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与文化研究(1)网(2)

    我们今天毕竟比以往任何时侯更为现实地面对全球化的进程。全球化，主要是指经济的全球化，实际上，全球化的趋势和过程涉及到一切重要的领域，不限于经济。李慎之在一篇文章里说：“自从1492年哥伦布远航美洲使东西两半球会合起来之时起，全球化过程已经开始了。为什么现在才说世界进入全球化时代呢？这是因为在过去的500年中，我们看到的主要还是国家力量的伸张，民族利益的碰撞，宗教的传播，文化的渗透……总之，还只是局部力量的会合而引起的冲突和融合。而现在，我们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到超国家的、超国界的、全球性的力量在行动，全球性的问题在蔓延。从1989年柏林墙的坍塌到1991年苏联的瓦解，到1993年欧洲统一市场的形成和1994年建立信息高速公路的倡议纷纷出台，可以说是这样一种转折的分界线。……市场经济的全球化和信息传播的全球化应该说是全球化时代最重要的标志，还有许多其他的标志；环境污染的全球化，人口爆炸以及由之而来的移民问题的全球化，核武器以及其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扩散所造成的对全人类的威胁，恶性传染病、毒品买卖与犯罪活动的全球化……甚至垃圾处理都成了全球性的问题。正因为如此，前联合国秘书长加利在1992年联合国日致辞时说：‘第一个真正的全球性时代已经到来了’”（注：李慎之、何家栋《中国的道路》，南方日报出版社2000年；又见《世纪中国》网2000年8月21日.）全球化不止是经济全球化，制度上、法制上、生活方式上、价值观念上等多领域的全球化进程正在或快或慢的进行着，其影响也在日益显露出来。

    在文化上，在日益频繁的国际交流中，不同国家和不同民族间的文化，有吸收、有融合、甚至有同化，也有对峙、排拒、磨擦，甚至对抗。近20年来的情况是：我们坚持改革开放的方针，积极开展文化交流，吸取一切于中国文化有益的东西，化为我有，以发展和推进中华文化的现代化；另一方面，在文化交流中，我们又面对着西方（美国）　“文化霸权”的入侵和威胁，21世纪之初的这次美国“文化霸权”，已不同于上个世纪40年代的那次入侵，来了麦当劳文化、来了美国和日本的歌舞厅的迪斯科文化，来了好莱坞电影文化，以及美国人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等等，长驱直入地深入到了中国的腹地、甚至到达了相当闭塞落后的角落。这里显示出来的，无疑是全球化形势下的新的文化态势，在这一轮交流中，对中国人来说，既带来了吸收和交融的机遇，也伴生着排拒和担忧的心理。同时中国人也表现出了开放与宽容的文化精神与文化胸怀，深信有着几千年历史和富有活力的中国文化，不仅具有自我更新和不断创新的能力，也具有包容和改造异质文化的能力。重要的是保持和发展中华文化的民族独特性。一个不难回答的问题是：萌芽于五六百年前的昆曲体现着中国文化的独特性和魅力，还是迪斯科和摇摆舞体现着中国文化的独特性和魅力？保持文化的独特性，并不是像有的人所责难的，是一种虚弱的保守倾向，而是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的表现。诚然，历史上曾有一些强大的古老文明，在历史的风雨中淹没无闻了，像我们常常称道的美洲大陆的玛雅文化。但在世界四大古文明中唯一没有断流的中国文化，不是可以轻易被西方文化吞没和消灭得了的。在中华文化史上，局部文明的消失曾经发生过，如六七千年前的良渚文化，七八千年前的三星堆文明之谜，前千多年前的西夏文明，等等，但这些文化的断流并没有影响到中华文化一泻千里、后浪推前浪地向前流淌。中国的有识之士从来没有对自己民族的文化失去信心，他们相信中国人有一个坚强的胃，能够吸收和消化外来的文化，哪怕是比本土文化先进的文化。佛教传入后，势力很大，但还是被充分中国化（本土化）了。历史上如此，现代也将是如此。

    要应对全球化、国际化，只实现经济现代化不行，还要有文化的现代化，但文化的现代化，必须以传统文化为基础，离开了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文化传统，即使凭空创造出了某种有现代特点的文化，那也是一种失去了祖根的文化，失去了独特性的文化。我们要在继承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加速发展和提升我国各民族的多元一体的中华现代文化，特别重要的是保持中华文化的核心——它的道德规范和价值规范。一个国家和民族，如果丧失了自己民族的道德规范和价值标准，那他就将失去规范全民行为和节制全民行为的机制，那么，这个民族和国家就将堕入一盘散沙的境地。诚然，一个民族的道德规范和价值标准不是永恒不变的，而是与时俱进、不断发展的，但它的核心部分肯定是不可丢掉的。现在中央已经公布了一个全民道德纲要，这是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举措，正在全国宣传实施。

    在谈到中国文化在全球化时代的对策时，王宁提出的命题是：“对峙还是对话？”以愚见，王教授的出发点和主观心愿是十分可敬的，但命题本身则未见得描述得十分准确。我们要开放，要交往，要学习和吸收一切进步的有益的东西，扬弃一切腐朽的落后的乃至有害的东西，相信“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古训，还可充任今日的文化原则，那就意味着必须以我为主。只要民族还存在，只要国家还存在，“以我为主”的意识就会继续坚持，就要“永不放弃”保持和发扬本民族文化的独特性。美国人如此，中国人也如此。美国的国力和科技固然强大，美国的文化强势很强大，美国人自觉不自觉地要把他们的文化形态、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甚至宗教强加于世界其他地区。这是我们要警惕的。如果把这种警惕也看作是“对峙”的话，那倒也无妨。这种警惕的心态，不是只有我们中国人才有，甚至不只是发展中国家才有。但同时我们要说的，美国的文化是多元的而不是单一的，美国的文化政策也有宽容和开放的一面，它善于吸纳一切有益的文化。这又是我们应该学习的。

    已故台湾学者张光直教授前些年说过一句常被人们提起的话：21世纪将是中国的世纪。后来也有人对此作了修订和补充。21世纪将是东方的世纪。不管用怎样的词句表述，可以看作是人们对中国文化和东方文化在全球诸多文化及其发展前景中的信心。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和改革开放政策的加大，中国这块市场日益被国际资本所重视和青睐，中国务民族文化的独特性的加强，同时带来的不仅是汉语取得了从来没有过的世界性认同，而且是既有久远传统又富活力的中华文化，被越来越多的人认识、理解、学习和传播。

    　　文化批评和文艺批评

    批评界对文化研究的引进和张扬，尽管浅尝辄止，特别是还没有提供出以新的方法评论、剖析和深度研究文艺创作、作家艺术家，以及中国文化的整体研究或分体研究的个案范例，连对上个世纪90年代的大众文化研究，也还大半止乎于表层的描述上，但它毕竟为传统的文学批评拓展了眼界和疆域，提供了方法论的参照，成为当代文学批评在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以及21世纪之初发展和深化的驱动因素之一。

    在文学批评中和艺术批评中引入文化批评的方法是文化批评的一种学术交融现象。尽管各民族和政党对什么是“文化”有不同的界定，但一个民族的文学和艺术，无疑是一个民族的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没有疑义的。一个民族的文化，既是共时的，又是历时的，绵长而深厚的传统是割不断的。任何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任何一个时代的复杂的文学现象，都毫无例外地蕴涵着大量的文化信息，离开这些文化信息，只对作品和文学现象做静止的形象分析或审美的与社会政治的分析评价，就必然会将其中的丰富的文化信息进行了人为的过滤，这时，读者所能得到的，充其量只能是干瘪的形象和理念而已。引进文化批评的因素或模式，就会拓展文学批评的空间，从而使文学批评得到某种深化，果如此，便可引导作家艺术家全面地理解文艺作品的构成上的种种必要因素，改善自己的创作。现在我们有些文学作品和艺术作品之所以缺乏长久的艺术生命力，原因固多，但其中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是作者对文化的无知或对作品的文化内涵的轻视。这一偏向至今没有受到作家艺术家和批评家们的重视，追根究底，还是长期以来狭隘的政治功利的文艺观对文艺创作的遗毒未能消除的一种表现。因此，开展文化研究在指导艺术创作上将是有益的。

    我很欣赏王宁先生这样一段话：“一般人总认为，文化研究在中国已经定了型，它一味向大众文化献媚，因而丧失了文化研究在西方语境下所固有的批判性特征。这种批评虽不无偏激，但对我们却是十分中肯的。在西方语境下所具有的批判性、意识形态性和解构性的文学研究，在运用于东方语境时会不会与传统的文化研究形成对立呢？就这一点而言，我认为，在从事文化研究实践时，我们要正确看待文化研究与传统的（人文）文学研究的关系。在这方面，文化研究与文学研究的关系绝非对立，而是一种对话和互动关系：文化研究扩大了文学研究的范围，而文学研究的扎实的文本知识使得文化研究者不至于脱离文本实践而空谈大而无当的文化。应当承认，将文化研究与文学研究的不同方法结合起来，将有助于扩大文学研究的领地，使之在广阔的文化语境中游刃有余。”（注：王宁《全球化与中国文化：对峙还是对话？》《中华读书报·国际文化》2002年5月8日.）他在这里提出的是文化研究的批判性和文化研究与传统文学研究的关系问题。批判性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文化理论的精髓，而我们现在的介绍和发挥，其缺点是把西方马克思主义和西方资产阶级的文化理论，不加区分地一股脑儿地介绍过来，推荐给读者。这并不是说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们的每一个论点都是值得借鉴的，也不是说西方资产阶级学者的文化理论任何观点都是应予警惕或排斥的，而是要充分重视和借鉴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文化理论中的批判性遗产，而这一点是对我们建设自己的文学批评所必须的。

    中国文化研究的当务之急，我看不是什么与国际接轨的问题。引进了外国的某种理论、附和了外国的某种文化理论，在某次国际会议上得到某个外国学者的赞扬和首肯，并非就意味着我们与国际接轨了。与国际接轨，最重要的是把外国理论本土化，至少是择其善而从之，即吸取其适合于中国文化的东西加以改造。而且并不是任何方面都能与国际接轨的。在这方面，世界文化史上的例子很多。民间故事是文化研究领域里的一个最具有国际性的课题，美国学者斯蒂斯·汤普森(Stith Thompson)在1928年出版了他在芬兰学者阿尔奈编制的《故事类型索引》的基础上补订的《民间故事类型索引》，在此后的几十年中，他的体系几乎成为各国学者研究世界民间故事和文化移动问题的范本和案头必备书。其间，批评和质疑者也不乏其人，最著名的莫过于前苏联学者普罗普。原因很简单，贯穿在汤普森索引里的一个中心思想，是那个时代很流行的“欧洲中心论”、“一元发生论”，所以它不适用于一些非欧民族的文化。在我国晚清末年，这种来自西方的“欧洲中心论”也曾颇有些信徒，但科学的发展和文化的研究，业已将这种观点否定了。以“欧洲中心论”为主导思想的汤普森索引，与独立和发展起来的中华文明和中华文化（民间故事），更是南辕而北辙。我们怎样与它接轨呢？他们所创立的方法，尽管带有形式主义的特点，但还是极有参照价值的，所以它能在世界范围内延续80-90年的学术生命，但其根本的东西，却是我们难以接受更难于吸收的。我们今天引进西方文化研究的理论和理念，重点应在以西方文化研究的参照下，将其精髓化为自己的血肉，通过自己的批评实践，梳理当代中华文化的谱系，研究当代中华文化的心态，探讨蕴涵在表象之后的深层含义，而在这方面的工作显然更为艰难，不是一蹴而就的。

    中华文化不仅是源远流长的，而且是博大宏富的。在当代，经济转型推动着中华文化处于较快的发展时期，已经呈现出新的多元的现实存在形态。大众文化的出现就是一例。我们的文化研究还远没有深入到这些现实的领域中去。比如：

    ——中国的传统经典文化，主要是在儒家的思想体系影响下生成的，在文化学上被称为上层文化或精英文化，而现在从台湾到香港到大陆都很热的“新”国学研究，也不外是在旧国学的路上以新的思想继续着整理、研究、阐发这类经典及其思想的工作。而与之对立的、蕴藏于普通下层百姓中的口传文化或下层文化，与上层文化虽然同源而异流（来自中华大地上的原始文化和远古文化），在深入农耕文明之后便向着不同的方向发展。由于历史发展的关系，二者也相互融合吸收，有许多共同的东西（如道德、礼俗）。这两种文化分裂和对立的趋势，现在还在继续着。2001年5月11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批准将昆曲列入第一批“人类口头和非物质世界遗产”名录之中，对中国文化界带来的冲击波是巨大的。中国文化部已经制定了八项措施，可以预期，今后将会出现一个对全国“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的搜集、保护、抢救、研究的热潮。相对于20世纪，21世纪的文化研究的总趋向，将会是对上层文化和下层文化这两种分裂和对立的文化进行整合。下层文化中，可能保留着更多更鲜活的中国传统文化因子。1999年我应邀到湖北省丹江口市所属的一个叫吕家河的小村子里去考察，那个村子地处武当山的后山山坳里，交通极为不便，我们还能看到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红军的标语口号保留在小庙的大门上。据历史学家告知，那里的居民可能是古代被历代皇帝充军到此的罪犯的后裔和明代万历年间由全国各地派去修建武当山庙宇的20万民工的后裔，由于山区地理条件的封闭，他们至今还保留下来大量古代流传于各地的民歌曲调和长篇叙事诗。这些在中原地区早就消失了五到七百年的文化传统，却在这里被相对完整地保存下来，而且也当然是当代活态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个小村子的文化，即印实了“礼失求诸于野”的文化规律，也向今人的文化研究和文学批评提出了一些新问题。

    ——民族文化问题是文化研究的另一个疆域。黑人文化和种族问题曾是西方文化研究者们所重视的一个领域，而在我们国家，民族众多，文化复杂，民族文化的共性和差异，个性和交融，特点和变异，延续和断裂，等等，从来是很艰难的文化研究课题。人种起源以及不同人种和地理环境带来的文化差异和流变，19世纪末20世纪初就曾经进入我国启蒙思想家们的视野，1903年蒋智由就在粱启超于东京创办的《新民丛报》上发表了《中国人种考》。人种问题，民族起源和民族迁徙问题，文化传统和文化移动问题，礼俗和礼制问题，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问题，刀耕火种与退耕还林还草问题，旅游开发与民族生存问题，……这诸多的问题，除了本民族的人士和专业的学者们而外，似乎还没有进入我们今天的文化研究视线之中。中央提出了开发西部的战略任务后，西部问题又突出地提在研究者面前，尽管西部不等于少数民族，但在那里广袤的国土上居住着众多的民族和不同文化背景的群体，因而这个问题的双重特殊性和迫切性，不是显得更其重要了吗？

    ——随着生产方式的转变，城市的发展，出现了大量农业人口向城市大转移的浪潮。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的这次人口大移动，不仅反过来促进了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城市的发展和繁荣，而且宣布了曾经延续几千年之久的小农式的农耕文明转型的开始。随着打工仔（妹）大军新群体的出现，打工仔（妹）文化、打工文学和打工仔作家，应运而生。城市居民与外来移民之间，地位的差异和文化的差异，传统的差异和现实的差异，使城市文化出现了新的景观。而这种文化新景观的养成，以及这种现象带来的诸多现实问题和未来影响等，我们的文化研究者们也还没有来得及做系统的研究。1996年，广州中山大学文学系教授黄伟宗及其研究生率先召开了“打工文学座谈会”，对打工文学开展了研究和探讨，不仅讨论了一般作者的作品，也触及了一些如张欣这样的“白领”打工者的创作现象。（注：李红雨整理《一种走向泛化的文学现象——关于打工文学的对话》，《南方日报》1996年2月7日.）去年，深圳文化部门邀请北京等地的评论家参加，又召开了一次内容更加广泛的打工文学研讨会，并出版了专著和作品文集。就笔者看到的材料，评论家们的眼光，似乎还只是停留在传统的文学分析上，而缺乏文化学的视角的介入。打工文学的出现，与打工仔现象，不仅在文化发展上具有历史性的意义，而在传统的文学观念所重视的作品的题材、构思、思想、艺术等等以外，所提供的传统下层文化、地缘文化、文化移动以及群体归属心理等文化内涵，也许更为文化研究者和文学研究者们所瞩目。与此有关的特区文化的研究，已经起步并取得了一些成就。不同地区作者的参与，特别是比较研究的介入，使特区文化的研究，在我们面前掀开了一片新的天地。但我们看到，特区文化的研究中，移民文化的时代特点和不同阶层的价值观念及其变迁，固然是必须予以重视的，但多少有些轻视了或忽视了传统文化以及不同地域的文化传统的交融和碰撞及其所产生的文化变异。所以出现这样的不足，盖源于研究者的立场的不同，较多地着眼于政治研究的层面，而较少地关注文化研究的层面。特区文化是在新的社会条件下，不同文化的交汇之所，某个特区，从地域和民族的角度来说，可能成为中国固有的多种地域文化和民族文化的汇合点，杂交中是否存在优势、或出现优势文化和新种文化，政治对文化的发展所起的影响，外来文化对文化发展所起的作用，传统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关系，大众文化对传统文化的改造，等等，其研究的空间是十分广阔的，问题在于首先要定位自己独特的立场和视角，然后决定采用什么样的文化研究方法，缺乏科学方法的研究往往难于取得预期的效果。

    ——女性研究和女性文学的研究，是中国文化研究的一个令人瞩目的领域，也是一个取得了一定成绩的领域。笔者涉猎较少，不敢置啄。只列出题目，聊以备录。

    文化研究，刚刚起步，任重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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