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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好色却又任侠仗义的黄文汉身上，可以见到作者对他的偏爱，正是由于他以“中国功夫”对抗日本人的无畏。“为人颇聪明，知道两手拳脚”的留日学生黄文汉，有时也去上课，既好酒又嗜色，“与嫖字上讲功夫，能独树一帜”，他和臭名昭著的周撰合称“北黄南周”。他勾引女子的绝招是吹牛皮：“曾著牛皮学讲义万余言，内载有数十种的吹法，说是若能依法吹得圆熟，像中国这种社会只须一阵牛皮，就能吹上将坛，吹上内阁。”待女子识破他的牛皮，他则借口要挟：“或说要告知其父母，或说要宣布其秘密，使那女人害怕，服服帖帖地跟他。”勾引女子的招数被总结为“吹要警拉强”，要挟，耍赖，动武，吹牛[7] 22。
但是这么一个好色人物，偏有侠肝义胆，在日本人面前最有胆量对抗。作者着墨甚多的场景，就是黄文汉等人公然对抗日本人。
第四章讲到黄文汉和郑绍畋一起去找日本妓女，碰到两个日本兵，受到日本妓女的冷遇，黄文汉当即“一拳打跌了一个”，另一个“视黄凶猛，不敢上前”。正是“中国功夫”捍卫了“尊严”[7] 25。
第九章写到黄文汉教训日本警察。黄和郑二人在街上打着赤脚走路，被警察拦住。警察说：“难道你不知道法律吗？怎么敢公然打着赤脚在街上走？你们中国下等社会人打赤脚，没有法律禁止，既到我日本，受了文明教育，应该知道我日本的法律，不能由你在中国一样的胡闹。”黄文汉等警察来到近前，手一起，警察已经跌进了岗棚，爬起来拔刀欲砍，黄文汉一把按住他执刀的手腕，仰天打了个哈哈。作者不无夸张地描述，单只黄文汉那个哈哈，就“如鹄鸣如豹吼”，“如晴天霹雳”，警察那拔刀时的勇气，不知吓往哪儿去了。黄文汉不但几下就下了警察的刀，还振振有词地教育了一番：“你这种不懂事的警察，在我中国下等社会中也没有见过，你这种态度，莫说对外国人不可，就是对你日本人也不可。你今晚受了我的教训，以后对我们中国人，宜格外慕敬些才对。”[7]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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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陆军少尉中村清八拜访黄文汉，中村有意挑衅，“穿一件白纱和服，并未系裙”，见客而不系裙，很不礼貌，他是专为显示日本的强势地位，羞辱黄文汉。中村问道：“贵国是清国吗？”黄：“不是。”中村：“日本吗？”黄：“不是。”中村：“那就是朝鲜了。”黄：“不是。”中村：“哪里呢？”黄正色道：“是世界各国公认的中华民国。”接着，黄文汉又款款说道：“我看世界上的国家，最危险最没有希望的就是你日本。你还得什么意！我是个中国学生，你是个日本军人，彼此风马牛不相及，要寻人闲谈消遣，未尝不可，只是须大家尊重人格。什么话不可说，何必拿着国家强弱来相较量？如定要争强好胜，我们不在疆场，就只有腕力的解决。”结果吓跑了中村清八[7] 106-108。
第三十三章写黄文汉和日本人比试剑术、拳术、射箭，大获全胜。其实黄的得胜全是因为规则和招数不同，如用中国拳术胜了吉川的剑术和今井的柔道，作者并不管这“胜利”的水分，反倒对黄文汉的“胆识”有几分欣赏[7] 292-293。
黄文汉观看“相扑”，受激比试，并不用实力，而是中国功夫加上一点中国“智慧”。小说很精彩地描写了得胜的关键——腰带的奥妙。第一场比试，黄文汉先是“使气将肚子一鼓，那腰带直陷入腰眼里去了”，使日本大汉抢不着腰带。第二场，黄文汉不得不按照比赛要求，将腰带松松系上，却“虚系在腰里，并未打结”，大汉抓到了腰带，腰带却早离了黄文汉的腰。第三次，黄文汉被日本人亲自系了腰带，却又用中国拳术躲过，并露了一下脚上功夫，让一根灯柱掉下一块，众人心服。黄文汉虽然脚上受了大创，精神上却觉得异常愉快。因而再次大获全胜，为中国人争了面子。正是这样一个总是在个人武力角逐中，大获全胜的黄文汉，捍卫着个人/民族尊严[7] 422-423。
这样一个颇有豪侠之风的黄文汉，对于女人却是喜新厌旧，只有“欲”而无“情”。对女人颇为随意的黄文汉，后来碰到委身于他的日本妓门出身的圆子，却表现得有情有义，更显得“英雄多情”。他并不是正人君子，在电车上对粉妆玉琢的胡女士借机“揩油”，就显得这是个无视儒家规范的侠客式的“英雄”。
叙述者一再让会几下中国武术的中国留学生在擂台上以个体的拳脚功夫战胜日本人和西方人，若和中日战场上国人的失败体验联系起来，这就颇有意味。我们看到，在叙述者的视野里，在个体中国人对个体日本人或西方人的角逐比试中，“中国功夫”的个体胜利，想象性地解构掉了中国在战场上的集体失败经验。在叙述者的这种民族情绪支配下，黄文汉的不务正业、好酒嗜色、狎妓出游等行为，都因为在和日本人的对抗中显示出的民族尊严，从而减弱了道德谴责的意味，反倒因此具有“侠”的特点。
侠，是在与儒道法墨等中国文化基本要素的交互影响中形成的一种个性气质以及行为方式。作者不厌其烦地描述黄文汉的任侠仗义，不畏日本人的强权，正是突出其侠客精神——要求在现实社会中获得正义、公平和自由。在中国历史上，侠一度活跃于民间，肩负着下层百姓的社会理想和正义之气。黄文汉基本符合这一人物类型的特征，他精通中华武术，对女性抱随意态度，但又重情；为人行事只遵循自己的道德原则，特别是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比如他好酒嗜色，是个酒色之徒；却又故意无视日本人的法规，故意赤脚走路，双十节聚会喧哗，我行我素，并能或以武力或以智慧得胜。再如和日本兵争风一场，两个日本妓女怠慢了他们，黄文汉主动挑衅，“日本又不像中国，可以借势欺人”。因为他深知，“日本有身份的人顾忌名誉。”所以，日本兵只有吃不讲名誉的中国人的亏，黄文汉不仅让他们不能“独揽”妓女，而且还讹诈他们一顿饭，让他们一块儿吃饭做东，甚至抢夺了他们的外套，方才了事。最终两个日本兵连连道歉：“算是我们错了，我和你赔不是，以后再不敢惹你了。”[7] 25-26在作者看来，虽然黄文汉的敢作敢为有一定的无赖成分，但因对手是日本人，就显出“强悍”和不惮强者的侠气来，而且对手是日本人，黄文汉简直就成了一个民族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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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东外史》续集中的萧熙寿，也是愿为中国人争一口气的侠义之士。他路过三崎座，看到广告牌上写着“六国大竞技”，有“英、奥、意、葡、美国力士团共十二人，来日本与柔术家大竞技”[8]，就想，应该有中国人参与。于是自荐参加，但是比试中，却屡屡被日本人诈称“犯规”而无法战胜。但是其主动参与的热情，和日本人对他的限制与惧怕，充分说明了中国人“必胜”的实力。
官场腐败，国家积弱，作者一腔民族不平之气只有寄于个体身上，每当个体的中国人无论运用什么手段，和日本人对抗得胜，都意味着对中日甲午战争失败的颠覆。黄文汉利用舌战和中华武术上阵均取得胜利的故事，表明了作家强烈的受到压抑的个人无意识。精神分析学派认为，艺术就是凭借幻想来满足自己的愿望，文学就是作家的一场白日梦。弗洛伊德将幻想解释为：“借着幻想来满足自己的希望/祈求，艺术即是一种典型的代表。”[9]“艺术家原来是这样的人，他离开现实，因为他无法做到放弃最初形成的本能满足。在想象的生活中则允许他充分的施展性欲和野心。”[10] 正是作者在留日期间遭遇的身份认同危机，才使得他把弱势民族身份的抑郁之气投射到文字中，完成白日梦中的想象性宣泄和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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