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侠文学的文化史意义及外来参照(1)(2)
2015-02-02 01:07
导读:其次,就是武侠角色固有的荣誉感与表现欲。在古代武侠文学众多叙事中,似乎如果没有这种武侠的主体精神,就不值一谈,而恰恰是这才构成了像关云长
其次,就是武侠角色固有的荣誉感与表现欲。在古代武侠文学众多叙事中,似乎如果没有这种武侠的主体精神,就不值一谈,而恰恰是这才构成了像关云长、鲁达、白玉堂之类武侠人物的恒久人格魅力。
人类学家分析某些土著民族对声望如何在礼节上体现的问题时指出:“人是孔雀。他爱卖弄,爱笑,爱积蓄钱财,可是他也肯做寿头或浪子,倘若那个能给他一个高视阔步的机会。光是权力和实利不够浪漫;权和利,不加上一层声望做炫饰,不足以使人生有滋味”[8]。古代中国武侠的亚文化伦理,以及人们喜爱的许多武侠角色,也带有这种自尊自炫倾向。又像唐传奇《虬髯客传》写那位豪侠虬髯客,非要在刚认识的李靖夫妇面前打开革囊取出人头和心肝,以匕首切食之,还要说明“此天下负心者,衔之十年,今始获之,吾憾释矣”。他本来一见倾心于美貌的红拂女张氏,“取枕欹卧,看张梳头”,惹得李靖禁不住“怒甚”,这时:“张熟视其面,一手握发,一手映身摇示公(李靖),令勿怒。急急梳头毕,敛衽前问其姓。卧客答曰:‘姓张。’对曰:‘妾亦姓张。合是妹。’遽拜之,问第几。曰:‘第三。’问妹第几,曰:‘最长。’遂喜曰:‘今夕幸逢一妹。’张氏遥呼:‘李郎且来见三兄!’公骤拜之。遂环坐。”看来这红拂女不愧为隋朝重臣杨司空侍妾,“肌肤仪状,言辞气语,真天人也”,且有着超乎凡伦的社交能力,她还真了解男人,从直觉上感知虬髯客的性别冲动。这段
戏剧化描写引起了金庸先生激赏,产生了从
心理学角度一探缘由之愿:
(转载自http://zw.NSEaC.com科教作文网) 我又曾想,可以用一些心理学上的材料,描写虬髯客对于长头发的美貌少女有特别偏爱。很明显,虬髯客对李靖的眷顾,完全是起因于对红拂女的喜爱,只是英雄豪杰义气为重,压抑了心中的情意而已。由于爱屋及乌,于是尽量帮助李靖,其实真正的出发点,还是在爱护红拂女。……虬髯客对红拂女的情意表现得十分隐晦,也自有他可爱的地方。再加铺叙,未免是蛇足了。[9]
豪侠心理就是这样的自尊和自炫,上述文字中的“爱护”似应改为“暗恋”,明明深心中爱慕非常,对方以妹称之,侠就却不开情面了。杀仇食仇还要炫耀一番。抑制了豪侠所不为的,就以豪侠所当为的来掩饰。如果不是一种潜在的博求声望、面子心理,是不会做出虬髯客这样举动的。所以古代侠文学到现当代的武侠小说,事实上也是人类诸多心理的微妙而形象化写真,具有某种人类学的深层意蕴。其他像“射箭”、“忍痛”乃至“比武招亲”等母题,如果不限于中国本土的材料和文学自身的疆域来发掘归纳,就会发现藏蕴的深层人类学意旨,从而在更深广的意义上理解武侠文学。
三、武侠文学的伦理核心与叙事模式
俄罗斯汉学家李福清体会到:“我研究的方法有一个特点:从作品最小的情节单元入手,作系统性的研究。例如研究故事,不仅研究情节、母题,还探讨故事的艺术世界(包括人物描写、艺术时空、颜色、数字等等),比较也要从情节单元进行分析。”[10] 我们描述与分析中国武侠文学,也不妨从母题——情节单元角度入手。就武侠文学民间文学性质及其与民俗、江湖文化的联系看,也极为契合主题学——叙事文学母题所赖以产生的民间故事文类特质。然而中国古今武侠文学自有其民族特征,“义”可以说是笼罩武侠文学及其主题人物(角色)的精神核心。在古代武侠叙事话语以褒意评价事物人事时,总舍不得心爱的“义”字,以至义的含蕴泛化:“人物以义为名者,其别最多。仗正道曰义,义师、义战是也;众所尊戴者曰义,义帝是也;与众共之曰义,义仓、义社、义田、义学、义役、义井之类是也;衣裳器物亦然,在首曰义髻,在衣曰义襕、义领,合中小合子,曰义子之类是也;合众物为之则有义浆、义墨、义酒;禽畜之贤则有义犬、义乌、义鹰、义鹘。”[11] 然而这杂多中还是有着稳定的内蕴的,所谓义的基本实质,在这纷纭复杂的义界中却无疑即是为正义、为群体,为其他个体承担某种责任。主体行为之所以无愧地被称之为义,不仅是由于其不谋私利,且往往是因其能损己利他或慷慨奉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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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是这极有包容性和可延展性的“义”,武侠文学的“武”,也非常投合人类的攻击本能。因而尽管侠的江湖义气,有时被海外学者孙述宇称作是一种“匪党道德”,与今天所理解的“正义”有一定区别,带有江湖小群体亚文化特征,但它毕竟含有雅文化层中早为众所认同的合理内核。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侠的江湖义气是上层文化濡染且民间化了的结果,只不过其抑私扬公,张扬的是平民或小团体的利益,常常带有同官府正统势力的“不义”抗争的意味,且灌注了下层民众互相扶助、彼此团结的深挚情谊。清代还出现了像高承勋志人小说集《豪谱》这样的专书,其仿照《世说新语》将古来豪人豪事分为义豪、谊豪、才豪、气豪、谈豪、辩豪、狂豪、奇豪、侠豪、态豪、文豪、书豪、笔豪、绘豪、饮豪、隐豪、闺豪、童豪、市豪、贼豪、色豪、奢豪等二十二个门类。从文学角度最迟在唐传奇中,那些充满豪气的武侠人物已具备了多种角色类型。如虬髯客、冯燕、红线、古押衙、侯彝等等,如果结合他们各具特色的行动来看,这就是所谓“主题人物”式的类分。故事的基本情节勾画出豪侠人物的角色定位,而他们基本上都属于是反主流文化的。由俞超《见闻近录·甘凤池轶事》,可见这类武侠英雄清代民间如何乐于谈论:
苏州甘凤池,技艺绝伦。有总帅请为教习标下,潜忌其能,欲害之,约众曰:“我令旗所指,枪必环刺之。”遂请甘旁坐阅武。旗举,枪果齐至。甘惟持一茅竹烟管,谈笑挥之,枪纷飞若隼焉。因托故辞去(A)。至常州,遇神祠演剧,入观。当台有大石,凡立于上者,众无赖必挤去之。甘不知也,立其处。无赖识为异乡人,佯作争斗状,群拥其侧,无不扑地而倒,甘立如故。大骇,因呼勇者“万千斤”视之。(万在家凿石,重五百斤,以拳击之,滚百余步不止,故有此号。)万至,以一手推之,不动;两手交推,愈屹如石柱。奔告其父,父来见之,惊曰:“此甘先生也!幸值其喜,若怒时,则以肩背稍迎,汝两臂立断矣!”遂罗拜而去(B)。甘在家绝不与人争竞,惟排难居间,无敢不服者,以此其生计颇润(C)。有屠户绝有力,欲乘其懈颠仆之。时大雨中,甘踏木屐上桥,屠户潜起,以刀背殴其项。刀未及身,跃然飞堕桥南,而屠已跌桥北矣。视甘两足已出屐。问:“何捷速先知?”答曰:“某负微名,每防人算。适至桥,见两旁店中视余而笑,即知有相乘于后者矣。”(D)晚年在木牌上观剧,见有强凌弱者,劝之不听,转加丛殴。甘植立而众皆受伤。呼名手来视,曰:“甘并未举手,此皆拳势激回,自殴也。”众遂怖伏,无敢侮者(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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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凤池,无疑是清代武侠崇拜话语中的一个“箭垛人物”。上文实际上写了五件事,除了(C)是笼统说的,其余四件均为别人先向甘凤池寻衅,后者处被动、防守地位,然而结果却总是有悖于起因时那种不利形势,在似乎简单枚举的叙事中,人们看到的不仅是大侠的高超身手,更重要的是临危不乱、宽容有度的武德,以及艺高人胆大、从容不迫的风度。如果我们再将上述丛集性的传闻,对照汤用中《翼駉稗编》写的南阳武侠杨虎与白发叟比武,就可知关于甘凤池的武侠叙事,实际上也是武侠故事惯于谈论的母题之一,其中“一”与“多”实为大同而小异。说杨虎所用铁锤重五十斤,运之如飞弹:“观者数千人,无不叫绝。有白发叟身不满三尺,伛偻而前,痰嗾咯咯。略一睨视,似不许可。杨怒曰:‘尔薄吾技,敢当场一角?’(叟)……令人缚之于树,杨于数十步外向叟腹奋拳,拳入腹不能出,乃跪乞哀。叟曰:‘技止此乎!’鼓腹纵之,颠出三丈许。”这可真是强中自有强中手,叙事模式类同下的意义,分明是:先行挑战且貌似强大的,往往要输给看似羸弱的一方。如果说,甘凤池总是以少胜多,以静制动,这里身怀绝技的白发叟则是以守为攻,后发制人,均是在以静制动的态度行为表现过程中,把正义与同情的天平拉到自己的一方,胜得从容又风光。可见即使像这类简单叙事,不也是充满了民间的褒贬意趣,洋溢着民众共同对胜利一方的推重吗?为避免以艰深文浅易,这里所谓叙事模式,基本上都是上述这样泛指的。从不同意义上审视、理解作品中故事生成的有机组织,总有着某种共同的重心、规律可寻。“模式”又可称之为“范式”、“套路”等,其最小单位即为“情节单元”(母题),这里我们运用主题学理论,兼顾母题与意象,至少可从如下七种角度来划分其叙事模式:1.以行侠者角色来划分,如能够体现和构设侠义行为的金兀术、报恩动物以及剑仙之师白猿公等[12];2.以角色的主导动机、行为来划分,如武侠“建功立业”理想追求,斗虎救亲等;3.以某种特定的关系、缔结特定新关系的努力方式,如“比武招亲”、侠女求偶等[13];4.某种特定的行为及其动机,以及行为构成的情境效应,如“忍痛自伤”、“金盆洗手”仪式等;5.某种与表现武侠精神相关的意象(image),如冰蚕意象、大駉意象、剑意象及其他兵器意象等[14];6.武侠人物活动和性格展现的特定背景环境,如草原、大漠、海洋等;7.与主题紧密结合的题材和易于构成程式化的叙事,如复仇、爱情、正义精神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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