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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东外史》的“武侠小说”叙事语法——论平(3)

2015-02-23 01:04   三、情节模式之二：中国男人对日本女人的性征服

    《留东外史》把日本描写成一个充满卖淫风气、道德低下的国家。如留学生周撰说，“日本女子有种特性，只怕不能时常看见。凡得时常看见的，只要自己不十分丑陋，就没有弄不到手的，除了她丈夫朝夕守着。”[7] 8还吹嘘道：“不吹牛皮，我在日本，除非他皇宫里没有去嫖过，余都领略过来。……殊不知那淫卖国的根性，虽至海枯石烂，也不得磨灭。”[7] 112借人物邹东瀛说：“日本是个有名的卖淫国，要说绝对不曾卖过淫的，恐怕寻遍了日本，也寻不出一个来。”[7] 65借郑绍畋之口，说出日本是世界上公认的卖淫国，日本女子只有“卖淫、当下女、充艺徒、做苦工”[7] 65几种。这样读解日本文化，他们是为自己的“嫖”做辩解：“贵国不是从有留学生，才有淫卖妇的；是留学生见贵国有淫卖妇可嫖，才嫖的。”[7] 85“日本人具有一种特性，无论什么人，只要有钱给他，便是他自己的女人姊妹，都可绍介给人家睡的。”[7] 112并且，诬蔑日本著名女子教育家下田歌子，以“当淫卖妇为女子第一要义”[7] 112教育日本女子，才是最有效力的爱国；这不啻为对日本文化的刻意扭曲。正如鲁迅引述日本汉学家安冈秀夫对《留东外史》的看法：“安冈氏又说，去今十余年前，有称为《留东外史》这一种不知作者的小说，似乎是记事实，大概是以恶意的描写日本人的性的道德为目的的，然而通读全篇，较之攻击日本人，倒是不识不知地将支那留学生的不品行，特的费了力招供出来的地方更其多，是滑稽的事。”[11] 这种对日本文化的读解全然不能当真。

    仿佛正是日本的不良风气，才使得他们这般留学生玩物丧志，如有人叱骂周撰：“女人本是两脚狐，一入女人完事无；可怜祖国苍生血，供养倭姬叫不敷。”[7] 123留学生们多将日本比作一个专事勾引中国男子的狐狸精，在钻研“嫖学”，争风吃醋，甚至在彼此叱骂、描述中国留学生为了吊膀子、千方百计勾引女子的种种不堪的同时，他们还葆有道德上的优越感。仿佛好端端的中国精英，一到了日本，就全然不知廉耻，不仅互相探讨嫖学，取经钻研；而且还干尽了欺诈、勒索、撒谎、反目为仇等等丑剧。尽管如此，还对日本充满了大国文化的优越心态。这是因为中国传统文化主要是一种道德文化；在他们眼里，既然日本是个道德低下的国家，那么它虽在战争中战胜了中国，但是在道德上却是居于下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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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说里随处可见的是，中国男留学生偶然遇到一个相貌可人的日本女子，便设计如何吊膀子，无非花钱、赠物、眉目传情等，最终以肉体结合为结束。作者并不属意进行性描写，而是津津于“吊”的过程，一旦说到两厢情愿地相与相从，也就戛然而止。综观全书，比比皆是这类故事，男留学生多冒充有钱的官员或者阔少，引动日本女子的虚荣心，从而很容易使男学生达到目的。这是个空前的没有歧视和不平等的世界，一方是有着翩翩风度和留学身份以及可观资财、归国后“好位置”的中国留学生，一方是色艺双全的日本佳人，实际上就是钱和色的交易，并由于“中国”在此是财大气粗的男性主体，“日本”在此是图谋以美色换取终身保障的女性客体，作者的津津于此类雷同故事，不能说没有民族情绪在想象中的胜利，尽管这种“民族情绪”是何等的狭隘和幼稚。

    虽然男留学生吊到手的日本女子多是暗娼和妓女，并非良家女子，但是却减少了对其荒唐和欺骗手段(比如厌烦之后，就弃之而去)的道德谴责。周撰最先勾引到的松子，其实是假扮女学生的暗娼。黄文汉的圆子，也是妓院出身。当然也有良家女子，男留学生为其美色所流连，往往多费工夫，但总能得手。比如张孝友，一掷千金地摆出阔少姿态，无奈波子乃良家女子，就一心想只有通过结婚，才能得到波子。花得无钱了，就“拟了个病重的电报”，向家里要钱。直到最后因为没钱而心急如焚，就不辞而别。王甫察将纯洁无辜的藤子骗到手，一去不返。如果说，中国男子的所谓“尊严”和体面，已经在中日战场上的挫败而丧失殆尽，那么只能通过勾引日本女子获得肉体欢娱，证明自己的性别特征尚存，获得心理满足，那么这只能反证“中国”的孱弱。实际上，在中国男留学生和女子(尤指日本女子)的关系模式中，中国男子因为相貌齐整、挥金如土而赢得女子们的青睐，又恰好说明“富有”之于贫穷、强之于弱的支配关系指涉着的主体地位，要靠“富有”和“强”的手段才可能获得。

    从叙述者对女性的描述看，无论中日女子，一律是中国男人的色欲的目光下注视的对象。日本女子或是天生淫荡，以勾引男子得钱为生；或者是纯情易骗，一旦失身或爱上男子，便忠诚不贰。中国女留学生则也是或淫荡，如讲革命的新派人物胡蕴玉，以玩弄男子为乐；或是头脑简单、容易上当，如陈蒿。从对女性形象的塑造上，可以看出作者出于男权中心的思想观念，对走出家门的新女性有刻意丑化的痕迹。她们的世界只是男人，而中国男人的世界才是民族国家。这样，他们勾引日本女子，就有了民族英雄的快意，如周撰向陈蒿解释他从前对松子的欺骗，只强调她是个日本淫卖妇，就得到陈蒿的谅解。

    留学生的种种丑行，除了研究吊膀子的嫖学之外，肉体之欢是他们的留学目的，他们的“聪明才智”几乎都用在“嫖”上，为此而不惜欺骗和出卖朋友，并引以为荣。比如王甫察，同乡生病住院，他却借机勾引护士，并偷窃藏匿死者的500元汇票；谎言欺骗好友吴嘉召，得到钱后，又去荒唐；摆派头骗了旅馆200块钱，甚至在欺骗相好的妓女梅太郎并得了她的积蓄后，又去骗嫖梅太郎的姐姐多贺子；最终，使得贞洁的藤子也成了囊中物，又一去不返，可谓天良丧尽。性的意义本身就是一种文化体验，它一方面表现为人在现实生活中的自我感受方式，另一方面又表现为个体的生存状况与文化实践形态之一。小说对他们的肉体之欢并无细节描述，更无隐喻化的曲折叙述，可见作者的本意不在于此，而是对如何费尽心思勾引女子上钩的过程详加描写，一旦大功告成，最多加一两句“交颈叠股”，这段故事就告一段落。

    作者在着力批判留日学生们性道德的不轨时，隐隐有某种赏鉴倾向，对男性之于女性的占有和玩弄有一种快感，仿佛证明了自身的价值和尊严，女性被玩弄和欺骗后还恋恋于他们，更加强了中国男子的“尊严”和价值，加强了他们的自恋妄想。他们勾引女子时的互相拆台，竭尽欺骗为能事，见利忘义才是作者不露声色地批判之处。他们显然不是君子，然而偏偏中国的政治命运掌握于他们手中，回国后这帮留学生多是政府官员，作者对当下政治的失望可见一斑。

    在巴赫金的狂欢诗学里，由于性和肉体的欲望具有潜在的颠覆性和解放性，它属于狂欢节的一部分，在狂欢节的特定时空之内，人们得以从现存的权力秩序中摆脱，一切既有的等级、限制、规矩均得以消除。从这个意义上，《留东外史》里留学生们沉溺于肉体之欢，不务正业，也具有颠覆日本之于中国的强/弱等级关系的含义。其实，黄文汉们貌似得胜的策略，诸如强词夺理，以无赖哲学对抗讲身份、讲规则的日本人，又何尝不是狂欢节的逻辑呢。如果抛弃作者对女性赏玩心理的负面倾向，从中国男子之于日本女子的关系上着眼，这些“嫖学”故事是和晚清以来的专写妓院生活的狎邪小说有所区别的。它隐晦地折射了中国男子的“大国”自居的心态，因无力改变积弱事实，只有性的消费和对女人的占有和征服才能使这些在疆场上失败的中国男子变成自我想象的“英雄”，想象性地释放出对民族国家无所认同的心理焦虑。

    四、《留东外史》对作者转向武侠小说的启示

    《留东外史》里时常纠缠着两种矛盾的声音：一方面在批判这些不务正业，只讲吃喝嫖赌的留日学生的恶行；另一方面对他们在日本人面前表现出的“民族气概”表示嘉许。在叙述者看来，他们留学日本，却不学无术，以勾引日本女子为主业，是不折不扣的流氓；然而叙述者又觉得这种玩弄的女性对象是当时为中国带来民族危机的日本人，因而这种不择手段地勾引和抛弃，玩弄女性的伎俩反倒因此而具有民族主义的“英雄”感。于是乎，我们看到男权意识形态中男性之于女性的支配关系，个体的武勇战胜另一个男性个体的武力竞技关系，都和积弱的中国与空前强大起来的日本之间的关系画上了同构的等号，似乎挑逗、玩弄日本女子(包括妓女)为快的“嫖界”故事，似乎男性个体胜利于擂台上的打擂故事，都使得在甲午战争中战败，在日本人面前抬不起头来的中国男子(无论是主人公、作者，还是男性为主的读者)在文本的想象性空间内获得了写作快感和阅读快感，仿佛日本之于中国在现实中的强势关系一下子为此颠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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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矛盾的叙述声音暴露出作者那种压抑已久的个人无意识，即强国保种的主题思想，这一动机支持着他的创作迅速转向，并能够在得到主流文坛认可的情形下迅速走红。

    包天笑《钏影楼回忆录》说：“《留东外史》出版后，销数大佳，于是海上同文，知有平江不肖生其人。”[2] 112但是转向武侠的向恺然并不只是将《留东外史》带给他的“名”作为畅销小说家的资本，而且保留了其中的风俗描写技巧。和主流文坛对《留东外史》的批判不同，沈从文曾对《留东外史》的记人记事描写技巧大加称赞：“辛亥革命的大动力，为留日学生和新军。(中略)至于记叙这个时代留学生的种种活动，写得有声有色，人物性格背景突出，‘五四’前最有号召力一个小说作品，实应数湖南新化人‘平江不肖生’向恺然先生写的《留东外史》。这个作品连缀当时留日学生若干故事，用章回谴责小说体裁写成。一般来说，虽然因为对于当时革命派学生行动也带有讽刺态度，常常被人把它称为‘礼拜六’派代表作品，亦即新文学运动所致力攻击的‘黑幕派’作品之一看待。然吾人若能超越时代所作成的偏见来认识来欣赏时，即可知作者一支笔写人写事所表现的优秀技术，给读者印象却必然是褒多于贬。且迄今为止，即未见到其他新作品处理同一题材，能作更广泛的接触，更深刻完整的表现。”[12]

    从题材角度看民国初年中国留学生在日本的生活状况和心理状况，该书确是当时独一无二的。单看小说中把有异域风情的日本人的生活习俗描写得生动、鲜活，就是一大长处。如认为《留东外史》既可以“真实的了解部分留学生的生活实况”，又“能从中了解海外有关国家的社会生活和民俗民风”，甚至补充了日本人“对本国的若干民俗民风的知识”[1] 430。中国小说里的外国，在《山海经》、《西游记》、《镜花缘》等作品中均有过描绘，但多是运用夸张、虚拟的笔法，王韬笔下的外国还不脱海外仙山的痕迹，《孽海花》里的欧洲，缺乏生气，而《留东外史》却以写实地描绘异国风情而赢得众多读者的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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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第十三章写黄文汉去找旧相识艺妓千代子，唱日本歌曲《浪花节》和《追分曲》。黄文汉介绍《追分曲》“在明治维新以前，越后箱根的交通不便，那旅行的人，都骑着马翻山越岭地走，马夫……信口编成一种歌，发抒自己的郁结。……(有一支)是运用反写，说一见北山的雨，便想到越后的雪，我那越后，就是夏天，也是有雪的，……虽是流泪舍不得，于今则想起越后的风，都是讨厌的……意思却是舍不得越后，故一见北山的雨，即触动了他自己的乡思。”只听黄文汉弹着三弦，唱到：“北山正下着濛濛细雨，越后却已是白雪飘飘。即使在夏天越后也有雪。离开越后时，我依依不舍，挥泪惜别。如今则想起越后的风也讨厌。”[7] 100-101读者一下子领略到浓浓的日本风情，并对日本的传统音乐有所了解。

    《留东外史》既没有给平江不肖生带来文坛的美誉，也没有带来现实的好处，据说因为得罪了书中的原型人物，做了官的“人物”使得向恺然一度没有安身之所。但是职业作家对于市场的敏锐嗅觉，使得他迅速从备受压抑的个人无意识中寻找到和主流文坛以及市场大众的契合点。

    在《江湖奇侠传》中，作者弃绝了精英文化深恶痛绝的人性恶的描写，而保持并加强了风俗描写，湖南的民风民俗是其中一大看点，并且延续了中国读者接受神怪小说的审美习惯，将武侠小说神魔化，一时间竟成洛阳纸贵。据郑逸梅《武侠小说的通病》说，当时“那个付诸劫灰的东方图书馆”里，《江湖奇侠传》竟然被翻得“书页破烂，字迹模糊”，不得已一度购买新书14次，可见其风行程度[13]，但此后的《近代侠义英雄传》，则绝对地反感侠客对女人用情，仿佛正如作者在《江湖奇侠传》第88回中声称，对于习武的人来说，“越是不近女色越好”。作者的题材转向可谓更加纯粹了武侠小说作为“淫词艳曲”的对立面的类型身份。男女之欲一度是武侠小说家描写侠客修道行侠的障碍，也是被市民读者认可的武侠小说类型的要求。我们通过对《留东外史》的分析，可以发现从蒙羞“嫖界指南”骂名而转向为武侠小说的向恺然，弃绝描写男女之欲，而保留了武术救国强种的主题思路，从而受到广泛欢迎，使得平江不肖生终于赢得市民趣味和精英文化的共同认可，而成功打造出近代武侠南派小说的领袖地位。这一个案也从另一个角度反证出精英文化接纳通俗文学的价值原则，仍然是将其置于民族救亡的宏大叙事结构中来评价。

【参考文献】

内容来自www.nseac.com

    [1]范伯群主编. 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上卷[M]. 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9.
    [2]张赣生. 民国通俗小说论稿[M]. 重庆：重庆出版社，1991.
    [3]叶洪生. 论剑——武侠小说谈艺录[M]. 上海：学林出版社，1997：89.
    [4]不肖生. 大刀王五、霍元甲侠义英雄传[M]. 长沙：岳麓书社，1984.
    [5]陈平原. 千古文人侠客梦——武侠小说类型研究[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
    [6]周作人. 沉沦[M]//自己的园地. 天津：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61.
    [7]不肖生. 留东外史[M]. 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1998.
    [8]不肖生. 留东外史续集[M]. 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1998：44.
    [9]弗洛伊德. 图腾与禁忌[M].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10.
    [10]弗洛伊德. 弗洛伊德著作选[M].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54—55.
    [11]鲁迅. 马上支日记[M]//华盖集续编.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317.
    [12]沈从文. 湘人对于新文学运动的贡献[M]//沈从文文集：第12卷. 广州：花城出版社，1984：194.
    [13]陈颖. 中国英雄侠义小说通史[M]. 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185.  作家作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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