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合法性危机的消解与再形成(1)(2)
2014-11-23 01:10
导读：三、第二阶段改革：失去民意支持，合法性危机突显1990年代以后的经济巨变是第二阶段改革的标志性成就。经济的快速成长为相当一部分人带来了物质生
三、第二阶段改革：失去民意支持，合法性危机突显
1990年代以后的经济巨变是第二阶段改革的标志性成就。经济的快速成长为相当一部分人带来了物质生活上的实惠。但是，与第一阶段改革收拾人心的成果相比，第二阶段改革的物质实惠在消解政治合法性危机方面所起的作用其实是相对有限的。1989事件破坏了执政党、国家和军队与人民和社会的关系，致命地打击了民众强烈要求反对官倒、惩治腐败和民主监督的积极性和可能性。在第二阶段改革的过程中，制度性腐败快速蔓延和恶化的程度令人瞠目结舌。财富迅速集中到少数人手中，越来越多的人感到在改革中被牺牲、被遗弃。这使前后两个阶段改革的民众支持范围和支持度都表现出明显差异。早在10年前，国内学者何清涟就写出专著《现代化的陷阱》[17]，对邓式改革将会陷入无法自拔的陷阱发出警告，其看法在国内引起了普遍重视。最近朱学勤在“改革开放30年的经验总结”中概括说，第一阶段改革的动力是千百万要走出“文革深渊”的民众，而第二阶段改革的动力则是“政府和资本的合作”。[18]
这样的经济发展加剧了政治制度的腐败堕落、社会的道德伦丧和生态的急剧恶化，社会的批评、怨言和群体反抗事件迅速增多，这些都加深了执政者的危机感。近年来不断加强的新闻控制、互联网管制和言论限制，显然是当局者应对政治合法性危机的急招和乱招。官方的言论钳制采用“口头打招呼”、不发文件、不留文字记录的新办法，这种道义上理亏的心虚做法本身也说明，当局已经充分意识到政治合法性危机的存在。
任何一个有政治自信的政府都不会采取极端的管制手段，因为这些手段只能降低政府的公信力，不可能增强它的合法性。第二阶段“改革”中，当局欲消解政治合法性危机，不仅远比第一阶段的“改革”时期要困难，甚至不比1989年“六四事件”以后更轻松。
这样的一党专制政治无法摆脱米盖尔（Robert Michels）所说的“寡头政治铁律”。米盖尔指出，一个组织庞大的政党不可能人人都是精通政治专门知识、门道和权术的“优秀者”；政党的基层成员大多教育程度低、缺乏思想能力，再加上人为的信息限制和等级崇拜，只知道一味服从；而“在政治生活的各个领域，群众的无能是普遍的现象，而这正是领袖们权力的最坚实基础。”[19]
在寡头政治主导下的两个阶段的“改革”都只涉及政策本身，而未涉及决策机制。没有决策机制的改革，政策的改变便只是一种权宜之计，算不上真正的社会改革。以前是毛一个人说了算，毛以后是邓一个人说了算，邓以后还是一个人或几个人说了算，同样是自上而下地贯彻某种绝对的权力意志。即便权力意志的内容有了变化，那也不过是政策改变罢了，何况变了也还可以变回去，经历了80年代相对宽松的政治气氛之后，90年代以来又不断加强政治高压管制，即为明证。
于是便有了朝前朝后演变都统统称为“改革”的似是而非的说法。朝前的改革必须包括民主化议题。上世纪80年代赵紫阳任总书记时期提出的民主政治改革，其实已经涉及政治制度层面（即政体）。然而，1989年之后政治体制改革却成为禁忌，官方和民间形成了对此保持沉默的默契。这本身就很能说明中国“改革”的局限性质。
现代的政体区分以是否民主（“主权在民”）为根本标准。以民为主，把国家权力建立在多数人的政治自由和公民权利之上的叫民主；相反，剥夺多数人的政治自由和公民权利，代之以国家或一党权威，那就是威权或极权统治。中国的政治改革根本不可能回避一党和寡头专制政体的问题。事实上，中共以“三个代表”论替代无产阶级专政和共产党代表工农阶级的理论，正是为了在意识形态上补救少数人专制权力的合法性缺失。
一个国家的政权产生如果不来自于民主选举，则统治权力没有合法性。可是，如果实行民主选举，专制制度则可能失去其统治权力。正是在这种政治合法性危机中，中国的政治形成了极端虚伪的特征：一方面，极权是一件只做不说的事，虽不说却天天照做；另一方面，民主是一件只说不做的事，虽不能做却一直在说。
这种没有诚信、说一套做一套的政治虚伪，对任何一个统治政权都会造成对合法性形象的持续损害。
第一阶段的“改革”是在相对封闭的环境中进行的。但到了第二阶段的“改革”时期，一是外资大量进入中国，二是网络时代开启了更多的信息渠道，于是，中国既受惠于全球化环境，又将因政治改革滞后而造成的恶劣人权状态暴露于国际社会的视野中。中国政府在国内面临民众的不信任，在世界上面临广泛的道德反感，这些都加深了国家权力的合法性危机。
四、前景晦暗的社会走向
中国未来的局势其实取决于政治走向。但一个现代国家的政体选择（专制或民主）是一种基本价值和道义的规范选择，只能在本国统治集团与民众的互动形成的合力下完成。而中国在过去的30年里，统治集团与民众之间并未形成良好的互动，更谈不上形成有利于国家进步的合力，唯一能看到的只是政府对任何政治变革要求的一味压制。而国际压力也未能促成中国政府接受普世性的人权规范。
于是，中国形成了经济上发展而政治上落后的双重特性。
历经30年的改革，中国政府为了保持一党专制的政治体制，一直努力消解政治合法性危机。但由于越来越多的民众陷入生存困境当中，消解政治合法性危机只会变得越来越难，泄愤型群体事件（如贵州的瓮安事件）的发生概率也越来越高，这表明民众对生存困境的忍耐力已越来越接近临界点。
社会学采用人的“困境意识”和“行为反应”来解释和评估社会动向。困境意识指的是感觉和发现问题；行为反应指的是解决和克服问题。前者是后者的起因条件，后者是前者的应对方式。生存困境包括经济困境（通货膨胀、萧条失业、物质匮乏、贫富差别等）、政治困境（滥权压制、舆论限制、酷吏恶法、司法不公、独裁专制等）、社会困境（等级区分、生存机会失衡、孤独无助、无信仰依托等）。生存困境使社会中的个人感到各种各样的匮乏、羞辱、不公正和不安全，于是可能形成和触发人们向往变革并有所行动的直接动力。衣食匮乏的人会讨厌贫困，向往物质丰富；受压迫的人会向往自由，要求权利；受歧视的人会向往平等，申诉冤屈；无信仰的孤独者会向往道德群体。[20]
自1949年以来，中国民众感觉生存困境的方式和对生存需要的行为反应严重地受到统治意识形态的左右和控制。这种情况在毛泽东时代表现得非常典型。那时候，中国人的生存困境感觉几乎完全被毛式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所操纵和扭曲。
毛式社会主义由三个部分组成，即禁欲主义、平均主义和国家主义。禁欲主义用所谓的“阶级性”来极度限制个人的物质需要和文化审美要求；任何具有个人主体意识的需要、物质选择、不同需要的顺序、趣味和审美，都被贴上“资产阶级”的标签，遭到批评、教育，甚至被斗争和定罪。平均主义按官方规定的“合理需要”，将所有人的生存需要压缩到最低程度。国家主义则用国家权力来全面彻底地管制全社会的每一个领域，一切服从“党即国家”的政治权力。
毛式极权控制民众时，首先要消除的是民众中那些可能对一党专制政权不利的生存困境意识，防止他们将经济失败与政治专制、社会不自由联系起来。不仅如此，它还不断地制造外在敌人的威胁，用来转移民众对生存困境的注意力。
“文革”期间，中国人的生存需要几乎完全由统治权力规定。当时的封闭锁国使得人们无从了解世界各地的真实情况，因而把物质匮乏、政治压迫的现状理解为一种理所应当的“幸福生活”。今日的北朝鲜仍然处在这种极权模式之下。
从毛泽东时代到后毛泽东时代，统治权力对中国民众的生存困境和行为反应之操控能力和操控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民众的自我意识和行动要求也发生了重大变化。毛式统治对中国人的生存困境意识的操控是简单的，也是彻底的。它在最大程度上省却了控制行为反应的麻烦。如果统治权力能使民众在实际受罪的状况中仍然感觉到“幸福”，它也就不必操心如何去对付他们因不满而可能的反抗。
后毛时代的控制和操控要精致得多，但却远不如以前彻底。后毛时代的一党统治已经失去了对民众生存困境意识的全面操控能力，单一的国家经济管制和封闭锁国式洗脑已经不再可能。三位一体的禁欲主义、平均主义加国家主义只剩下党的寡头对国家权力的绝对垄断。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对意识形态的实际失控都心知肚明。统治权力不得不把重点转移到操控民众行为反应的低层次上来。“你心怀不满，我拿你没办法；但你要公开表示不满，我就对你不客气。”只有高压管制还能使人忍气吞声、装痴扮傻、得过且过、敢怒不敢言、敢怒无处言。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对此也都心知肚明。这种心知肚明就形成了当今中国民众的“假面社会”和“机智型傻瓜”特征：麻木冷淡、犬儒玩世、精明狡黠。他们一面对现状体制多有不满，一面又渴望在这个体制中分一杯羹；有了分羹的机会，既善于自嘲，又得意洋洋，甚至感恩戴德（这在知识群体当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这样的“假面社会”由于网络“虚拟社会”的出现和渗透而变得更为复杂。
这两种“假”社会看上去是掩盖了中国社会的真实景象，但它们本身却又是中国社会的一种真实存在形态。“假面社会”和“虚拟社会”的结合，使得国家权力为巩固其统治合法性既面临新的问题，也有了新的机会。网络“虚拟社会”的民粹道德诉求包含着与极权专制相抵触的民主思想成分，使得“网络民意”可能成为对虚假的“顺从型民意”的纠正和否认。另一方面，网络“虚拟社会”的暴民倾向和对异端的绝对排斥，又与极权专制的思想钳制非常相似，使得极权专制可以利用“五毛党”（即政府雇佣的“网路评论员”，因其上一个帖子得人民币五毛得名）积极诱导网上“流民”接受并支持寡头政治的极权专制逻辑。
当今中国的种种非理性的民众表现，令人想起了“文革”时期的群众暴力和专制政治的结合，也令人更觉得应该珍惜第一阶段改革中曾一度展现的理性反思。
可惜，第二阶段的改革不仅禁止这样的反思，而且试图将之逆转为一种与“文革”类似的新极权思想控制，这种逆转的严重后果正在显现出来。极权制度所塑造的新极权政体国民性仍然在深刻地限制着中国社会变化的可能走向，潜伏着“新暴民”和新专制共生互补的隐患。许多民众，尤其是年青一代，他们的政治理性完全没有发展和成熟的机会，因此这些人几乎与“文革”时期一样容易受到暴力、民族主义、盲目排外等蛊惑煽动。“新暴民”对新专制统治逻辑的归顺，增加了中国今后民主建设中的不确定和负面变数。
与30年前相比，今天的中国民众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公民意识。这种脆弱的公民意识是在过去30年间的一些思想解放和公民行动的“窗口期”和某些“小环境”中一点一点累积起来的，如80年代给无数冤假错案平反、提倡“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提倡“民主法治”，以及90年代民间维权、关心“三农问题”的时候，也与某些报纸杂志比较“大胆”密切相关。对中国社会来说，这样的“窗口期”和“小环境”至今仍然只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偶然发生，尚无法形成一种有序的公民社会自我发展和自我完善。
公民的权利及其保障只能存在于一个实实在在的民主宪政环境中；不可能指望一个对民主总是口惠而实不至的专制极权的恩赐。有了这个基本条件，才能通过一系列有效的民主化改革（如实施宪政、透明立法、独立司法、限制官员权力、自由舆论监督、自由言论下的公民参与等），来化解目前由制度缺陷所造成的种种社会矛盾。民主化改革已经成为当前中国最为迫切的任务。改革开放30年后的今天，有了第一阶段改革带来的思想资源和第二阶段改革带来的问题意识，如果能够积极认真实行人们普遍期待的民主改革，应该有助于中国的长治久安和稳定发展，也应该会有助于解决国家权力长期面临的合法性危机问题。
「注释」
[1]Xenopnon ：Hiero or Tyrannicus.In Leo Strauss ，On Tyranny.Revisedand Enlarged Edition.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0，pp.3-21.
[2]Leo Strauss，On Tyranny，p.34.
[3]Ibid ，p.32.
[4]John Hoffman ，The Gramscian Challenge ：Coercion and Consent inMarxist Political Theory，New York：Basil Blackwell ，1984，pp.45-46.
[5]Barry Schutz ，"The Heritage of Revolution and the Struggle forGovernmental Legitimacy in Mozambique."In I.Willam Zartman，ed.，CollapsedStates：The Disintegration and Restoration of Legitimate Authority.Boulder，CO：L.Rienner Publishers ，1995，p.110.
[6]James Lull ，China Turned On ：Television，Reform，and Resistance.London：Routledge ，1991，pp.183-184.
[7]Julia Kwong，“The 1986Student Demonstration in China ：DemocraticMovement？”Asian Survey 10（1988）：970-85，p.974.
[8]钱理群，“不能遗忘的思想――1980年中国
校园民主运动述评”，《当代中国研究》[美]，2008年第1期，总100期，第4－42页。
[9]邓小平1989年6月9日讲话，《解放军报》1989年7月22日，第1版。
[10]萧功秦，“走向成熟：当代中国改革的回顾与展望”，《北京青年报》，1993年5月13日，第3版。
[11]萧功秦，“民族主义与中国转型时期的意识形态”，《战略与管理》，1994年第4期，第24页。
[12]张汝伦，“哈贝马斯和帝国主义”，《读书》，1999年第9期，第34-42页。
[13]东方，“核战言论惊天下，众人评论朱将军”，VOA ，2005年07月24日。
[14]参见徐贲，“中国不需要这样的政治和主权者决断”，《二十一世纪》，2006年4月号。
[15]参见“我们现在怎样做中国人？――张旭东教授访谈录”，www.cc.org.cn/newcc/browwenzhang.php？articleid=5583；毛燕，“从‘文化拿来’到‘文化输出’――
北京大学教授王岳川谈当代中国文化问题”，booker.com.cn/gb/paper16/39/class001600006/hwz198796.htm；甘阳，“独立自主还是附庸藩属？――华人大学理念与北大改革”，www.philo.ruc.edu.cn/pol04/edu/p_edu/popular/200407/473.html ：“张国立痛斥韩剧‘大长今’”，www.61.184.45.151：8100/show.aspx？id=740
[16]“蒋庆：当代大儒的乌托邦实践”，《南方人物周刊》2005年7月7日：“蒋庆欲为儒教申请专利”，《新京报》2005年12月20日。
[17]何清涟，《现代化的陷阱》，今日中国出版社（北京），1998年1月版。
此书增订版《中国现代化的陷阱》由香港博大出版社2003年5月出版。
[18]朱学勤，“改革开放30年的经验总结”，中国和谐社会网，http://www.chinahexie.org/Article_Show.asp？ArticleID=5278.
[19]Robert Michels，Political Parties.New York ：Free Press，1962，p.111.
[20]Ervin Staub ，The Roots of Evil ：The Origins of Genocide andOther Group Violence.Cambridge U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9，pp.1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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