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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侠文学的文化史意义及外来参照(1)(3)

2015-02-02 01:07  在古代中国根深蒂固、绵延持久的武侠崇拜作用下，某一富有侠义伦理意味的行为、人物乃至与这些相关的行为方式、理想期盼，甚至是与侠文化结合起来的特定意象，都可构成武侠故事结撰的核心聚焦，成为特定故事的主导母题（leitmotif），以及侠文化圈中接受者寻根探源的关注点。应当说，这一方法针对古代零散众多的武侠故事，这样的研究对象，也是比较适合的。因此对于武侠文学的主题学（the matology）研究，也是一种以武侠文学为研究对象的主题学——母题研究方法的具体运用，与题材史（Stoffgeschichte）研究最为切近。即使像《水浒传》这样的小说名著，也不是没有武侠崇拜支配下的叙事模式的。国外汉学家认为《水浒传》前七十回由八个大的连环故事组合：“这些故事充满着集体袭击、营救、有组织的战斗。每一环节基本上遵循以下格式：英雄首先表现一种侠义行为，然而这种行为却违反了法律，他逃跑，不久被捉拿归案，然后判刑，流放边远地区。一般来说，流放是英雄历险的开始。忍无可忍的环境迫使他再次逃跑，从此他成了永久的逃犯。这些逃犯最终都投奔梁山。这是一个政府反对者的集中之地。每一环故事中，英雄都展示了品质和气概。”[15] 我们可以把这种“叙事模式”看作是若干母题的组合，而这些特定的母题是古代武侠文学惯常应用的。

    四、武侠文学的外来影响及其研究的参照
    以侠文学进行中外比较研究，早自美籍华人学者刘若愚1967年面世的《中国之侠》就进行了可贵探讨。该书认为中西（“西方”指欧洲）之侠有一些共有观念，两者都重视勇气和名声，慷慨而讲究忠信。差别在于欧洲骑士形成了特定阶级，有基督徒宗教约束，对女性总表现出殷勤的爱情；中国侠来自社会各阶级，没有宗教信仰，多数对女性淡漠无情。西方诗歌中骑士拘谨而令人生畏；中国诗歌中游侠欢快乐天。中国白话短篇小说类似西方骑士诗歌那样偏爱壮观场面和多姿多彩描写，而剑仙小说则类似西方骑士传奇。爱情虽在中国侠客小说中不占重要地位，但女侠形象相当突出，与西方骑士传奇中弱不禁风的女性大为不同，且中国侠客小说比西方的具有较多幽默感。戏剧方面西方骑士文学也逊色于中国。至于中国侠与日本武士的异同：“就‘武士’而言，他们是特权阶层，旨在维护而不是反抗封建制度。其实，中国的‘侠’倒和‘浪人’比较相近，同‘武士’相距较远。”[16] 陈山《中国武侠史》也指出了“侠士”“武士”“骑士”三者文化精神性质不同：“西欧的骑士文化是一种上层社会的贵族文化，日本的武士文化是处于上、下层社会中介的精英文化，而中国的武侠活跃于闾巷之间，藏身于草野之中，是一种纯粹的下层社会的大众文化的产物。”价值观念上西欧骑士把义务放在第一位，骑士制度给予其规范并涂上宗教色彩；日本武士有对特定群体、组织强烈的责任感；中国武侠为“情义”左右而不以理性和实利为基准。欧洲“骑士风度”使现代欧洲人民性格既含有优雅的贵族气质的成分，又兼具信守诺言、乐于助人、为理想和荣誉牺牲的豪爽的武人品格，但往往自高自大、易走极端和过分拘泥于形式；日本武士文化渗透到现代日本社会中，与冒险、探索精神与认真态度结合，同服从权威者与创新意识、合群及灵活态度交融。中国武侠人格以义相合的感情定向，构成了勇武、重义、轻利、诚厚、守节与“放任和松散”的多样性民族性格，具有盲动和自发倾向[17]。上述论断无疑都很有道理。但笔者认为，进行这样大跨度的宏观概括的同时，还需要进行带有专题性的“中观”研究，以母题所展示的“作品流”若干系列性归纳阐发，丰富和补充这类中外比较研究。而这样主要立足于中国武侠文学实际的中外比较研究，才是中国学者力所能及和擅其胜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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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繁荣武侠研究愿望计，对其进行比较文学视野下的“平行研究”和“影响研究”均不能偏废。我们既可以探讨中西方复仇文学主题的复仇动机、范围，中西方文学共同母题表现的正义精神，进行中西比较的平行研究，又可以进行印度中亚文化来源的影响研究。当然，在古代印度习俗与民间故事母题向中国的中原地区传播过程中，不少西域国家和地区的文化交流活动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中介作用，不仅是地理空间上的，甚至传播者本人原本就是西域诸国人，传播的环节和过程也错综复杂，不少“原生态”的东西事实上已不可复原了。在限于材料现今尚不能理清这些传播中介时，在不能指望着“终极真理”一次性到位地实现的时候，进行较直接地到印度文化以及中古汉译佛经中寻究本原的探讨，不也是在逐渐接近目标吗？如追溯汗血马的出血缘由及神化原因，就离不开汉王朝与匈奴的战争背景所带来的外域观照视角。以中古佛经翻译文学这样给予中国文学史重大影响的文学思潮和文化现象，不在武侠文学这样重大的题材主题史上产生实质性的多重影响，是不可想像的。而要提出更为宏观的结论，还需要母题史梳理的进一步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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