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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抗战中文化知识界的农民动员(1)

2015-02-28 01:14

【内容提要】抗战爆发后，文化知识界自觉担当起农民动员的重任，“到农村去”由战前的一般性号召瞬间走向高潮。文化知识界的农民动员，一是直接到农村从事宣传组织工作，以抗战初期最有声势和最为集中；一是与乡村民主政治相联系，体认农民疾苦和反映农民愿望，呼吁实行必要的改革以激励农民奋起，这在1939年后尤其成为文化知识界关注农村、动员农民的主要形式。文化知识界的农民动员富有多方面的意义，他们唤起了广大农民群众，增进了对现实和政党的认识，带动了政治与社会关系的变化，实际发挥了民族民主意识的传播者、抗战力量的动员者、农村政治的批评者、农村文化的组织者和农民利益的代言人等多重作用。农村动员对知识分子的思想转变与中国政治态势的变化，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摘 要 题】抗日战争史研究

【关 键 词】抗日战争/知识分子/农村农民/社会动员

【正 文】
    抗日战争爆发后，文化知识（注：本文从最宽泛的含义上使用文化知识界的概念，它大体上包括学者、乡村工作者、文化和艺术工作者、教育工作者和青年学生等知识团体和个人，故这一概念与知识分子实际上是同一意义。文中也杂用知识分子、文化知识界人士等语词。）界自觉担当起农民动员的重任，知识分子“到农村去”由战前的一般性号召瞬间走向高潮。这个高潮，将1930年代抗日爱国、农村农民和知识分子三大社会热点聚焦到民族救亡的时代主题上，使作为时代先驱的知识分子和国家基本力量的农民群众在抗日爱国的旗帜下相结合，构成全民族抗战中富有民族解放和社会进步双重意义的奇观盛事。值此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之际，考察这段史实，对于重现知识分子对民族救亡的精深思考和自觉担承，理解民族抗战对社会关系、民众心理和民主政治的深刻影响，深化民族抗战史和战时社会群体、社会关系的研究，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鉴于学术界对知识分子在中共领导下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活动研究较多，成果丰富，故本文将论述的范围侧重放在国统区。

    　　　　一

    抗战爆发后，全社会对农民在抗战中的作用和地位的倚重，与农村农民慌乱、漠然和散漫的现实状况，构成巨大的反差。在全民抗战的背景下，动员和组织农民“成为抗战中最重要最迫切的口号与要求”。文化知识界人士率先奋起，自觉地承担起动员农民的时代重任。 中国大学排名
    抗日战争是一场全民族奋起的民族解放战争。根据中日两国军事、经济力量敌强我弱的实际状况，我国在战争初起时，即在中共倡导下，结成了以国共两党合作为核心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确地确定了全面、持久抗战以制胜的战略与策略。这一战略策略的主要根据，是我国广大农村拥有源源不竭的人力、物力和广袤的地域条件，足以成为长期抗战的力量源泉，而最终战胜国度狭小、资源贫乏的日本侵略者。因此，中国农民被历史猛然间推到关乎民族生死存亡的重要位置，受到全国各政党团体和全社会的一致推重，抗战的最后胜利“实寄于全国之乡村与广大强固之民心”，成为社会的共识。
    知识分子最富有民族精神、国家观念和民主意识，对抗日救亡事业积极主动，表现出前驱和先锋的群体特性。战前，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文化知识界已明显呈现转向关注和诉求农村农民的动向，并在一二九运动后提出了“到农村去”的口号。抗战爆发后，文化知识界对国家民族命运的担忧和对农民在抗战中作用地位的认识，达到空前的高度。他们认为，“在全体总动员中，发动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农民的抗战力量，是最主要的工作。战区农民之能否与军队合作，帮助前方将士作战；被陷区域内，农民之能否蜂起，扰乱敌人的后方；以及后方农民之能否踊跃参加‘征兵’，补充前线的损失，努力生产，供给战时粮食的需要，皆成为决定战事的主要因素。所以，我们今日不欲抗战则已，若欲抗战，就非立即组织全体农民，发动农民广大的抗战力量不可。”（注：姚克夫：《怎样发动农民参加抗战》，薛暮桥等著：《抗战与乡村工作》，生活书店1938年发行，第33页。）当时作为战地记者考察华北抗战的徐铸成，针对社会流传的华北民众是一盘散沙的说法，在介绍“前方民气的沸腾”后指出，这散沙的每一粒全是铁沙，他们具有天然赋与的强壮的体格，直率的性情，将他们团结起来组织起来，就能将铁沙化成铁块，就“是一座国家的长城”。（注：铸成：《第一次对外抗战》，《国闻周报》第14卷第33-35期(战时特刊合订本，上)，1937年10月4日出版。）这说明，文化知识界对于战时农民作用的认识，不但具有思想高度，而且也十分准确。他们的言论，对于端正全社会的认识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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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农民具有巨大作用是一回事，能不能将农民的巨大作用发挥出来，又是一回事。事实是，当时农村农民的现实状况，与农民在全面抗战中的主力军作用及全社会对农民的推重，构成极为强烈的反差。由于自然经济下的生产和生活环境，造成农民自身固有的一些特点和弱点。农民的民族意识和国家观念比较薄弱，既有朴实、忠厚的特点，更有根深蒂固的散漫、认命、顺从和冷漠的特性，要将他们动员成为自觉的强大的抗日力量，决非易事。全面抗战爆发时，农民还处在无准备无号召也无组织的散乱状态，并不明白民族抗战的意义和抗战与他们的关系，虽然确实不乏奋起反抗侵略和主动支前者，但麻木不仁者、惊恐慌乱者、束手待毙者乃至因各种原因而公然附敌者，也所在多有。在八一三淞沪抗战前线，许多紧急调动中的军队，因为无暇埋锅做饭而往往整天挨饿，大量军需找不到民夫帮助运输。师长宋希濂等说，作战中“最使我们痛苦的是民众没有组织。我们军队开到之后，能帮助我们的老百姓都逃走了，留下来的都是汉奸”，以至电话线屡遭破坏，军情被密报日军，作战十分困难。将士们普遍与北伐战争时相比，认为民众对军队的支持远不如北伐之时，因而深感不可理解。（注：胡子婴：《在火线的后面》，《抗战三日刊》第7号，1937年9月9日出版。）有人专门调查后指出，抗战到来后，农民依其心理状态可分为4类，即满足于有地有食、安分守己而不闻天下事者，为贫困所压迫而怨天尤地者，胆怯怕死者，具有抗敌思想的“好事”勇敢者。调查者认为，农民“对于此次民族抗战意识，理解十分模糊，或竟莫明究竟，此种民智呆滞之现象，如不再急速加以训练，而欲求民族解放持久抗战胜利，实有些南辕而北辙。”（注：黄士英：《持久抗战与组织农民义勇军之建议》，《申报》，1937年11月7日。）当时投身抗日救亡工作的孙冶方，在淞沪抗战前线也写下《从汉奸之多谈到乡村工作》，疾呼“扩大乡村工作，发展农民运动”。这类现状，通过文化知识界人士的笔端，被披露到全社会面前。它们深刻地说明，即使是在全面抗战的民族大义之下，农民的力量也不可能自发地爆发出来，而是还存在着对他们进行充分解释、动员和组织的严重任务。“把农民组织起来，已成为抗战中最重要最迫切的口号与要求。”（注：恽逸群：《组织农民的主要问题》，《抗战三日刊》第9号，1937年9月16日出版。）
    谁去动员和组织农民？谁来担当农民与国家之间的联系人的角色，弥补国家需要与广大的分散农民之间事实上存在的裂口？于是成为继起的急迫而尖锐的问题。“知识分子就有着发动民众力量的极大责任”（注：仲持：《知识分子当前的责任》，《抗战三日刊》第7号，1937年9月9日出版。），文化知识界表现出高度的自觉意识，勇敢地承担起动员和组织农民的时代重任。1937年8月，胡绳向文化界发出紧急建议，立即散开到全国的每一个小城市、小乡镇中去开展文化运动，以提高全民族的抗战情绪，凝聚全民族的一切力量，（注：胡绳：《战争时期的文化界》，《抗战三日刊》第4号，1937年8月29日出版。）正是这种自觉意识的典型表现之一。许许多多的知识分子将去农村动员和组织农民，作为个人为民族解放战争所应尽的责任。

    　　　　二

    文化知识界的农民动员与全面抗战几乎同步发生。知识分子到农村去直接从事农民动员，以抗战初期最有声势和最为集中，呈现出集中性、团结性、大众化和自律性等鲜明特征。他们以自己的激情、知识、才能和精神，接触并感动着广大农民，描绘并丰富了全民动员的壮观图景。
    (一)时间集中，围绕着淞沪战役、华北抗战和武汉会战等大战役，形成知识分子到农村去的一个个高潮。淞沪战役打响后，知识分子“‘到农村去’的口号响彻云霄”（注：吴一民：《农民的政治训练》，《抗战三日刊》第19号，1937年10月19日出版。），集中在上海的众多文化知识界人士，或踊跃到战区农村从事战地服务和农民动员，或在上海各界抗敌后援会发起的“还乡工作运动”中，纷纷返回故乡参加抗日宣传动员。华北抗战时，由平津学生组成的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的几万名队员，晋冀鲁豫各地流亡学生组织的“动员剧团”，以及山西牺盟会、战区动委会包括上海来的救亡剧队等，如潮水般的涌向农村。特别是武汉会战前，武汉成为东南沿海失守后中国抗战的政治中心，也成为文化知识界的聚集中心，“文章下乡”，“工作下乡，唤醒民众”，更被知识分子当成“针对着这次全民抗战长期抗战的药方”和“保卫中华的先决课题”，（注：教育部第一社会教育工作团巡回施教队：《救亡团体下乡太少》，《抗战三日刊》第85号，1938年6月29日出版。）而纷起身体力行。据孙晓村当时的估算，下乡的知识分子在1938年初已不少于十二三万人。因此，知识分子直接到农村去的活动，在武汉战役时期达到最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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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团体众多，知识分子或自己组织，或参与政府、军队的战地服务团队，围绕着抗日救亡的目标，手携手的在农村共同奋斗。由社会团体组织者，例如四川旅沪同乡会战时服务团，深入松江、镇江和河南等地农村。由政府、军队组织者，例如有政府出面组织的各种战地服务团、巡回演出队，著名的如湖南省政府主席张治中应青年学生的要求，组织4千名青年学生分赴75县农村，进行为期半年的发动和训练农民工作；（注：详见：《张治中回忆录》，上册，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版，第155-159页。）各战区长官部“动员民众委员会”征求文化知识人士尤其是青年学生，分派到乡镇进行农民动员，著名者如山西牺盟会和第二、第九、第四等战区动委会，均组织了很大规模的深入乡村活动。
    更多的还是文化知识界自己的组织。如晏阳初领导的平民教育会，1937年10月发起“农民抗战教育”运动，在湖南招收平津沪流亡大学生，组成农民抗战教育团，分赴各县农村。他们怀抱“广大农村正是我们马革裹尸的沙场”的坚定信念，白天口讲笔书宣传抗战，晚上演出抗日短剧，四乡农民举着火把涌来观看。（注：谢尚品：《曾被誉为”世界十大伟人”之一的晏阳初》，《炎黄春秋》，1997年第12期。）同年底，湖北各级学校战时服务总团组织30个乡村巡回宣传队，深入各县做“普遍抗敌宣传工作”。次年1月，湖北文化界领袖孔庚、邓初民、马哲民、梅龚彬等发起组织湖北战时乡村工作促进会，制定8条工作纲要，集中各地知识分子深入乡村，唤醒民众，支持抗战。而全国各省文化界抗敌后援会、救亡协会和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等，更是知识分子下农村的主要倡导者和组织者。
    知识分子地位有别，来源不一，政治倾向更不尽相同，其中许多分属于国共两党及其他民主党派。但他们自动团结起来，聚集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对动员农民工作不但认识相同，而且热情高涨。《新华日报》载文称赞说，抗战以来，“无数的乡村救亡工作团体，在政府主办或个人自动组合之下，不断地建立起来；无数的救亡宣传队，战时服务团，以及军队中政训工作员等，一队队的涌往农村去，大家手携手的在为中华民族的光明前途而奋斗。”（注：新华日报：《怎样展开农村救亡工作》，《抗战与乡村工作》，第24页。）此情此景，充分显示出知识分子的崇高境界和凛然大义，确实令人感佩。
    (三)内容丰富，注重大众化形式，适合农村农民的实际情况，传播民族意识和国家观念，提高农民的思想认识和文化知识，激发农民的抗战热情和爱国精神，使其在抗日致胜目标下组织起来。知识分子在农村的动员，主题鲜明，形式活泼，其活动既有培训干部、组织自卫队等政治军事训练，也有演讲、戏剧、歌咏、图画等抗日宣传，在战区农村的还有难民收容、战地救护等工作，在城市的则有针对农村问题的理论著述、刊物宣传和文艺创作。一位在赣东农村从事动员的人士说，他们在贵溪、广丰的一个半月中完成了九项工作：各学校、部队的歌咏、戏剧、漫画两周训练；妇女战时常识训练；成立妇女战时服务团；小学教师座谈会；成立小学生联合宣传队；小学生集中训练；出版宣传文件9种；发行画刊一种；平均每周举行宣传会一次。同时，他们还做了农家访问、筹备一个半月下乡巡回宣传及其他训练工作。（注：周君实：《浙赣工作六个月》，《抗战三日刊》第74号，1938年5月23日出版。）由此可见，知识分子在农村的工作不但内容实在，而且也十分紧张和繁忙。
    在农村动员中，戏剧和歌曲被作为传输民族精神、凝聚民众情感、激励意志信心的大众化形式，成为最有影响和成效的武器。特别是那些针对农民所创作的作品，在农村受到极大的欢迎。话剧中在各地演出最多的有反映抗日救亡的剧目《放下你的鞭子》、《毒药》等，演剧队搜集前方军民抗战事迹编成的剧本，“下乡到境内各区镇去公演，每次乡民围拢来看的均达四五千人”（注：叔羊：《救亡运动在山西》，《抗战三日刊》第44号，1938年2月9日出版。）。歌曲也是这样。一首《抗敌四季歌》，以其古风的意味，从农民的内心深处勾起其民族传统精神：夏季里，日正长，征衣换上别爷娘。勇敢从军去，为国为家乡。秋季里，稻上场，大家联合打东洋。身体虽辛苦，精神百倍扬。（注：《抗敌四季歌》，《战时民众》，第2卷第11期，1940年12月10日出版。为省篇幅，春冬季歌词未引。）又如以锄头歌调创作的《打日本歌》，短短三句，朗朗上口：拿起了枪杆打日本呀，打走了日本求生存呀！武装了民众打日本呀，日本的鬼子没法儿凶呀！抗战到底打日本呀，最后的胜利属我们呀！（注：刘良模：《打日本歌》，《抗战三日刊》第31号，1937年12月26日出版。）丰子恺谈及由浙江经江西、湖南到汉口的一路见闻时说，沿途各地抗战歌曲不绝于耳。连荒偏的小山村里，也有“起来，起来”、“前进，前进”的声音出于村夫牧童之口，竟是“有人烟处，即有抗战歌曲”的景况。（注：潘文彦等：《丰子恺传》，《新文学史料》1980年第4期，第253页。）由此，我们不难看出战时农村动员的规模和程度。
    (四)经受磨难，增进感情，在动员农民中注重自身锻炼，表现出可贵的自律精神。“脱掉长衫，同赴战地！一面唤起民众，一面教育自己。”这是淞沪抗战时著名文化人钱亦石创作的战地服务歌的头两句歌词。它深刻地说明，知识分子去农村，并不是把自己当作高高在上的先知先觉者，而是对自身的局限也有足够的认识，自醒到自己也要在农村、在战争中经受教育和锻炼。因此，知识分子尤其是青年学生到农村去的过程，也是自身经受锻炼和成长的过程。艰辛跋涉，耐得劳苦，食得粗粝，住得简陋，成为下乡者的常事。10多位从上海到浙赣农村工作的知识青年说，他们每天在乡村流动工作，最初的4个多月中，经过了12个县城，60多个乡镇，“上海的经费接济早已断绝，每天和饥饿寒风做朋友，衣履褛褴，一般人把我们看作难民”，“可是由于四个月的锻炼学习，我们已经渐渐地熟习如何运用工作方式，认识和适应内地的环境，十几个工作员便结成了一架灵活可用的机体”。（注：周君实：《浙赣工作六个月》，《抗战三日刊》第74号，1938年5月23日出版。）农民在接触中日益亲近知识分子，“他们和我们亲密得如同一家了”；知识分子在动员农民中自身经受锻炼，“扩大了我们的眼界，学到了不少在课堂里念课本所学不到的学问”，（注：非伶：《寒假下乡宣传回来》，《抗战三日刊》第52号，1938年3月9日出版。）成为农村动员中十分感人的画面。特别是，在农村工作中，还有的知识分子献出了宝贵的鲜血和生命。
    1939年后，由于国民党实行防共反共政策和新县制等加强了对农村的控制，以及后方秩序逐渐稳定，大中学校完成迁移并相继开学，文化知识界在国统区的大规模到农村活动逐渐结束，小规模的活动虽未中断，但被完全纳入政府的组织和主导中。而在中共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知识分子直接到农村去则仍然方兴未艾，他们与农民群众日益紧密的结合与融通，成为整个抗战时期敌后根据地最为鲜活的内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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