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谈金庸小说与文学革命(1)(2)

    金庸的武侠小说之所以称得上是“一场静悄悄的文学革命”，根本原因在于小说自身所作出的一系列重大突破和贡献。

    首先，金庸小说对传统武侠作品的一些重要观念进行了改造。他的小说虽仍然描写古代的题材，却渗透着现代的精神。

    传统武侠小说诞生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中，它们在弘扬侠义精神的同时，也留下了诸如嫉仇嗜杀、热衷仕途、汉族本位、迷信果报乃至奴才意识之类特殊印记。金庸作品则对此类思想观念实行了一系列的变革。旧式武侠小说的一个普遍观念是“快意恩仇”。为了“报仇”，而且要“快意”，杀人就不算一回事。《水浒传》里的武松为了报仇，血溅鸳鸯楼，杀了张都监一家老小十余口，连儿童、马夫、丫环、厨师也不能幸免。金庸小说却从根本上批评和否定了“快意恩仇”、任性杀戮这种观念。《射雕英雄传》里的郭靖，怀着家国双重之恨对完颜洪烈实现了复仇，后来却引出一场思想危机：他“一想到‘复仇’二字，花剌子模屠城的惨状立即涌上心头。自忖父仇虽复，却害死了这许多无辜百姓，心下如何能安?看来这报仇之事，未必就是对了。”甚至一度对学武产生怀疑。《神雕侠侣》中的杨过，要为父亲杨康报仇，曾经死死盯住郭靖，后来知道了父亲的为人和死因，感到惭愧得无地自容，彻底放弃了复仇的念头。《雪山飞孤》通过苗若兰之口，道出其父苗人凤宁可自己遭害，也决心制止胡、苗、范、田四姓子孙冤冤相报的做法，这些情节感人至深。金庸并不反对处死那些作恶多端的人，却反对睚眦必报和滥杀无辜，这就是现代人的思想。金庸小说中的侠士，无论是郭靖、杨过、张无忌、狄云，还是周伯通、乔峰、令狐冲，都是性情中人，和旧式侠客替官僚当保镖大不相同。他们行侠仗义，天真率性，爽朗热诚，全无顾忌，生命可以牺牲，却绝不做封建官府的鹰犬。旧式武侠小说那些正面人物，总是热衷仕途，以行侠求封荫；金庸笔下的侠士则彻底抛弃了“威福、子女、玉帛”那套封建性价值观念，渗透着个性解放与人格独立的精神。这些人每位都是一棵独立的大树，而不是依附于它物的藤萝。他们我行我素，不但反抗官府的黑暗腐败，而且反抗几千年来形成的不合理的礼法习俗，追求自由自在、合于天性的生活。更重要的，金庸小说通过郭靖、乔峰等形象，提出“为国为民、侠之大者”，“为民造福、爱护百姓”的思想，强调侠士对国家、社会应负的责任。金庸笔下侠士们的爱情，也已抛开一切社会经济利害的因素，成为一种脱俗的纯情的也是理想的性爱。郭靖完全不考虑华筝的公主地位而决心与黄蓉结合。赵敏为了张无忌，毅然抛开郡主的家门。胡一刀选择妻子时，置大笔财富于不顾，他说：“世上最宝贵之物，乃是两心相悦的真正情爱，绝非价值连城的宝藏。”可见，金庸的武侠小说在人生观、价值观和“五四”新文学是异曲同工、殊途同归的(《鹿鼎记》中小流氓出身的韦小宝是金庸所要鞭笞的形象，因此根本不存在有的学者所谓的“对于‘纯洁崇高的爱情’的解构”)。

    再有，传统武侠小说在处理汉族与少数民族关系上，往往表现出汉族本位的狭隘观念。民国时期的武侠小说，写了很多“反清复明”的故事，作者站在汉族立场上，反对满族统治，书中侠士代表正义方面，而“鞑子”皇帝不论是否明君一概为奸邪。这种民族关系上的简单观念，既与当时的反清革命思潮有关，也是儒家传统思想具有某种狭隘封闭性的反映。儒家历来讲究“夷夏之辨”，尊夏贬夷，认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主张“用夏变夷”，截然反对“变于夷”，拒绝学习其他民族的长处。旧式武侠小说也深受这种传统观念的影响。金庸最早的《书剑恩仇录》采用汉族一个民间传说为素材，或许还潜在的留有这类痕迹。但稍后的小说，随着作者历史视野越来越宽广，思想、艺术越来越成熟，也就越发突破汉族本位的狭隘观念，肯定中华许多兄弟民族在历史发展中各自的地位和作用，赞美汉族与少数民族相互平等、和睦相处、互助共荣的思想，而把各族间曾有过的征战、掠夺、蹂躏视为历史上不幸的一页。金庸笔下的第一英雄乔峰(萧峰)是契丹人，第一美女香香公主喀丝丽是回族人，而第一明君康熙皇帝又是满族人，这些看似偶然的有趣的巧合，其实在偶然中又透露着必然：它证明了金庸是武侠小说中第一位以平等友善的态度描写少数民族的作家。尤其是乔峰这样一位因反对辽宋征战而在契丹皇帝面前当场自杀以示抗议的英雄形象的塑造，应该说是对传统武侠小说所具有的民族偏见的重大突破，在中国文学史上也有着重大的意义。即使暂时不谈金庸小说的独立批判精神，单从这些方面看，金庸确实对武侠小说的根本精神进行了很大的革新。

    有的学者却提出，金庸武侠小说中汉族与少数民族平等的思想具有“殖民主义”的背景，适应港英殖民主义者的要求和利益。据说他们从《鹿鼎记》“瞥见隐匿在满清里面的港英殖民者的影子”、“既然鞑子皇帝比汉人更懂得勤政爱民，有什么理由要把他推翻?此便与六十年代、七十年代初(正值《鹿鼎记》写作时期)香港经济起飞、教育日渐普及，……港英(尤其七一年麦浩理上任以来)大务推行社会福利，使迈入了现代时期，从而培养出香港人对港英的归属感等诸般情况，有着隐约的呼应的关系。”因此认为“金庸小说的这一‘突破’其实只是殖民教化的合乎逻辑的结果。”(见赵稀方《“现代精神”的背后》，载《香江文坛》第15期)。在我看来，这实在有点想入非非，因此我必须在这里多说几句。汉族和满族的关系是中国的国内问题，这和中国同外国殖民者的关系完全是两回事，绝对扯不到一起。从新中国成立前后起，政协共同纲领和宪法都规定：国内各民族一律平等。五十年代初，周恩来总理在多次讲话中就提出：今后讲到“清朝”时不要再用“满清”这个词，因为其中包含着民族歧视。1957年8月4日，尽管反右派斗争已进行了两个月，周恩来总理在民族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关于我国民族政策的几个问题》中，依然强调要反对大汉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两种倾向。周恩来还高度肯定了满族和清朝在中国历史上的巨大作用，他说：“满族建立的清朝政权，统治了中国近三百年。清朝以前，不管是明、宋、唐、汉各朝，都没有清朝那样统一，清朝起了统一的作用。另一件事就是繁荣了人口。”(《周恩来选集》下卷262页)这就是说，不但在现实生活中要贯彻民族平等政策，而且在研究和思考历史问题的时候，也要从中华民族整体利益出发贯彻民族平等和对少数民族一视同仁的精神。正因为这样，中国历史学界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初，就发表了一批肯定少数民族杰出领袖人物作用的学术论文，如琰生的《试论完颜阿骨打(金太祖)》，刘大年的《论康熙》等，其中《论康熙》一文尤其因它的新颖、深刻、中肯、独到而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极大注意。金庸作为五十年代初就想进入外交部工作的爱国知识分子，对祖国各方面的动态包括文化学术上的进展都十分关心，他不可能不知道历史学在评价少数民族杰出人物方面的这种变化，何况这种变化正符合金庸自己的思考。我们注意到，自五十年代末期起，金庸在一系列作品中(而不只是一部《鹿鼎记》)，都用客观平等的态度写到了少数民族，如《碧血剑》、《倚天屠龙记》、《天龙八部》等，这些与港英当局的殖民教化可谓风马牛不相及。金庸在六十年代中期反对“文化大革命”，批判内地及香港的极左思潮，这恰恰是他忧国忧民、对祖国前途命运无比关切的表现，同周恩来总理在香港问题上清醒、沉稳的外交路线与方针根本上是一致的。香港不搞“文化大革命”，香港只能在适当的时候有秩序地收回。这是中国政府的一贯方针。然而由于极左思潮的严重干扰，1967年4月北京发生了火烧英国代办处的事件，香港也出现了所谓“红色暴动”，中国外交事务一度几乎到了失控的程度，后来由于周恩来及时请示毛泽东并采取坚决措施，才控制住了局面，避免使中国外交蒙受更大损失。金庸在这场风波中，应该说是个受害者，几乎继林彬之后也付出生命的代价。今天，当香港业已顺利回归，金庸在香港基本法制定中的爱国立场和卓越贡献亦已得到人们的充分认识和肯定，回头来看金庸小说的描绘在国内民族关系上的功绩，难道还能有什么可怀疑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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