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钱玄同对顾颉刚的学术影响(1)(2)

其次，对于今文学的具体观点，钱玄同也提出了不同的意见。众所周知，今文家认定“六经”为孔子所修，其中蕴含了所谓的“微言大义”。而钱玄同则根本反对此说法。他在1923年5月25日致顾颉刚信中就说：“‘六经’固非姬旦的政典，亦非孔丘的‘托古’的著作……孔丘无删述或制作‘六经’之事。”[3](P238)1925年12月13日，他再次对顾颉刚强调说：“康、崔两君虽能推翻壁中古文经，但是他们俩是根本相信孔子定‘六经’那件事的；……咱们现在则不然，根本不相信‘孔子定六经’那件事，对于所谓‘经’也者，只认为是古代留下来的几篇文学作品，几本档案黏存，几张礼节单子，几首迷信签诗，几条断烂朝报而已。”[3](P278)到了1930年12月19日，他在致胡适信中更明确表示：“孔子一生，我以为是并没有著过书”[9](P122)。显而易见，这些观点都是与今文经学相悖的。 

再次，钱玄同还一再呼吁破除门户之见，对今古文加以平等的研究。钱玄同先后师从晚清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两位大师——章太炎与崔适，故此“能够洞悉两派的是非”[4](P141)。他在1922年12月24日的日记中便说：“清代的古文家章炳麟，痛驳微言大义之说，不信孔子有作经之事实，这是拨开汉代今文学家的云雾。今文家的康有为发明古史不足信之说，不信有周公制礼之事实，这是拨开汉代古文家的云雾。”然而在他看来，“清代的也有乌烟瘴气之处，此则中汉代之毒的原故。就是章君，能拨开孔子作经的云雾，而仍躲在周公制礼的云雾之下；康君能拨周公制礼的云雾，而仍躲在孔子作经的云雾之下，此其蔽也。我们现在应该取他们拨云雾之点，而弃他们躲在云雾下之点，则古史真相才能渐渐明白的披露了”[6](P2448-2449)。这说明他清醒看出今古文之争的弊端，从而跳出了这一窠臼。在1931年撰写的《重论经今古文学问题》一文中，他更是尖锐批评说：“古文家和今文家是一丘之貉，今文家攻击古文家是吃醋，如师丹、范升是，古文家攻击今文家是阴谋，如刘歆是，都够不上说怀疑”[3](P165)，并主张：“我以为我们今后对于过去的一切笺、注、解、疏，不管它是今文说或古文说，汉儒说或宋儒说或清儒说，正注或杂说，都可以资我们的参考及采取。……总而言之，我们今后解经，应该以‘实事求是’为鹄的，而绝对破除‘师说’‘家法’这些分门别户，是丹非素，出主入奴的陋见！”[3](P217-219)1935年1月20日，他在致顾颉刚信中又说：“现在都应该平等看待，不问今古，不问汉宋，折善而从，无须是丹非素，出主入奴。”[8] 

与此同时，钱玄同甚至还根本反对所谓“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的提法。他说：“我认为‘经今文学’与‘经古文学’这两个词，都是根本不能成立的。……今文与古文是一定要考证明白的，因为有真伪之别，在史料上的关系甚大，但并无所谓两家之‘学’”[8]，“今文古文之不同，最重要的是篇卷之多少，次则文字之差异；至于经说，虽有种种异义，其实是不值得注意的”[3](P211)。这无疑充分表明钱玄同已彻底打破了今古文之争的壁垒。对此，其挚友黎锦熙曾为之申辩：“有人把他专拉作‘今文’学家，……这也是错误的。”[4](P77)周予同也说：“他们不是经学家而是史学家，他们不是旧的史学家而是新的转变期的史学家。”[10](P546)甚至对钱玄同“疑古”持保留意见的徐旭生也公允地评价他“素不主张门户”[4](P37)。 

更为重要的是，钱玄同的这种观念还对顾颉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秦汉的方士与儒生序》中，顾颉刚就曾回顾说：“1920年我在北大毕业之后才认识钱玄同先生。……他兼通今古文而又对今古文都不满意。他不止一次地对我说：‘……我们今天，该用古文家的话来批评今文家，又该用今文家的话来批评古文家，把他们的假面目一齐撕破，方好显露出他们的真面目……’……我觉得这是一个极锐利、极彻底的批评，是一个击碎玉连环的解决方法。我的眼前仿佛已经打开了一座门，让我们进去对这个二千余年来学术上的一件大公案做最后的判断了。”[11](P4) 

四 

此外，钱玄同还在许多方面启发丰富了顾颉刚的“古史辨”学说。 

众所周知，顾颉刚“古史辨”学说的基础是“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说”，亦即“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发生的次序和排列的系统恰是一个反背”[2](P52)，也正所谓“时代越后，知道的古史越前；文籍越无征，知道的古史越多”[2](P65)。而客观来看，这种观点源于崔述，钱穆就指出：“颉刚史学渊源于崔东壁之《考信录》，变而过激，乃有《古史辨》之跃起”[12](P167)，胡适也说：“这个见解起于崔述；崔述曾说：世益晚则其取舍益慎，世益晚则其采择益杂。”[2](P192)但值得一提的是，在“古史辨派”中最早注意崔述这一观点的是钱玄同。早在1912年1月26日的日记中，他便写道：“崔先生谓凡秦汉经师传授，不可信者甚多，盖愈远而人愈详，如《七略》详于《史记》，东汉人说详于《七略》，逮三朝六朝，以至唐世之《经典释文》则传述人最为详备，岂有愈远愈详之理？则必不可信。……此说最为坚确。”[13](P1043)而从顾颉刚萌发“层累说”的经过来看，他与钱玄同曾有过密切交流，其首次揭櫫“层累说”的文章即是《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由此来看，他对于崔述这一观点的关注，或许与钱玄同的启发不无相关。 

此外，顾颉刚关于伪史料的“移置”主张或许也是受到钱玄同启发。这里首先必须澄清的是，“古史辨派”虽然力辨诸书，但也并未完全抹杀伪书的价值，而是主张将其“移置”至适当的时代。关于“移置”，时下学界多称引陈寅恪1930年6月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中所述，“以中国今日之考据学，已足辨别古书之真伪。然真伪者，不过相对问题，而最要在能审定伪材料之时代及作者，而利用之。盖伪材料亦有时与真材料同一可贵。如某种伪材料，若迳认为其所依托之时代及作者之真产物，固不可也。但能考出其作伪时代及作者，即据以说明此时代及作者之思想，则变为一真材料矣”[14](P280)。这固然不错，但是却忽略了“古史辨派”在这一问题上的贡献。实际上，较早系统提出这一主张的正是“古史辨派” 

在1923年发表的《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中，顾颉刚就曾阐发说：“我们在这上，即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确的状况，但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传说中的最早的状况。我们即不知道东周时的东周史，也至少能知道战国时的东周史；我们即不能知道夏商时的夏商史，也至少能知道东周时的夏商史”[2](P60)，这无疑说明他此时已萌发了“移置”伪史料的主张。至30年代初期，顾颉刚又一再表示：“倘使不用了信仰的态度去看而用了研究的态度去看，则这种迂谬的和伪造的东西，我们正可以利用了它们而认识它们的时代背景”[8](P259)，“许多伪史料，置之于所伪的时代固不合，但置之于伪作的时代则仍是绝好的史料：我们得了这些史料，便可了解那个时代的思想和学术。……所以伪史的出现，即是真史的反映。我们破坏它，并不是要把它销毁，只是把它的时代移后，使它脱离了所托的时代而与出现的时代相应而已。实在，这与其说是破坏，不如称为‘移置’的适宜。一般人以为伪的材料便可不要，这未免缺乏了历史的观念”[15](P8)。至此，“移置”说显然已正式形成。 

此后，顾颉刚还屡屡澄清说：“我们的辨伪，决不是秦始皇的焚书。不过一般人确实常有焚书的误认，所以常听得人说：‘顾颉刚们说这部书伪，那部书伪；照这说法，不知再有什么书可读！’这真是太不了解我们的旨趣，不得不辨一下。我们辟《周官》伪，只是辟去《周官》与周公的关系，要使后人不再沿传统之说而云周公作《周官》。至于这部书的价值，我们终究承认的。要是战国时人作的，它是战国政治思想史的材料。若是西汉时人作的，它便是西汉政治思想史的材料。……这原是以汉还汉，以周还周的办法，有何不可”[16](P18-19)，并明确提出：“我们只要把战国的伪古史不放在上古史里而放在战国史里，把汉代的伪古史也不放在上古史里而放在汉代史里。这样的结果，便可使这些材料达到不僭冒和不冤枉的地步而得着适如其分的安插。这便是我们今日所应负的责任。”[17](P62-63) 

由此可见，“古史辨派”并非如有些人认为的那样，完全抹杀伪书的价值，而是主张将之“移置”至适当的时代，以作那一时代的研究材料。而且从提出的时间来看，“古史辨派”比陈寅恪要早得多。 

值得一提的是，“古史辨派”中最早提出这一见解的是钱玄同。早在1922年9月1日，钱玄同在致胡适信中便指出：“自来造假书最有名的人是刘歆和王肃，但此二人所造的伪书，尽有他的价值，未可轻于抹杀。”[9](P109)1923年4月4日，他又在日记中说：“辨伪诚是整理国故中第一件大事，但辨伪的意思完全为求真相，就是对于大家都说是张三做的文章，我们觉得有些可能，于是考证，考证的结果断定这是李四做的，不是张三做的，如此而已，至于张三李四的好坏优劣这是另一问题。李四的话也许简直是胡说，也许略有道理，也许和张三有同等的价值，也许过于张三远甚，决不可一概抹杀。比如《礼运》和《周礼》，说它不是孔丘和姬旦作的，这是不错的，至于它的价值，不但《周礼》的组织远非姬旦所能梦见，即《礼运》的思想恐怕也比孔丘要进步了。”[6](P2622)而在1923年5月25日致顾颉刚信中，他也写道：“若讲伪书的价值，正未可一概而论。乱抄乱说的固然不少，至于《易》之《彖》、《象》、《系辞传》，如《小戴礼记》中之《礼运》、《中庸》、《大学》诸篇，如《春秋》之《公羊传》与《繁露》，如《周礼》，这都是极有价值的‘托古’著作。……不能因其非姬旦、孔丘所作便说是无价值。我很佩服姚际恒、崔述、康有为那样‘疑古’的求真态度，很不佩服他们那样一味痛骂伪书的卫道态度。”[3](P249)1925年12月13日，他又再次致信顾颉刚说：“辨古书的真伪是一件事，审史料的虚实又是一件事。譬如《周礼》、《列子》，虽然都是假书，但是《周礼》中也许埋藏着一部分周代的真制度，《列子》中也许埋藏着一部分周汉间道家的思想。……就是假书也是一种史料哇。《周官》如其是刘歆他们造的，便是关于他们的政治思想的史料；《公羊》便是周汉间一部分儒者的思想史料，或者就是董道士的思想的史料。”[4](P265-267) 

显而易见，钱玄同十分重视伪书的历史研究价值，并非一味“蔑古”，黎锦熙在挽诗中即为其申辩：“疑古原非蔑”[4](P93)。另外在“移置”说上，他早在1922年9月1日致胡适信中就已有所阐述，是“古史辨派”中最早提出这一见解者。而从当时顾颉刚与胡适交往的密切程度来考察，很有可能是从中受到启发，从而在《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中萌发了这一思想。而且，钱玄同随后在致顾颉刚信中对此仍一再阐发，这无疑对顾氏在30年代前后正式形成“移置”说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综上所述，无论是在基本精神还是具体观点上，钱玄同都对顾颉刚予以了积极的支持和精心的指导。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有论者将他视为“古史辨运动”的灵魂人物[5]，这一评价应当说是客观的。 

[参考文献] 

[1]钱穆.序[A].顾颉刚.崔东壁遗书[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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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钱玄同文集：第4卷[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4]沈永宝.钱玄同印象[C].上海：学林出版社，1997. 

[5]杜正胜.从疑古到重建——傅斯年的史学革命及其与胡适、顾颉刚的关系[J].中国文化，1995年秋季号. 

[6]钱玄同日记：第5册[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2. 

[7]顾颉刚.古史辨：第2册[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8]顾颉刚.古史辨：第5册[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9]钱玄同文集：第6卷[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 

[10]周予同.五十年来中国之新史学[A].朱维铮编.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 

[11]顾颉刚.序[A].秦汉的方士与儒生[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12]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M].北京：三联书店，1998. 

[13]钱玄同日记：第3册[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2. 

[14]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A].金明馆丛稿二编[M].北京：三联书店，2001. 

[15]顾颉刚.古史辨：第3册[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16]罗根泽编.古史辨：第4册[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17]吕思勉、童书业编.古史辨：第7册上编[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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