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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全球化角度分析邓小平文化观(1)

2014-11-21 01:24
导读:文化论文论文,从全球化角度分析邓小平文化观(1)在线阅读,教你怎么写,格式什么样,科教论文网提供各种参考范例: 摘要:文化观的核心是科学思维和科学精神。邓小平文化观

摘要:文化观的核心是科学思维和科学精神。邓小平文化观高屋建瓴,极富科学魅力,丰富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尤其是“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思考,大大拓展了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的理论与实践空间。这种科学魅力,与其看问题的角度和高度是分不开的,这就是对全球化的把握。
直面时代发展主题和中国具体实际,是邓小平文化观的基本思路。
关键词:全球化;文化观;民族精神
Abstract: The cultural perspective core is the scientific thought and the spirit of science. Deng Xiaoping cultural perspective operates from a strategically advantageous position, the extremely rich scientific charm, enriched the construction to have the Chinese characteristic socialism theory, particularly “face modernization, face world, face the future” the ponder, has developed greatly in the socialist construction question theory and the practice space. This kind of scientific charm, with it looked that the question the angle and the altitude are cannot separate, this is to the globalized assurance. faces directly the time development subject and the Chinese concrete reality, is the Deng Xiaoping cultural perspective basic mentality.

key word: Globalization; Cultural perspective; National spirit

前言
   面对全球化浪潮,邓小平以包容性和前瞻性的视野,系统运筹和理性思考了社会主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全面发展,从而建构了“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发展也需要中国”的现代化思维框架。


  对全球化现实与态势的关注,是邓小平文化观的理论起点,也培育着他对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广阔视角——中国发展与世界发展的整体性、同步性和协调性。
  20世纪是有史以来人类社会变化最烈、发展最快的100年,这100年带来最大的成果,若从世界文化发展角度看,其真正历史进步在于世界从此迈入全球化时代。何谓“全球化”?对其内涵的诠释多种多样,但毫无疑问,全球化最本质的东西是“全球意识”,也就是要求各个国家、各个民族在发展自身文化的同时必须关注人类社会发展的共同问题。这一问题的提出,本身具有重大意义。虽然马克思早在19世纪中叶对此就曾预言,但是,如此急迫地呼吁“我们都是单一人类家族的一员”[1],如此现实而自觉地审视自身与世界的关系——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真正树立起“全球意识”,却发生于20世纪。全球化话题出现的内在动因有三:首先是各民族、各国家互相联系的日益紧密化。联邦德国前总理施密特曾指出:“在20世纪的进程中,世界五大洲之间、近两百个国家之间的交融和交往发生了巨大的量的飞跃,同时也发生了重大的质的飞跃……现代交通技术(不仅包括飞机,也包括集装箱运输船和大型油轮)、现代通讯技术、现代贸易技术以及现代金融技术的发展,极大地改变了世界的面貌。”[2](P5-6)当年邓小平乘坐日本新干线,接受日本记者采访时谈到最大的感受是“快”。确实,日新月异的科技革命令人目不暇接,尤其是计算机国际互联网络的建立,信息高速公路建设,把各行各业、各国各地的生产活动与社会交往连在一起,使人与人之间、生产部门之间、地区之间与国家之间的联系与沟通建立在信息化、科技化之上。其次是各民族、各国家之间的互相依存性日益突出。空间距离的缩小,使经济一体化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将其触角伸向全球各地,于是人类共生问题也开始紧扣人们的心扉,当“东京股票交易所的股市行情下跌,几秒种后,就会在伦敦、纽约、苏黎世或阿姆斯特丹引起连锁反应”[2](P5)时,当中东局势的任何微澜都在牵动着世界各国的神经时,人们越来越强烈地意识到:世界所面对的真正的重大问题是人类整体的生存问题。最后,人类文化自身性质也在昭示着国际化的内在必然性。历史学家与文化学家们早已证实,以往由于境遇不同、历史不同、发展的方向不同及步伐不同,产生了不同文明程度的差异,而人类作为一个整体应是同一的,人类文化受社会与历史的左右,也会走向趋同。一方面,作为社会现象,文化不是孤立与封闭的,不同特质的文化会相互作用与相互交融;另一方面,作为历史现象,文化不是静态与停滞的,风格各异的文化必然会伴随着人类的历史足迹,不断丰富与完善,不断借鉴与吸收。

(转载自http://zw.NSEAC.com科教作文网)


  可见,全球化不仅是一个经济发展过程,而且也必然是政治、社会、文化的综合发展过程。正是基于对全球化时代人类社会发展现状、命运、文化价值体系以及人类认知模式的思考,邓小平强调要从世界角度看问题,“应当把发展问题提到全人类的高度来认识,要从这个高度去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3](P282)新中国成立以来相当长的时间里,由于思想的局限和当时国际环境的影响,中国在与国际接轨方面非常谨慎,并在研究本国的现状、未来与外部世界的关联互动方面有失偏颇,导致“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中国与世界先进国家拉开了相当距离。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既有着百废待兴引发的跃跃欲试,也有着历史惯性带来的迷惘困惑,邓小平从世界角度看问题这一宏阔视角,促进了对中国发展问题的思考,使中国现代化建设在观念上有了突破性的更新。中国的发展不能游离于世界发展的时代潮流之外,中国的问题只有放到整个全球系统才能得到解释和找到解决的途径。顺此思路,邓小平提出首先要正确认识当今世界,“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3](P105)世界上任何国家的任何问题都受这两个问题所左右,中国也不例外。和平与发展的时代趋势,除了给中国带来机遇,也带来挑战,还带来对世界的责任。一方面中国要利用国际环境快速发展自身;另一方面“十亿人的中国坚持社会主义,十亿人的中国坚持和平政策,做到这两条,我们的路就走对了,就可能对人类有比较大的贡献”。[3](P158)上述论断开拓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理论与实践的新境界。


  全球化显然不仅仅意味着同一性与共生性,虽然伴随着人类文化交流的动态发展,将出现愈来愈多的文化认同,但认同并不预示着各种不同的文化特质会趋于泯灭。所谓文化核心和文化深层结构,是流淌在每个民族的心灵中、深入每个民族的骨髓、体现着每个民族特征的东西,它既是一种思维和行为模式,同时也包括民族信仰和价值取向等,往往在历史长河中具有相对稳定性。值得注意的是,正因为各民族自身文化特质的相对稳定性,才构成了世界在相互联系中的多姿多彩。 (转载自科教范文网http://fw.nseac.com)
  所以恰恰相反,全球化的真正意义是在全球性范围内为文化的多元性与多样化提供了可能,意味着通过以和平与发展为载体的文化认同,激活不同的文化共同体,使之共同参与人类文明建设,发挥各自的作用与影响。
  在认识多元化这一时代特征上,邓小平一贯认为,当今时代是一个各民族共存互补的多样性时代,共存是求同,互补是存异,一方面要关切人类共同命运,另一方面还要多角度、多层次、多样式地把握这种关切;既要努力追求共识,也要尊重和正视那些使世界上各民族彼此相异的在种族起源、地理气候、历史传统、价值观念、风俗沿革等方面的多样性。发展各民族文化不仅不会违背全世界人民要求的“和平共处”和“共同发展”的愿望,而且还能从各民族文化中发现有利于和平与发展的资源。我们看到在20世纪的全球经济一体化过程中,人们愈来愈认可这样一个事实:经济一体化是不可能脱离发展中国家的相应发展的,否则难以形成可持续发展的全球经济。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亚太地区一些国家和地区的经济腾飞,打破了50年代以前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为中心的经济体系,改变了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单一的依附与被依附的关系。这一改变为多元化发展作了精彩的注脚。经济多元化必然带来政治多元化和文化多元化,同时也向我们传统的一元思维提出了挑战。以多元思维来应对多元世界是邓小平社会主义建设思想中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要发展,体现了更博大的包容胸怀。例如,在对待国与国之间的领土、领海纷争时,他极富创造性地提出:“我还设想,有些国际上的领土争端,可以先不谈主权,先进行共同开发。这样的问题,要从尊重现实出发,找条新的路子来解决。”[3](P49)以发展来求同存异,可谓示范了一种多元化新格局下的新思维,通过求同存异,化干戈为玉帛,共同获得新的发展契机。在南北问题上,邓小平多次强调不能由北方主宰南方,“欧美国家和日本是发达国家,继续发展下去,面临的是什么问题?你们的资本要找出路,贸易要找出路,市场要找出路,不解决这个问题,你们的发展总是要受到限制的。……南方得不到适当的发展,北方的资本和商品出路就有限得很,如果南方继续贫困下去,北方就可能没有出路。”[3](P105-106)在对待香港、澳门、台湾的问题上,更是以灵活性与原则性相统一的“一国两制”新制度,开创了一国内多样多元发展新模式。此外,邓小平还一再强调中国要反对霸权主义,中国是真正的不结盟,其实也是在倡导世界和平的维系要依赖于所有国家、地区、民族的力量,倡导着每个国家以自己的能力、方式介入国际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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