走了市场。还有大批人才和劳动力从这些地区迁往上海，使当地的日常市场进一步萎缩。外贸大幅度增长，传统的内贸相形见绌，生丝出口已由江浙移到上海，并由浙江丝商捷足先登，迟到的徽商又没有分到什么份额。机器生产的商品或进口商品取代了手生产的传统商品，在新的经营方式和商业网络的进逼下，粤、江、浙商人迅速崛起，徽商节节败退，在长江三角洲这个最大的市场中终于失去优势。他还指出，长期的单一经营，过分地依靠政治权力，使他们已经丧失了早期徽商的开拓性和适应性，在新的竞争中处于劣势。海运轮船从西方传入后，运河的艰难和弊病更加突出。津浦铁路的通车最终导致了运河漕运的废弃，铁路沿线迅速繁荣，而沿运河城镇则一派萧条，聚居在那里的徽商从此一蹶不振，即使有勇气转移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