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谈金庸小说与文学革命(1)(3)

    金庸改革了武侠小说的创作方法，从浪漫主义走向象征寓意。他不但在早年用超拔的想像力创作了许多浪漫主义的武侠小说(如《书剑恩仇录》、《碧血剑》、《射雕英雄传》、《雪山飞狐》等)，中期以后，还用象征寓意的方法写了一批内涵更加深沉、意蕴更加丰富的作品，包括《连城诀》、《侠客行》、《天龙八部》、《笑傲江湖》。金庸自己说：“武侠小说本身是娱乐性的东西，但是我希望它多少有些人生哲理或个人的思想，通过小说可以表现一些自己对社会的看法。”(王力行《新辟文学一户牖》，见《诸子百家看金庸》第5集)这种自觉追求思想性的态度，也伴随着新的创作方法的采用，更多地体现在中后期作品中。

    传统武侠小说一般是浪漫主义的，很少有人用非浪漫主义方法去写。鲁迅用表现主义方法去写传说中的武侠故事《铸剑》，这是重大的发展。金庸自《神雕侠侣》起，创作方法开始发生变化，那就是增添了不少象征寓意的成分。绝情谷里的情花，含有深长的意味。这种花看上去雪白芬芳，妖艳美丽，可枝头有密密的毒刺，人一旦被它扎到，此后再动情就痛楚不堪，重则毒发身亡。情花的果实大多不好看，偶尔有好看的，味道却又苦又涩；有的极难看的果子入口却极好吃，但又不是丑怪的就一定好吃，只有尝过以后才知道。这样的情花，难道不正是爱情自身的象征?《神雕侠侣》里的爱情，就非常多样而又多味。主人公杨过与小龙女至死不渝、终身相守是一种，绝情谷主与妻子都很自狠毒、互相加害对方又是一种，李莫愁因不能与陆展元结合而以极端的疯狂和残忍表现出的痴情又是一种。“问世间，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许?”金人元好问的一曲《迈陂塘》，提示着《神雕侠侣》简直是一部包含许多“象外之意”的爱情哲理书。

    紧接着的《倚天屠龙记》，以一剑一刀命名，似也有所寓意。屠龙刀象征着推翻元朝暴政和建立新的权威；但如果这新的权威并不为百姓造福，反而蹂躏百姓，那么倚天剑就会出来“替天行道，为民除害”，倚天的“天”，指的就是百姓。这就是读者熟悉的“武林至尊，宝刀屠龙，号令天下，莫敌不从!倚天不出，谁与争锋?”六句话所包含的深意，同时也就是以张无忌为主人公的《倚天屠龙记》一书的主题。

    《侠客行》的寓意也相当深刻。小说通过不识字的石破天居然能破译石壁上那首诗里包藏的绝顶武功，给人丰富的启示。它的矛头指向包括传统经学在内的各种教条主义、烦琐哲学、经院气的解读模式。汉代开始的经学，虽然不是一点贡献也没有，但牵强附会地寻找微言大义，大篇考证而不得要领，抓住细枝末节却忘记事情的根本方面，这种迂阔固执的书呆子态度，无论如何总是不可取的。金庸小说通过石破天参悟武功过程的合理描写，以现代人的态度，点出了传统经学教条主义烦琐解读的根本弱点，它的意义又远远超出了批判经学本身。金庸在此书1977年版《后记》中说：“各种牵强附会的注释，往往会损害原作者的本意，反而造成严重障碍。《侠客行》写于十二年前，于此意有所发挥。近年多读佛经，于此更深有所感。”

    象征寓意性作品写得最成功的当然应数《笑傲江湖》。小说通过江湖上五岳剑派与魔教的较量以及五岳剑派内部的争夺，象征性地概括了中国历史上的权力斗争，其中也包括了“文化大革命”这样的斗争，寓意更为深刻。它简直是一部长篇寓言小说。金庸自己在这部小说的《后记》中说：“我写武侠小说是想写人性，就像大多数小说一样。写《笑傲江湖》那几年，文化大革命夺权斗争正进行得如火如荼，当权派和造反派为了争权夺利，无所不用其极，人性的卑污集中地显现。我每天为《明报》写社评，对政治中龌龊行径的强烈反感，自然而然反映在每天撰写一段的武侠小说之中。这部小说并非有意的影射文化大革命，影射性的小说并无多大意义，政治情况很快就会改变，只有刻画人性，才有较长期的价值。不顾一切的夺取权力，是古今中外政治生活的基本情况，过去几千年是这样，今后几千年恐怕仍会是这样。”这部象征寓意小说在写人性的真实与深刻方面，远远超过一般的写实主义作品，达到了令人震撼的程度，诚如金庸所言：“这表示类似的情景可以发生在任何朝代”，因而更令人震悚不已。这种感觉，在我个人的阅读经验上，似乎只有读卡夫卡作品方可以比。寒山碧先生在《香江文坛》16期上发表的《誉之极至谤必随之——冷眼看金庸小说的论争》所提到的“几项基本要求”，实际上主要是对写实主义长篇小说的一些要求，对于同样是“严肃文学”的象征、表现主义或其他现代主义作品来说就未必合适。使用这类相对狭窄的标准，实际上当然会把不少优秀作品拒之门外。这道理，我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发表的《走出百慕大三角区——谈二十世纪文艺批评的一点教训》中，已经说清楚了，此处不赘。

    总之，金庸在武侠小说创作方法上所作的这种革新具有重大意义，不仅大大丰富了武侠小说的表现手段，更使作品于武林世界之外展示出多层次的思想意蕴，从而极大地扩充了这类小说的艺术容量。

    四　丰厚的文化含量和广泛的艺术借鉴

    金庸小说还包含了传统文化的丰富底蕴和中华民族的深刻精神，体现了过去武侠小说从未有过的相当高的文化品位。它虽然产生在香港商业化环境中，却没有旧式武侠小说那种低级趣味和粗俗气息(《鹿鼎记》把出生在妓院的韦小宝写得像个小流氓，并不是作者的罪过，恰恰是艺术上成功之处)。金庸武侠小说以写出“见义勇为”的“义”为核心，寓文化于技击，借武技较量显示中华文化的内在精神，又借传统文化学理来阐释武功修养乃至人生哲理，做到互为启发，相得益彰。这里涉及儒、道、墨、释、诸百家，涉及千百年来中华民族众多的文史科技典籍，涉及传统文学艺术的各个门类如诗、词、曲、赋、绘画、音乐、书法、棋艺等等。作者调动自己在这些方面的已有学养，使武侠小说上升到一个很高的文化层次。从金庸小说，我们可以窥见墨家见义勇为的游侠精神，儒家的仁爱与民本思想，还可以感受到道家的深邃博大、无处不在的辩证方法。单就文学本身而言，我们读金庸小说，也常常会联想到《庄子》那种瑰丽姿肆的神奇想象，寓意深沉的哲理色彩，飞扬灵动的文学语言。它们都证明着金庸小说与传统文化之间的深刻联系。像陈世骧教授指出的《天龙八部》那种悲天悯人、博大崇高的格调，没有作者对佛教哲学的真正会心，是很难达到的。我们还从来不曾看到过哪种通俗文学能像金庸小说那样蕴藏着如此丰富的传统文化内容，具有如此超拔的文化学术品位。金庸的武侠小说，某种意义上讲又是文化小说；只有想象力极其丰富而同时文化修养又相当渊博的作家兼学者，才能创作出这样的小说。

    金庸小说还广泛借鉴吸收了各种文学乃至戏剧与电影的长处，使武侠小说的艺术质量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金庸不但继承了中国传统白话小说的叙事方式和叙述语言，而且借鉴吸收了西方近代文学和五四新文学的艺术经验。金庸从小既喜欢读《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这类古典小说，还喜欢读法国大仲马的《三个火枪手》三部曲(伍光建译名为《侠隐记》、《续侠隐记》、《基督山伯爵》)等西方小说，喜欢读“五四”新文学家鲁迅和沈从文的小说，这些作品都成为他广泛吸取艺术营养的宝贵资源。在金庸笔下，没有了侠客们腾云驾雾或口吐一道白光取人首级于百里之外的内容，他的武侠小说大大地被生活化了。金庸重视小说情节，然而决不任意编造情节，他更看重的是人物性格，相信“情节是性格的历史”，坚持从性格出发进行设计，因而他的小说情节显得曲折生动而又自然合理，既能出人意外又能在人意中。《天龙八部》里，那个最没有称王称霸之心的段誉最后却做了皇帝，最没有男女之欲的虚竹和尚却做了快乐之极的西夏驸马，最吃尽民族矛盾之苦的萧峰却为平息辽宋干戈而杀身成仁，最想当皇帝的慕容复最后却想得发了疯只能对着几个孩子在坟头上南面称孤。这些结果我们事先能料想到吗?可能一点都没有想到。然而仔细一想，它们都非常合乎情理。金庸小说又像我们的古典小说那样，很讲究艺术节奏的调匀和变化：一场使人不敢喘气的紧张厮杀之后，随即出现光风霁月、燕语呢喃的场面，让人心旷神怡，这种一张一弛、活泼多变的节奏，给读者带来很大的艺术享受。最重要者，金庸小说有意境，这是文学作品达到成功境界的一项根本性标志。美国华人教授陈世骧早就指出过这一点，他借用王国维的话来形容金庸作品：“一言以蔽之曰，有意境而已”。陈教授并且说：“于意境，王(国维)先生复定其义曰，‘写情则沁人心脾，景则在人耳目，述事则如出其口。’此语非泛泛，宜与其他任何小说比而验之，即传统名作亦非常见，而见于武侠中为尤难。盖武侠中情、景、述事必以离奇为本，能不使之滥易，而复能沁心在目，如出其口，非才远识博而意高超者不办矣。艺术天才，在不断克服文类与材料之困难，金庸小说之大成，此予所以折服也。”(见陈世骧1970年11月20日致金庸信)应该说，这是一番极精彩的论述，完全符合金庸作品的实际。

    金庸还常常用戏剧的方式去组织和建构小说内容，使某些小说场面获得舞台演出的效果(如《射雕英雄传》郭靖在牛家村密室疗伤时通过一个洞口看到的情景；《碧血剑》第十七回写袁承志与焦宛儿两人躲藏在床底下听夏青青、何铁手、何红药三人谈话)，既增强了情节的戏剧性，又促使小说结构紧凑和严谨。金庸小说还大量运用了电影的各种技巧，如《雪山飞狐》结尾于胡斐举刀这个动作就收到了电影“定格”的功效；至于长、短、特写镜头的组合，蒙太奇连接方法的运用等，则更是驾轻就熟。金庸还学习、吸取了某些通俗文学(像言情小说、历史小说、侦探推理小说、滑稽小说)的长处，因而使他能成为通俗小说的集大成者，使他在武侠小说中的地位不是单项冠军，而是全能冠军。

    走笔至此，金庸的武侠小说可否称作“一场静悄悄的文学革命”，是否“使近代武侠小说第一次进入文学的宫殿”，也许都可以解决了。但我还想说几句也许并非多余的话：我不认为金庸是一位“文学革命家”也从未称金庸为“文学革命家”。做“文学革命家”，我以为必须既有理论倡导，也有创作实践，二者缺一不可：合乎此项标准的，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坛，大概只有梁启超、胡适和鲁迅三人。陈独秀虽然倡导了“文学革命”，却并无文学创作的实践，称他为“革命家”可以，决不能称之为“文学革命家”。金庸有成功的艺术实践，但似无改革文学包括改革武侠小说的系统的理论主张，所以只是一位卓越的作家，同样不必称为“文学革命家”。这正是我向袁良骏先生强加在我头上的说法坚决抗辩的一点根本缘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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