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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谷城《中国通史》在历史编纂学上的成就(1)

2015-02-27 01:06

【内容提要】周谷城《中国通史》力图写出完整统一的中国历史，从体裁的确定到资料的取舍、文字的表述、篇章节的安排，都贯穿着这一撰述宗旨。其结构严谨，观点鲜明，自成体系，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和发扬了我国古代的“通史家风”。

【摘 要 题】史学史研究

【关 键 词】周谷城/中国通史/中国通史编纂

【正 文】
20世纪初，梁启超、章太炎等积极倡导以进化史观为指导重新撰写中国历史，并提出了新型中国通史的写作框架。20世纪30～40年代，形成了中国通史编纂高潮，出版了不少的中国通史著作。周谷城的《中国通史》（注：1939年上海开明书店出版，至1957年再版了13次，1957年修订后，又多次重印。） 以其独创的通史编纂理论和严密的体系，成为这一时期中国通史代表作之一。当年开明书店重版《中国通史》的广告（见1948年出版的《中国通史》下册）曾自豪地宣称：“书中有任何其他中国通史著作中所未曾运用过的史学理论，未曾采录过的新鲜材料，未曾使用过的编制方法。”周谷城的通史编纂理论及其方法，是20世纪中国通史研究和编纂的珍贵史学遗产，对当代中国通史的编纂仍有参考价值（注：张志哲《〈中国通史〉与周谷城教授》（上海《社会科学》1984年第4期）、杨志刚《略论周谷城研究中国史的特点与成就》（《社会科学》，1998年第11期）、孔繁敏《纵论古今，横说中外——周谷城史学成就述略》（《历史教学问题》2001年第2期）等文章对周谷城的“历史完形论”及《中国通史》的成就，有一定的研究。）。

　　　　一、维护“历史自身之完整”的编纂旨趣

新型中国通史的编纂发展到20世纪30～40年代初逐渐走向成熟。这一时期，不少中国通史编纂者形成了各具特色的通史编纂理论。钱穆研究历史着眼于“能于国家民族之内部自身，求得其独特精神之所在”，认为中国通史著作，一方面要写出国家民族以往文化演进的真相，找出国家民族永久生命之源泉，民族之精神；另一方面要指出国家民族最近病痛之征侯，为有志于改革现实者所必备之参考[1](引论)。张荫麟关注于通史著作的可读性，重视选择史实的标准、统贯史实的范畴、文字表达方式，要将所纂之《中国史纲》写成一部人人喜欢阅读的史书[2](自序)。吕思勉以为人类的一切现象无不与文化有关，其《吕著中国通史》分上下篇，上篇中国文化史，分门别类叙述各种典章制度、学术文化，下篇中国政治史，叙历代之治乱兴衰[3](自叙)。周谷城《中国通史》则旨在写出统一整体的中国历史，显示出历史的有机组织和发展规律。他曾说：“我著《中国通史》时曾力求得到通史的统一整体，其初版导言曰《历史完形论》，意在指出历史事情的有机组织和必然规律。”[4](我是怎样研究世界史的) 这里的“历史完形论”就是所谓《中国通史》所运用的其他中国通史著作中未曾有的史学理论，其核心是如何写出统一整体的中国历史。后来周谷城又将历史完形论贯穿于其《世界通史》之中，编著《世界通史》时，他首先考虑的也是“统一整体问题”。若干年后，他依然强调：“今后编纂世界通史在认真审核史料的同时，务必力求有统一整体和有机组织，以便得出历史的规律性。”[4](我是怎样研究世界史的) 这表明，写出统一整体的历史是周谷城通史撰述的追求和目标。

周谷城认为，史料只是历史的记录或历史留下的痕迹，史观则是人们对历史的看法，二者都不是历史自身，历史自身是客观独立存在的人类过去的活动。“史料史观都非历史，然则独立存在，不因吾人之知识而始存在之客观的历史，究竟是什么呢？这很易回答，即人类过去之活动是也。”[5](p.4) 所以，历史研究的对象既不是史料，也不是史观，而是人类过去的活动。而人类过去的活动是完整统一的，其全体与部分的关系，也像世界上的其他事物一样，部分之所以为部分，只因其构成全体；全体之所以为全体，只因其成于部分。“历史自身是复杂众多的统一整体，它的各个部分互相联系着，互相制约着：既不是空洞的‘一’，也不是散漫的‘多’。”[4](史学上的全局观念) 因此，历史研究者应从全局出发，通过对人类活动的各个部分及其相互关系的分析，以获得对历史自身的认识。“所谓历史学，也不过是研究人类过去之活动，分解此活动之诸种因素，寻出诸种因素间不可移易之关系，从而明白此活动之自身而已。”[5](p.7) 这里所说的不可移易的关系，就是历史的有机组织和发展规律，通过分析人类过去之活动找到其发展规律，自然就认识了历史本身。在这种意义上，历史科学与自然科学没有什么区别。“自然科学固然要寻出事物之诸现象间不可移易的关系，始得谓之认识了该事物；历史科学亦必须分析人类过去活动之全体的诸因素，寻出诸因素间不可移易的关系，始得谓之认识了历史。”[5](p.12) 周谷城认为，通过对客观历史自身诸因素分析，寻找出了其不可移易的关系，那么编纂通史时就应该将这种关系表述出来，显示出历史自身的完整。“历史自身既为‘整个的’，则处置历史自身的史学著作，便不能将此整个的自身，寸寸断之，使各个成体，如是则有机组织尚焉。”[4](中国史学史提纲) 所以，无论是撰写《中国通史》还是《世界通史》，他始终将写出统一整体历史的史学观念贯穿其中。 （转载自中国科教评价网http://www.nseac.com）
从维护历史自身的完整出发，周谷城既要求研究历史时“便始终应当追随着维护着它那客观的独立存在，不应将客观独立存在化为主观的。”[5](p.7) 也主张在中国通史编纂中反映出历史自身的完整，坚决反对任何破坏历史自身完整的作法。他指出，历史编纂中的分类和分朝两种述史方法破坏了历史自身的完整性，应予以根除。使用分类叙述方法的史家，只注意到了文字的记录、个别的史料及典章制度等，并将这些分成世系、疆域、内政、外交、文治、实业、民生、学术、思想等子目，然后将资料编入其中，没有认识到其中还有历史之自身存在。其书编得愈有条理，而历史自身或活动自身之完整愈被支离，历史书变成了资料书或历史辞典。每一个子目均有独立的意义，而从诸子目的联缀上，始终看不出历史之自身或人类过去活动之自身。分朝叙述的方法，以朝代为叙述对象，一则按子目将一朝大事编排起来，一则将朝与朝之间的历史一分为二：一半划入前朝之末，作为其灭亡的原因，一半划入后朝之端，作为其开创的工作，割裂了朝与朝之间完整的活动。所以，这两种写史的方法，都应该予以摒弃。我国史学上源远流长的以史为鉴的资鉴说，尤其为周谷城所反对。他指出，“资鉴的观念不打消，历史之客观的独立存在终维持不住。”[5](p.9) 这并不是因为资鉴说强调治史的目的， 而是资鉴说者将客观历史当作一种可资借鉴的宝库，任取所需要的部分，割裂了整体与部分的必然联系，从而破坏了历史自身的完整性。资鉴说与完形论的根本区别在于：“资鉴说不惜破坏历史之客观的独立存在，摘取个别的先例，以作今人的训条；完形论则务须维护历史之客观的独立存在，以明了历史之自身，以增进今人的知识。一则以治史以受训，一则以治史以求真；一则把历史当作一种可供我们摘取先例的宝库，一则把历史当作客观的独立存在，应当从正面研究的东西。”[5](p.9) 因此，以史为鉴的资鉴说不予以根除，历史自身的完整性难以维护。 （转载自中国科教评价网www.nseac.com ）
为了写出统一整体的中国历史，周谷城编撰《中国通史》时，无论是体裁的选择，还是史料的取舍、文字的表达、篇章节之标目，都是以维护中国历史的完整为目标。

　　　　二、“因事命篇一依历史事情发展之次序为常格”

编纂史书对体裁的选择和要求，往往反映了编纂者对历史的理解和撰述目的。周谷城旨在写出统一整体的中国历史，《中国通史》必然要采用能体现出历史自身之完整的体裁。周谷城认为传统史体纪传体、编年体不适宜于撰写中国通史。纪传体以人物为中心，常将一完整之事情分述于纪、传之中，又常将同一时期同作一事之人分开叙述。这种分类以叙事的方法，必然将历史自身之完整加以破坏。“纪传体之不适宜于编著通史，厥在破坏历史自身之完整一点。通史所求者为历史自身之完整；纪传体则恰恰破坏之。”[5](p.19) 编年体按年月之先后排比事情，虽将同时所发生的许多事情合在一起叙述，但这同时所发生的事情，并不一定有必然的联系，将其并列在一起，并没有反映出历史自身的完整。同时，编年体将一件完整的事零碎地分散于不同的年代之下，以致其完整性被破坏。所以编年体也不适宜于编纂通史。比较而言，周谷城认为，纪事本末体较为接近于维护历史自身之完整的要求。一是其叙述对象比较接近于人类过去的活动。纪事本末体不为人物所拘，不为时间所拘，以历史事情为叙述对象，较为接近人类过去活动之义。二是破坏历史自身之完整较少。其因事命篇，自为起迄，能体现所述之事之完整。当然，这种体裁也有缺点，这主要表现在，事情与事情之间或篇与篇之间缺乏联系，每篇所述之事，与前后各篇所述诸事的必然关系没能显示出来，彼此都是孤立的。同时，对所叙述的事情缺少分析，反映不了其间的因果关系。因而所成之篇，就不是辩证的完整，而是笼统的含糊。由于这两大缺点的存在，纪事本末体也未能充分表现出人类过去的活动[5](pp.22—23)。 （科教范文网http://fw.NSEAC.com编辑发布）
20世纪史学著作，大多用章节体写作。这种新史体更为周谷城所反对。他认为章节体史书，事情纵剖，依门类而分，时间横断，依朝代而分，纵横交错，可称之为新体或坐标体。倘若以这种史体编纂中国通史，中国历史的完整性将被破坏无遗。章节体中国通史每叙述一朝代创业的种种情形之后，不接着叙述继起的朝代，使人明白其发展变化，而是立刻将典章制度插入，叙述了典章制度之后，又不接着叙述其继起的朝代，使人明白其演变的趋势，而立即将经济民生等插入。这样纵剖出来的各部门之间的联系固不明白，而各部门前后的发展演变，亦令人茫然无知。“所有史料之排比，乃至典章制度之说明，虽井井有条，然都离开了完整的历史，或离开了完整的人类活动，成了无联系的零碎东西。”[5](p.26) 所以章节体对历史完整性的破坏更甚于纪传体。周谷城对各种史体的批评，重在能否体现出历史的完整性。当然，仅从一个角度评价史体，难免失之偏颇。
通过对纪传体、编年体、纪事本末体、章节体等史体的分析，周谷城选择了破坏历史的完整性较少的纪事本末体来编纂《中国通史》，同时，尽量克服以往的纪事本末体自身之缺点，以便写出完整统一的中国历史。章学诚曾赞扬袁枢《通鉴纪事本末》“因事命篇，不为常格”，周谷城指出，“应改为‘因事命篇一依历史事情发展之次序为常格’”。“历史学之对象或人类过去活动有其发展之次序，历史学即用之以为常格。袁枢之因事命篇，是有常格的，不过他尚未能完全依循常格耳。”[5](p.22) 这是说，依中国历史事情的发展次序因事命篇，即是编纂中国通史的体裁。《中国通史》将从北京猿人到1927年北伐战争之间的中国史，分成游徙部落定居时代（周平王迁洛邑以前即公元前770以前）、私有制生成时代（自周平王元年至新莽元年即公元前770年至公元9年）、封建势力结晶时代（自新莽元年至北宋元年即公元9年至960年）、封建势力持续时代（自北宋初至鸦片战争即公元960年至1840年）、资本主义萌芽时代（鸦片战争以后即公元1840年以后）等5编，即是依据中国历史之发展阶段，即中国历史自身发展之次序来叙述其过程。如将周平王东迁以前作为中国历史的第一个发展阶段，因为这正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个自然段落，中国部落从游徙到定居，中国民族的初步形成，皆完成于这一时期。“自人类与天然战争，及人类彼此相互战争开始，到次序之建立及生产之发达告终，恰好成一单元；中国民族生活之初步形成，恰在这一单元之内。”[5](p.133) 周谷城认为史家通常以秦始皇统一以前为中国历史的一个阶段，只考虑到政治的发展，没有考虑到经济的发展，是以政治史代替中国历史的必然结果。朝代更替之际的历史，往往被史家分裂为二，一部分作为前朝灭亡的原因，一部分作为后朝所开创的事业。《中国通史》对改朝换代之际历史的叙述，则十分注意其完整性。如第三编第一章社会的剧烈冲突，将西汉的社会矛盾、东汉的建立合在一起叙述，突出了两汉之际的社会变动；第四编第一章宋帝国的建立，将唐中叶以来的社会变乱与北宋的建立综合在一起叙述，鲜明地反映出唐宋之际历史的变化；第七章由蒙古统治之瓦解到大明帝国之树立，叙述了元明之际的历史变化。这样，朝与朝之间历史的变化就完整地显示出来。

孤立叙事是以往的纪事本末体史书的严重缺陷之一，因而未能表现出所叙事实之间的必然联系，自然难以充分显示历史自身的完整。《中国通史》注意编、章、节之间的联系，同时也注意分析所叙之事自身之因果关系，尽量克服这一弊端。如第一编第五章宗教在上述诸问题中之地位，与第二章先民怎样对付自然、第三章诸种部族怎样相处、第四章社会次序怎样树立，密切关联，反映出宗教帮助先民征服自然、解决部族间的战争问题、进而稳定社会次序。第六章新次序下的经济盛况，与前面四章亦有联系，显示出部族间的战争源于生存竞争，战争中酝酿出等级的次序，而社会次序的确定，促进了西周社会经济的繁荣。在这里，不仅显示了各章之间的联系，而且反映了社会整体与各部分之间的关系，这就是西周社会经济的进步，酝酿着新的历史变化。“西周经济的发达，恰成了春秋战国时代政治社会各方面之变动的原因。”[5](p.143) 春秋战国时期，周王室共主地位的丧失、诸侯国之间的争霸、地主的出现、商人地位的提高，皆直接或间接由西周经济的新发展所引起。这样，第一编游徙部族定居时代（周平王迁洛邑以前）与第二编私有田制生成时代（自周平王元年至新莽元年）的关联，就很自然地显示出来了。同时，也反映出了从远古到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社会的发展趋势。
《中国通史》采用的依中国历史事情之发展次序因事命篇的表现形式，吸收了传统纪事本末体的优点，便于从整体上显示中国历史发展趋势，而叙事时注意编、章、节之间的关联，则克服了传统纪事本末的缺点，便于体现历史活动之间的有机联系。这是从史书体裁出发力图写出完整统一的中国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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