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美国中国学研究特点论略(1)(2)
2015-03-04 01:10
导读：承包制是中国企业改革的重要特色之一。到1989年，80%的国有企业实行承包制。（注：王景伦：《走进东方的梦——美国的中国观》，时事出版社1994年版；
承包制是中国企业改革的重要特色之一。到1989年，80%的国有企业实行承包制。（注：王景伦：《走进东方的梦——美国的中国观》，时事出版社1994年版；）(p.339)尽管如此，集体和私人企业取得的效益远远超过国营企业。哈特兰·桑伯特认为：由于承包制没有制定惩罚未实现利润目标的企业的条款，允许倒闭的只有私人或集体小企业，国营企业通常都要得到补贴，因而集体、私人企业有着提高效率的强大刺激。而对国营企业来说，承包制只是提供了胡萝卜，但却没有在他们的发展方向上挥起大棒。（注：Penelope Harfiand-Thunberg. A Decade of China’s Economic Reform: Challenges for the Future, Washington: The Center for Strategie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1989;）(pp.23-24)这揭示了中国企业改革初期国有企业存在的各种弊端。
随着中国经济运行中的分权化和市场化不断向纵深发展，各级政府对资源配置决策的直接控制逐渐减少，以往的行政控制和约束大大
放松。这一方面促进经济自由化发展；另一方面导致经济运行不稳。由于在实施分权化和自由化改革时，没能发展起一套宏观控制机制，没有确定明确的财产权以避免外在因素对经济的干预，这种不稳定被进一步强化。对此，巴里·诺顿强调，只有稳定、持续的宏观经济政策，再加上不断的改革，才能使中国摆脱各种困境。对于中国的农业、外国投资、经济增长速度以及影响经济发展的历史和文化因素等问题，本杰明·沃德认为，海外华人的经验表明，一旦他们从政治动乱和国家的压制中解放出来，他们那富有创造性和独立性的企业家精神就会表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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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国学研究与中美关系
美国中国问题专家们为20世纪70年代中美关系正常化做出了重大贡献。1966年3月8日，以民主党参议员威廉·富布莱特为首的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为了影响约翰逊政府对华政策的制订，同时为了教育美国公众和国会议员，主持召开自1949年以来的首次中国问题听证会。鲍大可、费正清、许华茨、约翰·林德贝克、施乐伯等人极力主张美国政府应放弃“遏制并孤立”中国的政策，鲍大可在会上首次提出“遏制但不孤立”的政策建议，包括与中国进行除战略物资以外的贸易往来、与中国进行比大使级规格更高的对话、让中国参与重大国际事务、让美国公民到中国旅游、最终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等。（注：顾宁：“中国通和美国对中国的政策”，《美国研究通讯》2001年第2期；）这些建议对尼克松政府制订对华政策产生重要影响。1970年2月，尼克松向国会陈述美国对外政策时宣布，美国的目标是“与共产党中国建立更为正常和更具有建设性的关系”，“中美之间在许多根本利益上没有冲突”。（注：Marshall Green, John H. Holdridge & William N. Stokes, War and Peace with China, Bethesda, Maryland, Dacor Press, 1994;）(pp.87-88)
1976年美国总统竞选期间，一些中国问题专家围绕美国应该如何同中国实现关系正常化展开激烈辩论。艾伦·惠廷主张采取“日本方式”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相反，托马斯·汤普森、艾伦·科恩则认为在台湾问题上应采取一种“含糊其辞”的政策：“宣布台湾与大陆中国之间的国际水域为双边和平区，约束双方在这个国际地区不诉诸武力。”（注：
中国社会科学院情报研究所编：《外国研究中国》（第1辑），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pp.95-96)鼓吹一项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折衷方案”。他们为中美关系正常化出谋划策，把中国问题研究同参与美国政府制定对华政策联系起来，凸显中国学研究与美国国家利益相结合的基本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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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末，随着东欧巨变、苏联解体、冷战结束，中美两国曾经有过的“蜜月”期不复存在。中美战略关系的基础由于前苏联的垮台而动摇，中美关系不断出现分歧和斗争。美国学者竞相提出“单极时刻”、“历史终结”和“国家利益决定”等理论范式，以解释后冷战时期的
国际关系。（注：孔耕蕻：“‘文明冲突’理论评述”，《文艺报》1995年第1期；）塞缪尔·亨廷顿提出，新世界冲突的主要根源“不是意识形态的和经济的”而是“文化上的”，“全球政治的主要冲突将发生在不同文明的国家和集团之间”。（注：Samuel P. Huntington,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 Foreign Affairs, Summer, 1993;）由于中国经济发展迅速，亨廷顿等人又以儒家文化与西方文化存在差异为借口，大肆攻击儒家文明，鼓吹所谓“文明冲突”。
随之而来的是“中国威胁论”的甚嚣尘上。美国国内一些刊物出于不同目的，发表与冷战思维相呼应的论调，攻击中国加强国防是为了“对外扩张”，中国经济发展后会对亚洲国家构成威胁，“把中国看作是潜在的敌人”（注：吕其昌：“关于美国对华政策的几点看法”，《现代国际关系》1995年第2期；）。“兰德公司”中国问题专家钱达甚至引用拿破仑名言，称中国是个睡着的巨人，“一旦醒来，她将震撼世界”；迈克尔·斯威恩指责中国“从不满足权力现状”，“对自己在该地区所扮演的角色基本上不满意”（注：[美]钱达：“对龙的恐惧”，《现代外国
哲学社会科学文摘》，1995年第8期；），为“中国威胁论”的存在寻找各种理论依据。克林顿担任总统期间，中美虽确立战略伙伴关系，但美国从未放弃对中国实施遏制的战略企图。
（科教作文网 zw.nseac.com整理） 在两国关系层面，美国国会动辄以“台湾关系法”为由，干涉中国内政，严重损害双边关系，使中美关系有时甚至发展至倒退的边缘。在一些重要事件的关键时刻，许多美国中国问题研究专家，如奥克森伯格、查尔斯·约斯特、戴维·兰普顿、基辛格等主张维护中美关系发展的大局，反对美国推行“两个中国”政策，强调“一个稳定和繁荣的中国将有利于亚太地区的战略平衡”，“一个在经济发展上与美国及其盟国紧密联系的中国将不会威胁美国的全球利益”，“中美关系的改善将有利于缓和海峡两岸的对立局面”。（注：Michel Oksenberg, A Decade of Sino-Ameriean Relations, Foreign Affairs, Fall, 1982;）
进入21世纪，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美国对中国的认识经历了一种显著的范式转变，即从“虚弱中国范式”向“强大中国范式”的转变。美国国内就未来中国的发展方向问题展开大辩论。约翰·米尔斯海默坚持认为“正在崛起的大国与一心维护独霸地位的现有霸主之间的斗争是国际体系的特征”，试图以此说明中国的发展必将与美国争夺世界霸权地位。戴维·兰普顿提出对中国实行“带有保险的融合”政策（注：[美]戴维·兰普顿：“范式的失落”，《国家利益》秋季号，转引自《参考资料》2005年9月30日；），对当今美国对华政策调整起到推动作用。
今年8月中美首次高层战略对话举行后，尚慕杰、傅立民等“中国通”立即作出呼应，他们建议美国应以平和的心态对待中国的崛起，与中国建立长期稳定的建设性伙伴关系。芮效俭告诫美国，“中美经济已经相互依赖，制裁中国，只能导致美国经济下滑”（注：Washington Observer, August 3, 2005，转引自《参考资料》2005年8月11日；）。谭若斯也不相信中国是一个“正在超越美国的超级大国”，他指出，“中国的外交政策是谋求国内最大限度的稳定和保持中国令人钦佩的经济增长速度”。（注：[美]谭若斯：“中国不是超级大国”，《华尔街日报》2005年10月27日；）
（科教范文网http://fw.nseac.com） 如何应对中国的崛起成为美国外交政策的一个重要问题。前不久，美国副国务卿佐利克发表对华关系演说时，鼓励中国成为当今国际体系中“一名负责的、利益相关的参与者”（注：Robert B. Zoellick, Whither China: From Membership to Responsibility? Washington File, Sept. 23, 2005。），表明美国为了自身利益，不得不采取与中国接触和合作的政策。但美国要求中国加入以它为主导的国际体系，“与美国一起共同努力维护这个使之获得成功的体系”，同样是对未来中美关系的严峻挑战。
余论
美国中国学研究的不断兴起，研究领域的不断拓宽，正是因为当年有像费正清、鲍大可和施乐伯这样的美国汉学界泰斗，为此付出巨大心血。今天，新一代美国中国问题研究专家戴维·兰普顿、傅高义、何汉理、李侃如、沈大伟等人已成为中国学研究的中坚力量。与他们的前辈们不同的是，他们中有些人既是著名中国学专家，又曾亲自参与或正在为美国制订对华政策出谋划策，他们的研究具有两重性。作为学者，他们要保持学术的“客观公正性”；但为了美国国家利益，他们都有一种心照不宣的“政治上正确性”，因为他们是体制内的政治精英，必须确立和巩固在体制内精英集团中的位置，所以具有强烈的功利性。
任何事物都有两重性，在强调美国中国学研究为美国国家利益服务、为其推行全球战略服务的基本特征时，也应看到，研究中国有助于改变美国民众和媒体对中国的认识，让美国中国学研究为中国国家利益服务。通过美国中国学者的努力，让更多的美国人客观地了解当代中国的政治、经济、历史文化和社会现实，有利于消除“中国威胁论”在美国乃至世界其他地区产生的消极影响，为中国的和平发展创造良好的国内国际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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