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谈明清徽商的休闲生活(1)

内容摘要：徽商从商经营之余，以各种方式来消遣余暇。其休闲生活，或怡养情性，或注重品位，或显示风雅，或追求风流，或夸示豪富，等等。这些体现了明清时期士商交融、雅俗合流的趋势和特色。

　　关 键 词：明清；徽商；休闲生活

　　直到现代社会，随着人们生活质量和品位不断提高，“休闲”作为一个时髦的词才出现。但休闲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在历史上长期以来却是一种客观存在。本文所谈的明清徽商休闲生活，是指徽商在从事商业经营之余暇时的休息和娱乐生活。当然由于受社会生产力水平和历史时代意识决定，他们崇尚的休闲与我们现代的休闲有很大的不同，我们应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立场去看待他们。明清时期的徽商，作为我国传统儒商的典型，具有较高的文化素质，因而对于自身的休闲生活很注重品位，使他们摆脱了传统商人崇拜“孔方兄”、惟利是图的俗气。有时固然有附庸风雅之嫌，但这毕竟体现了他们的价值取向和当时商人的社会心理。同时，因为他们的活动有雄厚的物质经济作为基础，故而其休闲活动也促进了当地文化的发展和社会风气的变化。本文拟就明清徽商的休闲生活及其对当时的社会的影响作些探讨。

　　一、明清徽商的休闲生活

　　明清徽商的休闲生活丰富多彩，以下仅罗列较普遍性或较有影响的活动：

　　1．读书交友

　　读书是徽州地区的优秀传统，也是徽商重儒的表现之一。“读书好，营商好，效好便好”。读书，提高了徽商的生活品位，增强了他们经营能力，促使徽商儒贾结合。交友是儒家所提倡的为人处世方式之一，“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这句话成为徽商交友的座右铭。交友，使徽商不断扩大交际圈，为徽商带来了信息和客源，也体现了徽商作为儒商的处世风范。以下试举数例分别说明之。闲暇以读书为好，如歙商凌顺雷“雅嗜经史，尝置别业，暇则披览于其中，叫诸子以读书为首务。”[1]（卷4）其自身不但勤于读书，且督促诸子“以读书为首务”，可见其读书之好。徽商程鱼门（名晋芳），治盐于淮，“时两淮殷富，程尤豪侈，多蓄声伎狗马。”而晋芳却是“闹市收声归 阒 寂，虚堂敛抱对寒清”，“独 愔愔好学，服行儒业，罄其赀以购书，庋阁之富，至五万卷，论一时藏书者莫不首屈一指。”此外，程公又“好交游，招致多闻博学之士，与讨论世故，商量旧学。……”[2]（第20册） 被当时名士袁枚称为淮南程氏四诗人之一。又如婺源人董邦直，兄弟五人，起初都学儒业，后由于“食指日繁”，乃“奉父命就商”。经商之余，“仍理旧业，出必携书盈箧”。又好交友，“经纪三十余年，……善交游，大江南北名宿时相往还”。“稍暇，手一编不撤。喜歌诗，兼工词，著有《停舸诗集》四卷，《小频伽词集》三集”。为时人所称道。其友唐邑侯“额以‘才优学赡'”，雨艽徐御史赠以“艺苑清芬”。[3]（卷29）在读书交友过程中，徽商更领悟到经商之道。 读书利于交友，交友更促进读书，读书交友促使徽商完善经营。读书、交友与经营三者在徽商身上得到了统一。读书交友便成为众多徽商所崇尚的休闲活动之一。

　　2．寄情山水

　　明清时期徽商足迹遍及全国各地，经商之余，名山大川便是他们驻足流连之处，触景生情时，少不了还会题诗书怀。如歙商郑孔曼（字子长），“少而游吴，中岁游梁楚，晚栖迟旧京，凡三徙，而所在贤豪长者争识子长。子长虽游于贾，然峨冠长剑， 袖 然儒服，所至挟诗囊，从宾客登临啸咏，悠然若忘世虑者。著骚选近体诗若干首，若《吊屈子赋》、《岳阳回雁》、《君山吹台》诸作皆有古意，称诗人矣。”[4]（《明故徕松郑处士墓志铭》）又明成化嘉靖间歙商黄长寿（号望云），其妻郑氏脱簪珥资其商于齐鲁间，黄“尝登泰岳，见白云起东南，辄感而泣，济宁李侍御作望云诗解之，因自号云移……”，“与友人登高吊古，终日徜徉，不以世故撄其心。所著有《望云文稿》……”[5]（卷9）像郑子长、黄长寿这样既能经商又能诗文的徽商不在少数。黟商胡春帆承先业出入江湖，“舟车往返，必载书 箧自随。每遇山水名胜之区，或吟诗，或作画”，“饶有雅人深致，与庸俗市侩不类”。[6]（卷5）正是由于他们具有诗人般的情怀，所以每到一处，经营之余，或登高望远，或游湖荡水，体味儒士般的风雅。五岳名山有他们的足迹，西子湖畔有他们的身影，秦淮河岸有他们的唱和。在这山水之间，他们忘却了世间对商人的歧视，感受着自然之美，“畅” ①意抒怀，体味人生的价值和生活的乐趣，其境界非旁人所能领会。于是乎流连山水怡情养性就成为徽商津津乐道甚至欣然神往的余暇活动。

　　3．诗文酒会

　　明代兴起讲学聚会风气，邓子琴先生言：“明嘉隆后，讲学盛行，农工商贾，杂然并至。知识渐启，聚会既频，则对于政治暴力之反抗亦自然之趋势也。”[7]（讲学风气下之民气）在此风气之下，拥有雄厚财力的徽商自然不甘落后，经商之余，举办各种聚会。不过，他们聚会并非如 邓 先生所言的“对于政治暴力之反抗”，其目的或延请官府，或联谊同乡，或结纳名士，彼此吟诗唱和，摆出一副风雅之势。延请官府，便于其经营；联谊同乡，利于其建立市场网络；结纳名士，可提高其声名。如清名士袁枚《随园诗话》称：“淮南程氏，虽业禺筴甚富，而前后有四诗人。一风衣，名嗣立；一夔州，名崟；一午桥，名梦星；一鱼门，名晋芳。”[8]（卷3）袁枚是清代文坛泰斗，受他称赞，声名自然就不同凡响。如此名利双收，徽商何乐而不为？关于徽商参与聚会活动的记载屡现于文人笔记和方志中。如《歙县志》记载歙商方士庹，“聚族之商于扬者”，“与诸名流结社韩江吟社，著有《西畴诗抄》四卷、《新安竹枝词》一卷。”[9]（卷9）文人笔记如《扬州画舫录》、《歙事闲谭》中记载尤以为多。《扬州画舫录》载歙商郑氏居扬州修建影园，“延名硕赋诗饮酒无虚日。崇祯癸未，园放黄牡丹一枝，大会词人赋诗，且征诗江楚间，糊名易书，评定甲乙，第一以黄金二觥镌黄牡丹状元字赠之。一时传为盛事。”[10]（卷8）扬州是明清时期徽商的聚集地，可说是徽商的第二故乡。诗文酒会最盛行于扬州，尤以徽商主办的最出名。清代文人李斗言：“扬州诗文之会，以马氏小玲珑山馆、程氏筱园及郑氏休园为最盛。至会期，于园中各设一案，上置笔二、墨一、端研一、水注一、笺纸四、诗韵一、茶壶一、碗一、果盒茶食盒各一，诗成即发刻。三日内尚可改易重刻，出日遍送城中矣。”“每会，酒肴俱极珍美。”“一日共诗成矣，请听曲，邀至一厅甚旧，有绿琉璃四。又选老乐工四人至，均没齿秃发，约八九十岁矣，各奏一曲而退。倏忽间命启屏门，门启则后二进皆楼，红灯千盏，男女乐各一部，俱十五六岁妙年也。”“诗牌以象牙为之，方半寸，每人分得数十字或百余字，凑集成诗，最难工妙。”[10]（卷8）如此形成一定的规制，可见诗文酒会举行之盛之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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