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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韩国诗人对明诗的接受与批评(1)

2015-03-05 01:09

【内容提要】
15世纪以来，朝鲜诗话兴起，明诗之评为其重要内容。有关批评大抵经历了三个发展时期：朝鲜中宗至仁祖初为发轫期，仁祖中至肃宗间为发展期，英祖中至哲宗间为兴盛期。由于七子诗话及《列朝诗集》、《明诗综》的东传，朝鲜诗人多以七子为正变，公安、竟陵之变为明诗之衰，批评“明调”，认为远逊于唐宋，同时反思复古之弊，指出其种种弊端。流派之评以复古派为重心，有关王阳明、唐顺之、陈献章、袁中郎及明使之诗的评说，颇具新意。朝鲜诗话论明诗虽有其历史局限性，但总体来说，不仅是中国诗话的重要补充，也是独具一格的明诗批评。
 
【关键词】 朝鲜；诗话；明诗；批评；接受

 

　　
　　15世纪以来，朝鲜诗话兴起，大量诗话涉及明诗之评。因此，朝鲜诗话对明代诗歌与诗学研究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有助于我们从更广阔的角度去审视解读明诗的意蕴。
　　
　　一、朝鲜明诗学发展概况
　　
　　明诗的东传受到诸多因素制约，朝鲜诗人论明诗存在明显的滞后性。中原复古兴起数十年，朝鲜诗家始知有七子派；公安派兴起半个世纪，始有论及者。明中叶迄于清末，明诗在朝鲜的接受与批评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
　　
　　一是发轫期，约中宗至仁祖初，相当于嘉靖、万历时期。徐居正《东人诗话》撰于成宗五年(1474)，是朝鲜第一部以“诗话”为名的著作。居正曾与明诏使相唱和，但诗话未谈及明诗。随着中朝使节交流日益密切，明诗东传，出现了“学明诗”一派，如尹根寿等，诗评渐多。宣祖时，尹根寿《月汀漫笔》说：“登第后，通官高彦明谓余曰：‘昔年曾见李堂和宗则，言辛巳年嘉靖登极，诏使唐修撰皋出来时，远接使容斋李公问于天使曰：当今天下文章谁为第一?唐答曰：天下文章以李梦阳为第一。’其时崆峒致仕，家居汴梁，而名动天下。我国不知，虽闻此言，亦不访问于中原，可叹!近世始得《崆峒集》者，而始知诗文两极其至。王、李诸公极其推尊，我国之知崆峒子矣。”其时后七子已衰落，公安派倡导反复古，朝鲜诗人渐知王、李，得读李梦阳之集。万历中叶后，随着复古派大量诗话东传，明诗引起了朝鲜诗人浓厚的兴趣。 （转载自中国科教评价网http://www.nseac.com）
　　
　　二是发展期，约仁祖中至肃宗间，相当于顺康时期。清初，众多明诗选及诗话的传播进一步推动了朝鲜明诗学的发展。诗人倡言诗本性情，尽黜公安、竟陵，反思复古之弊，对七子也提出严厉的批评。金昌协《农岩杂识》论诗以自然为宗，指责明人宗唐模古、议论入诗，皆有见的，只是眼界仍限于七子派。南龙翼《壶谷诗评》、金万重《西浦漫笔》等肯定七子的价值，指出明诗有其自得之处，具体所论则非多读明人之诗而得。总体说来，有关批评仍深受复古派诗话影响。
　　
　　三是兴盛期，约英祖中至哲宗问，相当于清中叶。其时中国诗人接绪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朱彝尊《静志居诗话》，指斥明诗之弊，趋于极端。朝鲜诗人也多受钱、朱影响，如李宜显《陶谷杂著》抨击胡应麟、锺惺、谭元春的说法，与钱谦益的观点就很接近。哲宗初，诗家论明诗首推李圭景。他承继家学，通于汉学，尝览《书影》、《带经堂集》、《池北偶谈》、《诗持》、《青门集》、《诗源》、《清诗别裁》等，撰《诗家点灯》凡1390余则，明诗之评不仅内容丰富，而且颇具识见。
　　
　　二、明诗流变及明调之评
　　
　　明代三百年诗史上，诗风发生了多次显著变化。朱彝尊《静志居诗话》提出八变之说：“洪、永诸家称极盛，微嫌尚沿元习。迨宣德十子一变而为晚唐，成化诸公再变而为宋，弘正间三变而为盛唐，嘉靖初八才子四变而为初唐，皇甫兄弟五变而为中唐，至七子已六变矣。久之公安七变而为杨、陆，所趋卑下。竟陵八变而枯槁幽冥，风雅扫地矣。”张箓居提出四变说：“明诗四变，为海内口实者七人，秦、齐、吴、豫各一，楚独居三。然初变而李、何，再变而王、李，不失为盛也。变而公安、竟陵，晚矣。”大抵肯定七子，驳斥公安、竟陵。朝鲜诗人亦多以七子为正变，公安、竟陵之变为明诗之衰。

　　成弘间，李东阳倡立茶陵派，其《麓堂诗话》推重李、杜，主于法度音调，半个世纪后传入朝鲜。尹春年初疑之，后信之，《体意声三字注解·诗法源流序》说：“然则古人之所作，自合于正宗、正音，而今人之所作，亦自合于正宗、正音矣。……沧浪之正路主乎意，而体、声在其中；伯谦之正音，西涯之五音主乎声，而体、意亦在其中。”尹春年论诗得力于李东阳甚多。南龙翼《壶谷诗评》论明诗道：“明诗格不及于唐，情不及于宋，惟以音响自高，观者多病焉，而其中亦有奇杰可取者存焉。”所谓“奇杰可取者”，即指李梦阳与七子派。他认为李梦阳有大辟草莱之功，后来诗人皆以此为宗，王廷相、边贡、徐祯卿、王阳明、唐顺之、杨慎诸公，相继而起，至李攀龙、王世贞而大振，从游者如吴国纶、宗臣、王世懋、徐中行、梁有誉等亦皆高蹈，概论之“则空同、弁州如杜，大复、沧溟如李。论其集大成，则不可不归于王，而若其才之卓越，则沧溟为最”，“而吴体最备，宗才最高”。稍后的李宜显接受钱谦益的说法，在《陶谷杂著》中说：“明诗虽众体迭出，要其格律无甚迥绝。称大家者有四：信阳温雅美好，有姑射仙人之姿，而气短神弱，无耸健之格；北地沉鸷雄拔，有山西老将之风，而心粗材驳，欠平和之致；太仓极富博，而有患多之病；历下极轩爽，而有使气之累。一变而为徐、袁，再变而为锺、谭，转入于鼠穴蚓窍，而国运随之，无可论矣。”所谓竟陵“鼠穴蚓窍”，“国运随之”，自《列朝诗集小传》转述而来。
　　诗歌格律方面，前人创为定式，明人并无太多的创新。李宜显《陶谷杂著》云：“明诗虽众体迭出，要其格律无甚迥绝。”唐诗以情韵胜，宋诗以理致胜，明诗以才调胜。茶陵、七子、几社尚气韵，北郭十子、吴中四才子、公安派尚才情，判然而别，合之则日才调。朝鲜诗家认为明诗自成一代之诗，以调胜，然多模拟剿袭，格调空浮，故不及唐宋。南龙翼《壶谷诗评》说：“明诗格不及于唐，情不及于宋，惟以音响自高，观者多病焉。”又说郭子章、高启、袁海叟、王世贞、吴国伦、宗臣等人各有篇章，“足以跨宋涉唐，而然亦自有明调”。显然，不以明调为然，“亦自有明调”之评寓有贬诋之意。 （科教范文网http://fw.NSEAC.com编辑发布）
　　宋儒以后，学术多流而为文人，学人诗言说要道，中和乐旨，蔚然一宗。明代学人诗，陈献章鼓桴于前，王阳明大倡于后。学人以理入诗，甚至以诗为道偈。李啐光《芝峰类说》批评说：“罗大经曰：‘古人以学为诗，今人以诗为学。’余谓以诗为学者，有意于诗者也；以学为诗者，无意于诗者也。有意无意之间，优劣判矣。”他接受严羽“妙悟”说，以唐人为宗，批评明诗少兴趣、黜意象。当然，也有肯定学人诗的，张维《溪谷漫笔》即认为王阳明之诗“俊爽可喜”、“超诣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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