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抗战中文化知识界的农民动员(1)(2)
2015-02-28 01:14
导读：三 文化知识界的农民动员的另一重点，是与乡村民主政治相联系，体认农民疾苦和反映农民愿望，呼吁实行必要的政治和经济改良，以改善农民的生存现
三
文化知识界的农民动员的另一重点，是与乡村民主政治相联系，体认农民疾苦和反映农民愿望，呼吁实行必要的政治和经济改良，以改善农民的生存现状、激励农民奋起。这类工作，在1939年大规模到农村的活动基本结束后，尤其成为文化知识界关注农村、动员农民的主要形式。在国统区，知识分子成为农民利益的坚定代言人。
没有农民的投入和牺牲，不可能取得持久抗战的最后胜利，这是各党派各阶层乃至中外人士共同一致的认识。但是，怎么样才能赢得广大农民的积极参与和奉献牺牲，却有着不一样的主张和认识。对此，文化知识界人士在与农民的接触中，相当集中、深入和尖锐地提出了他们的主张。这些主张集中在三个方面：
第一，关于国家与农民的关系，他们不满基层政权的作为，要求改良农村政治和行政机构。农民眼中的国家，就是作为其代表的基层政权。因此，知识分子们也在这个层面考察基层政权的状况及其与农民和农民动员的关系。其结果是对区乡政治的批评具有高度的一致性。陶百川主办的《血路周刊》第二期刊文，分析区乡政治的现状，认为现在一部分区乡长人格卑污，大部分的区乡长纵不为恶也只知道做官，此外尚有一些较好的区乡长，也只能做传达公文的工具（注：沙扬：《动员千百万农民参加抗战》，《抗战与乡村工作》，第15-16页。），如此区乡政权不会去关心和保护农民的利益。他们分析各地农民动员不起来的问题，指出“原因是充当区长、保长、甲长的，十之八九都是土豪劣绅，他们武断乡曲，欺压平民，乘机敲诈，无恶不作。此种分子如果不更换，民众抗战的情绪便永远不会提高起来。”（注：仲实：《鄂省策进民训办法》，《抗战三日刊》第47号，1938年2月19日出版。）也有人根据动员实践，对中上层政治提出批评，如县政的混乱和县长的无知(如湖北某县县长面对下乡的众多知识分子，不但神气活现官架十足，而且不准他们扩大抗日宣传和唱歌演戏)，以及部分地方当局阻碍农民动员的政策，有的还直接批评缺乏民众动员和表面花样繁多实则内容空虚的民众工作，是造成抗战初期失利的重要原因（注：赓雅：《广州失陷的教训》，《申报》(香港版)，1938年12月6日。）。因此，知识分子们普遍要求国民党当局改善地方政治，认为要想真正把广大民众动员起来参加抗战，“只有彻底改革下层行政机构才行”。有人甚至提出了要人民爱国，必须先使人民感觉到“国”之可“爱”的严峻问题。知识分子因其特性，对现实政治具有天生的批判性，他们对农村基层政权的批评，固然有的可能过于绝对，但总体上不但与实际情况基本一致，而且所针对者实际上是国家政治，其根本点在于要求改善国家与农民的关系。他们在特殊环境下实际上成为战时国家农村权力的批评者和监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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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关于地主阶级与农民的关系，他们要求禁止地主豪绅借抗日而剥削压榨农民，动员当地知识分子起来改良农村社会环境。下乡人士发现，农村中的绅权相当大，大大小小的“绅士”、“先生”们与保甲长相结合，垄断农村的事务，主宰农民的生死。抗战时期，地主豪绅除了对农民直接的土地上的经济剥削外，在税捐和兵役上的不公行为最为知识分子所愤慨。章乃器指出：“在社会方面，新旧土劣把持后方工作及保甲制度，以为个人乘机渔利的工具的，也所在都有。如制裁汉奸和抽调壮丁，便在许多地方成为土劣敲诈平民的口实”。（注：章乃器：《抗战时期的民主问题》，《申报》，1937年10月22日。这样的言论当时很多，如周君实指出，他们在农村工作6个月来，同别的战时服务团一样，觉察到很多令人不痛快的事情：保甲制度的不健全；强迫执行征工征兵；民众生活的艰苦非常；无钱的出钱，无力的出力；还有发救国财的官吏。“这些令人齿冷心寒的事实，仍旧一幕一幕在串演。”(周君实：《浙赣工作六个月》，《抗战三日刊》第74号)。）章乃器将他们称之为“一班自私自利不知羞耻的棍徒”，对国家在抗战中如何需要民众的奋起既不了解也不肯计及，是国家意志和权力不能达于下层以致削弱抗战力量的障碍。由于地主豪绅与保甲长、乡村政治紧密相连，知识分子们因此提出，要从建立乡村民主入手，动员当地的知识分子(全国乡村中当时仅小学教师有几十万人)，尽力联络推动乡村上层分子，至少做到禁止土豪劣绅借抗日而剥削压榨农民。不少人还建议实行保甲长甚至乡镇长由农民直接选举，以此改变地主豪绅主宰农村的现实，实现农村政治的开明。从理论上说，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下的农民动员，要求动员农村中的一切阶级一切力量，即包括愿意抗日的地主富农士绅等等，共同投入抗日的洪流中。但实践中，一方面，知识分子们对这部分被称为农村上层、精英的人物，在观念上有所鄙视、感情上有些格格不入，因而不够重视，也未能进行具体分析(未对其中一部分人的爱国意识和抗日热情给予足够的估计和肯定)，是有些失误的；另一方面，这些农村上层人物，掌握或控制着农村的政治与经济生活(这与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架构有重大甚至本质的区别)，他们将农民动员视为对既定秩序及其既有利益的威胁，也基本上没有来自上层政权的强有力制约，因而他们中的相当比例的人对知识分子的农民动员不甚欢迎乃至从中作梗、破坏，也导致知识分子对他们更为严厉的抨击。
第三，关于农民的意愿与权益，他们直接反映农民的需要，要求当局给农民以实际利益。知识分子在农村中深深地感受到农民的痛苦和无助。由体察农民的痛苦进而了然他们的内心需求，并向当局和社会发出呼吁，成为文化知识界人士农村动员工作的一大特点和优点。长期从事农村农民问题考察研究的阎若雨，根据农民的愿望，归纳出战时农民的十大需要，即需要切实优待军人家属，需要公平抽征壮丁，需要军官与新兵共甘苦，需要刻苦耐劳领导群众的县长，需要统一税收，需要良好的保甲人员，需要织布传习所，需要合作金库和合作社，需要农产品推销处，需要知识分子。（注：阎若雨：《农民的十大需要》，《现代农民》第2卷第6期，1939年6月10日出版。）陈翰笙则认为，合理征收、提倡合作和调整保甲，是“目前农村中最起码之要求而急乎办到者”。（注：陈翰笙：《农村与抗战》，《中国农村》第6卷第10期，1940年9月1日出版。）孔庚等提出的8条纲要，也涉及到乡村自治、自卫、发展经济、减轻负担、普及教育、培训干部等内容。所有这些言论，涵盖了兵役、县政、经济和文化知识等直接影响农民生产与生活的各个方面，反映了农民最实际的利益和最迫切的要求，因而也最为农民所欢迎。与此同时，知识分子们还提出了组织和武装农民，以及要求农民组织起来自己去争取改善生活、解除痛苦和维护利益的问题。而这一点，显然更具有根本性。
文化知识界人士所以如此关注农民利益和农村政治，既源于他们强烈的社会责任和社会正义的意识，更缘于他们的深入农村、接触农民和了解实际。他们当然是从民族利益的全局来思考和阐发问题的。他们思考的核心问题，就是国家在要求农民为抗战作出贡献时，也要考虑农民的实际利益，让他们减轻长期经受的压迫、剥削与困苦，在争取民族解放的进程中实行一定程度的农村社会的解放(改善农村政治)和农民的解放(改良农民生活)。他们认为，这是动员农民起来抗战的先决条件、根本条件，希望由此更大程度地激发农民的爱国热情，进而为保障抗战胜利提供源源不竭的物质和人力源泉。他们也承认，这些工作应在国民党当局的领导下并在完善保甲制度的框架中进行。他们的呼吁，有的固然也曾为国民党当局所重视，但因其不少涉及国民党的农村基层政治体制和地主阶级的利益，本质上与国民党的办法难以相容，而与中共的主张更为接近或者说更相吻合，因此在国统区大多未能成为现实。
四
文化知识界的农民动员富有多方面的成果和意义。他们在走向农村中，唤起了广大农民群众，促进了自身思想的升华，带动了政治与社会关系的变化，实际发挥了民族民主意识的传播者、抗战力量的动员者、农村政治的批评者、农村文化的组织者和基层政权的制约者等多重作用。他们为民族抗战的胜利和中国政治的更新，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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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地加速了农村人口的觉醒和社会关系的变动，相当程度地动员和组织了农村的抗战工作，促成农民投身抗战并作出巨大贡献，无疑是文化知识界农民动员的最大和最为直接的成果。“抗战将知识分子大批带到乡村去”，在当时即被认为是抗战中最令人兴奋的事。它一方面，为落后分散的农村注入了新的观念和新鲜的活力，促成了战时农村社会关系的新变化；另一方面，通过知识分子的动员和组织，激发了农民群众的民族意识和抗战热情，促成农民超出传统经验的局限，在更广大的范围内去看世界、国家及身边的一切，而对抗战的态度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明白了抗战是什么一回事，中华民族已经到了最后的关头，大家非一致起来不行了（注：新华日报：《怎样展开农村救亡工作》，《抗战与乡村工作》，第25页。类似记载，如“凡军队所过的乡村，现在决不会发生找不到老百姓的现象”，因为文化知识人员的经常下乡和宣传戏剧团体的巡回工作，“使乡村中文化的水准，一般的比抗战前提高了不少”(张西超：《战时乡村工作诸问题》，《中国农村》第6卷第5期，1940年2月16日出版)，也屡屡可见。）。广大农民真正成为支持民族抗战的伟大力量。正如亲身经历抗战的新闻记者冯子超所说，要把散漫的、无知识的农民组织成一支抗日力量，原本是一件费力的事；但他们一经组织起来，加以教导，灌输抗战知识，所形成的力量可以说比任何阶层都坚强。因此，他在1946年出版的有“历史实录”之誉的《中国抗战史》中，特别肯定了知识分子农村动员的作用，指出抗战初期农民的英勇抗战故事，“正是那些时代先驱、爱国的知识分子在艰辛中教导，启发了他们以后的对抗战有益的正义的表现”。（注：冯子超：《中国抗战史》，1946年版，作者自序第4页，沈云龙编：《中国近代史料丛刊》第77辑，台北文海出版社印行。）确实，在广大农民的伟大贡献中，我们不难看出他们身后的那些爱国知识分子的身影和作用。
（科教范文网http://fw.nseac.com） 继北伐战争之后再次实现大规模的与农民相结合，奋起关注农村农民的现状与利益，也锻炼促成了自身思想的升华，是知识分子深入农村的另一个重要成果。知识分子是思想观念与行为方式都与农民不相同的社会群体，促成他们走向农村、关注农民的中心动力，是强烈的民族精神、责任意识和自律意志。没有这种精神、意识和意志，如《申报》记者所言，不要说“深入”和“久入”农村很难，就是“浅入”和“暂入”也不易（注：《汉市近郊农村一瞥》，《申报》(汉口版)，1938年6月27日。）。正是这种精神、意识和意志，使作为时代先驱的知识分子和国家基本力量的农民群众，继北伐战争之后，再次在抗日爱国的旗帜下相结合，构成全民族抗战中富有民族解放和社会进步双重意义的奇观盛事。在农村中，农民朴直忠厚的性格让他们感动，贫弱无助的困境让他们激愤。他们也曾暴露出自身的弱点和不足，但更显出民族解放战争中的“一群强有力的战斗员”的风貌。他们既“在沉寂的乡村中播下了救亡的种子”，也坦承自身经受了教育和锻炼而有了“很大的进步”。（注：非伶：《寒假下乡宣传回来》，《抗战三日刊》第52期，1938年3月9日出版。）特别是，他们在农民动员的实践中，不但实现了不同思想倾向者在农民动员事业上的紧密团结，提升了自己的视野、思想和品性，而且奋然承担了民族民主意识的传播者、抗战力量的动员者、农村政治的批评者、民众文化的组织者和基层政权的制约者等多重角色。因此，有论者指出，知识分子与工农民众相结合，是抗日战争期间知识分子在斗争实践中发生的一个深刻思想变化，也是中国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一大创造。（注：李侃：《抗日战争与知识分子》，《抗日战争研究》1993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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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增进了对中国现实和政党的认识，对知识分子的思想转变与中国政治态势的变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国共两党对知识分子去农村及其对农民问题的呼吁建言的态度，是不一样的。在国统区，国民党当局对知识分子去农村最初表示支持，蒋介石也看到了知识分子在动员农民中的巨大作用而发出过号召（注：如蒋介石1939年1月19日致全国各地士绅和教育界通电(《现代农民》，第2卷第2期，1939年2月10日出版)，号召各地知识分子各回乡邦发动全民力量，开发各种资源，以供抗战需要，认为如此，“没有不能战胜小小日本的道理”。），但各地阻碍和不合作的事实严重存在。对知识分子的呼吁，则基本上没有真正重视和接受，虽曾下达过禁止强拉民夫、壮丁和完善保甲制度之类的条令，并曾处决过个别强拉壮丁和虐杀壮丁的人（注：如1945年4月处决强拉3名壮丁的四川省资简区壮丁队长王平章，13日处决虐杀6名壮丁的接兵连长肖鸿宾(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大事记》第31辑第56、61页)。），但到抗战中后期，国民党已无力抑制在全党弥漫开来的严重的腐败之风，不愿也不可能实行知识分子所期望的农村社会变动，不愿牺牲其乡村统治基础的地主阶级的利益，不愿触动和改变其农村政治与社会结构，除新赣南、龙泉等少数几个地方外，对地主阶级和地方豪强事实上也已难控制。因此，在国统区，农民的生存状况日益恶化，广大农民是在恶劣的政治经济条件下为民族抗战大业作出贡献和牺牲的。这一点，最让知识分子感动，他们明确地肯定“农民们在抗战上的功劳太大了”（注：《保守我们的田地》，《现代农民》第1卷第1期，1938年10月10日出版。）；也最让知识分子产生对执政党及其政权的不满，进而日益扩大地影响到他们对国内政治的观感和对政党的选择。与国统区的情况相反，知识分子的期望在中共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却被一一见诸实践。由于注重并较好地解决了动员农民与维护农民的民主权利及相应的经济利益，根据地农民对抗战的支持，更多的是或者说更带有自愿的性质，抗日的负担比较公平地落实在农村所有人口而不仅仅是贫苦农民身上。所以如此，在于知识分子的这类呼吁和期望，本来就与中共的政治主张相吻合，特别是相当一部分左翼知识分子(有的本身就是中共党员)的言论，实际上反映的便是中共的政策思想，至少也是深受其影响。国、共两种区域出现的不同情况，在知识分子看来，显然形成鲜明的对比，这成为其后知识分子与农民两大群体对国共两党产生不同的倾向性认识与选择的重要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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