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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转型给中国文化带来的深刻变革

    在总结改革开放20年的前后，文艺理论批评界有人提出了这样一个论点：经历了20年的发展变革之后，“新时期文学（艺术）”作为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业已结束，一个被称为“后新时期”的时期开始了。开始，我对此论，不大能够接受，也不以为然，认为作为目击者，感到新时期文学仍然“气数未尽”，而在我的观念中，过去的沉痛教训是把文学与政治捆绑得太紧了，二者固然无法截然分开，但文学毕竟是文学，我们不必再人为地用政治社会历史的发展阶段来亦步亦趋地套文学的发展历史。但近十年来，即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艺发展中出现的一些新现象，不管你承认与否，总是一种客观的存在，而且越发显示出不可阻遏的趋向。对照“二战”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下文学艺术乃至文化的发展历程和被称为大众文化或通俗文化的兴起，不能不重新审视自己既往的看法是否正确。文学艺术确实开始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这些文化（文艺）新现象是什么呢？

    ——多元文化格局的形成。随着计划经济体制的逐渐解体，及其在文艺上的种种影响的逐渐消除，高举批判和反思旗帜、在统一的主流意识形态下和以人的解放为思想指归的新时期文学艺术，经过20年的发展演变，已经为多元的文艺格局所取代。回想新时期初期，大家写文章提倡文艺要“多样化”，力求抛弃和彻底消除计划经济时代以及“左”的思想影响下形成的文艺教条主义和种种思想藩篱，特别是文革时期在强权下形成的文艺作品的“千人一面，千部一腔”局面。“多样化”成为当时老一代和我们这一代批评家们思想武库中的主要法宝之一。而“多样化”这个词汇所标识的，其实是被限定了的，仅限于题材、文体、风格、表现手法、笔法、技法等方面。那时，一旦越过了主流意识形态设定的这个“多样化”的“雷池”，而出现“多元”或“多元化”这样的字眼的时候，就会受到某种指责或批评，我们这些做编辑的也会以既定的思维定势“守土有责”，把住这个关。　“多样化”与“多元化”虽然只有一字之差，却有如隔着难于跨越的一道天堑。而如今，“多元化”已经冲破了精神的封锁，闯过了思想的禁区，而成为经济和文化阐释中的一个使用频率很高的词汇，成为一个公认的文艺理论原则了。西方文化研究家创造了“关键词”这个术语，已被我们所吸收并广泛出现在各种媒体上，而“多元化”这个“关键词”的背后，确也蕴涵着或遮蔽着丰富的社会文化内涵。费孝通先生提出，中华民族，在其构成上，是一个“多元一体”的民族。中华文化自然也是多元一体的文化。炎黄二帝也好，炎黄蚩三祖也好；喜玛拉雅文明也好、黄河文明也好、长江文明也好、辽河文明也好，总之是“一体”中有“多元”（或“多源”）。这一点，尽管文艺界人士关注不多、谈论较少，而在政治界和学术界却是没有什么疑义的。从制度的层面上说，我国目前正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其所有制形式、社会阶层、社会组织、生活方式乃至宗教信仰，都呈现出多元化。我们国家是在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但受经济构成多元化的影响和制约，意识形态上当然也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只要对我们现阶段的文化（文艺）稍加分析，就可以看出，当代中华文化是由主流文化和非主流文化共同构成的，是多元一体的文化（文艺）。

    ——大众文化和通俗文化的崛起。20世纪的三四十年代，在中国左翼文艺人士中曾有过一次规模不小的文艺民族化和大众化的争论，这个争论持续了很长时间，一直延续到一批大陆进步文化界人士撤退到香港，还在以方言文学为题继续进行这个讨论。而在延安和其他解放区，在毛泽东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之后，为工农兵服务的口号为作家们所广泛接受，作家下乡下厂，到火热的群众的斗争中去，与工农兵结合，为工农兵创作，直到上个世纪60年代末，文学经历了一个长达40余年的大众化文学和文学大众化的时代。这说明，大众文艺是我国几代文学家艺术家追求的一种艺术境界。在现阶段，中国社会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期，人们获得了持续20年的相对平稳时期，市场经济得到了一定规模的发展和繁荣，物质生活得到了较大的提高，人的个性得到了自由发展的一定空间，社会成员中的价值观念和道德观念发生了不同变化，外来文化（主要是包括美国大众文化在内的美国文化）的大量侵入，在这种社会和文化内部的不同因素的综合作用下，特别是在日益发达的媒体的推波助澜下，一种新的形态的大众文化和通俗文化，像潮水一样汹涌而来又无孔不入。就其性质而言，大众文化本身是一种商品，是与当代大工业生产密切相关、从而也必然与当代资本主义密切相关，并且以工业方式大批量生产、复制消费性文化商品的文化。而这种文化又反过来创造着和开辟着文化市场，如以公司的行为去组织产品的生产和销售，以期尽快获取最大利润等经济行为，其形式多样，诸如畅销小说、商业电影、电视剧、各种形式的广告、通俗歌曲、休闲报刊、卡通印象品、MTV、营利性体育比赛以及时装模特表演等等，是也。大众文化与传统文化之间，有同有异，最大的不同是它只有在买和卖的商业关系中才能实现其文化价值。关于大众文化在中国的勃兴的深层意义，小说家兼批评家李陀发表过一段很深刻的话：“（大众文化）不仅是现代工业和市场经济充分发达后的产物，而且是当代资本主义在文化上一大发明，它从根本上改造了文化和社会、文化和经济的关系。与传统的文化形式相比，大众文化具有一种赤裸裸的商品性，以实现利润最大化为根本目标。这样，传统的文化与经济的界限被完全打破，两者之间的分界变得含糊不清，人们已经很难辨别哪些是纯粹的文化行为，哪些是纯粹的经济活动。但正是这种兼有文化和经济两种性能的特殊品格，使得大众文化比起传统文化形式，就更容易进入普通大众的日常生活。”（注：李陀《大众文化研究的兴起》，《清华大学人文目新网》，转自《世纪中国》2001年6月18日.）大众文化的特点是与大工业生产和市场经济相联系因而具有商品属性，大众文化不仅夺得了原来通俗文艺和大众文艺的接受者——文化水平较低的普通老百姓，也夺得了原来属于所谓纯文学和高雅艺术的读者和观赏者的份额，更具深刻意义的是，它超越或突破了原来意义上的为工农兵的大众文学或通俗文学的含义，甚至使传统意义上的文学的边界受到历史性的冲击，并在悄悄地改造着传统文化并促使中华传统文化出现了转型和变革。“文学”、“文艺”、“文化”这些概念及其内在含义，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是历史的产物。具体到中国的文化，我们现在所熟悉的和所从事的“文学”和“文艺”及其概念的本身，是与19世纪末那些受到西方文化思潮影响的启蒙思想家和稍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家、作家、艺术家们的筚路篮缕之功相联系着的。然而，百年之后的今天所出现的新情况，再一次给传统的文学艺术观念提出的挑战，是他们所没有也不可能预见得到的。“文学”和“艺术”，乃至“文化”，还能固守得住旧时的老防线吗？

    ——“文化霸权”的丧失和“平等对话”的出现。在一些文化批评文章中常常遇到文化霸权"(cultural hegemony)"这个词汇。这个词汇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安东尼奥·葛兰西(A Gramsci,1891-1937)在上世纪中叶提出并使用的一个概念。当下我国的文化研究者和文学评论家们使用这个词汇，来代替汉语中常用的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领导权”。据最新报道，2000年在美国举行的世界马克思主义大会上，葛兰西的理论贡献得到与会者的高度重视。“葛兰西通过对人的实践活动、政治、领导权、意识形态的研究，把历史与哲学、历史与政治看作是同一的，这就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由对经济的关注转向了对政治、文化的关注，从而改变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话语系统，冲破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单一化（过去翻译为‘一元论’——引者）”的格局，使马克思主义哲学走向了开放。而且，今天当国外马克思主义者把资本主义看作世界一体化基本形式的观点时，也必然回到葛兰西哲学，以此冲决把资本主义绝对化的教条主义，确立世界发展多元化的思想，从而证明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必然性和各民族文化多元发展的合理性。”（注：《2000年美国世界马克思主义大会纪要》，《国外理论动态》，中共中央编译局主办，2000年.）葛兰西的理论概念使我们在文化（文艺）批评和研究上开阔了视野，就是说，文化领域、意识形态领域，是一个不同的社会利益集团对话的领域，“霸权”的取得和建立，不应也不能是通过政治的或行政的手段，而应通过对话和斗争的手段，“主流意识形态要在和非主流意识形态的‘谈判和斗争’中建立自己的中心地位”（注：马驰《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推动文艺理论的发展》，《文艺报·文学周刊》2001年11月20日.）。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与毛泽东同志在1956年提出的“百家争鸣”方针，其基本意思我想是相同的，艺术上的和学术上的是与非、正确与错误，要通过争鸣来解决，不能诉诸政治和行政手段。可惜，在很长的岁月里“百家争鸣”的方针没有能够得以贯彻实行，不得不走了很长很长的弯路。今天在新的环境下大众文化或通俗文化的风起云涌，包括某些充满庸俗气味、美化帝王、宣传封建主义历史观的历史剧的流行，一些张扬庸俗世界观和游戏人生的所谓“痞子文学”、一些以暴露女性隐私为卖点的畅销小说，以麦当劳文化为代表的西方通俗文化的占领，在中国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里造成了一种前所未有的与主流文化（或主旋律文化）共存、对话和竞争（用葛兰西的话来说是“谈判和斗争”）的新格局。在新文化格局中，文学艺术固有的批判品格被大幅度消解，消闲性和娱乐性的消费文化和文化的消费功能空前膨胀；而批判性从来是文学艺术之存在的基本品格，是文学艺术区别于其他意识形态的重要特点。在这种新的文化构成格局中，执政党的意识形态的“文化霸权”相对削弱甚至丧失，而要取得这种“霸权”即领导权，靠的不是行政命令，不是政治优势，而是蕴涵着深度艺术审美力量和隐蔽着强大意识形态魅力的艺术作品的对抗和竞争。

       文化研究的兴起

    在改革开放20年后，中国文化出现的新形态和新格局，为被称为“文化研究”的批评的“登场”提供了条件。有人指出，我国今天的文化环境，与上世纪70年代某些西方国家的所谓后工业社会语境下的文化形态十分相似，而当时西方的那种文化环境，曾孕育和催生了以英国伯明翰大学的马克思主义派的“文化研究”理论。这种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文化研究”理论，在20世纪90年代我国的文化环境下，被引进我们的文学评论中来，力图以此改造我们的传统文学批评为文化批评。从现在的情况来看，其倡导者们还主要是一些西方文学翻译者、研究者、教授等学院派的学者，也有个别没有外国文学背景而早就从事创作或批评的人。这种文化研究或文化批评的兴起，在文学批评出现式微迹象的上个世纪90年代，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它把文化的因素引进文学批评中来，把文化人类学、社会学等边缘学科、跨学科的方法和理念引进文学批评中来，的确有益于丰富变得僵化了的传统文学批评的手段。

    什么叫“文化研究”？有很多种可供选择的答案。下面让我来引用其中的两个。

    其一，英国斯太福大学的中国学者张平功先生在《文化研究的兴起与发展》一文中写道：“一般认为，文化研究是跨学科或多学科的文化理论，它一开始就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独立学科，它既在现有学科之中，但并非受制于某一学科或理论，学科界限也不确定。它本身没有一个界定明确的方法论，也不局限于具体的或界限清晰的研究领域。文化研究借鉴了诸多人文与社会科学理论和方法，如语言学、哲学、心理学、人类学、政治学和文艺批评等。文化研究的对象也十分宽广，如：以东西方不断变化的历史和文化关系为背景的‘东方学’及西方殖民主义批判：以赛义德、艾哈迈德、霍米·巴巴等人物为代表的后殖民主义理论；以女性主义批判为主的性别研究，主要涉及女性批评话语的构建、性别诗学研究以及怪异理论；文化工业、消费文化以及影视传媒生产和消费；文化全球化理论及其反拨等等。”（注：张平功《文化研究的兴起与发展》，《东南学术》2000年第6期.）

    其二，主持美国费正清中心“文化研究工作坊”的华裔学者李欧梵说：“美国的当代的‘文化理论’可以追溯到2C世纪70年代的‘伯明翰学派’，那时在伯明翰大学成立了一个‘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特别研究的是通俗文化和媒体，原因是英国式的马克思主义派，他们觉得在英国知识分子与工人阶级之间的鸿沟太大，应该为工人阶级做些事。但他们是学院派的马克思主义者，所做的就是研究工人阶级的生活。主要的代表人物是雷蒙德·威廉姆斯(Raymond Williáms)，后来有一个从中美来的黑人，叫斯蒂瓦特·豪(Hall)”“他们是新派的马克思主义，他们认为，文化是至关重要的东西，而生产与消费是他们理解文化的两个主要方面。他们把文化生产看作是生产方式之一，这样就把文化从上层建筑拉回到基础中来，与社会经济生产和结构相联系。他们十分重视消费问题，因为现在的英国的中产阶级、下层阶级，无不受到消费文化的影响。基本上，他们所反对的，是资本主义和后资本主义，后者主要指跨国公司、由媒体带动的消费、在咨询系统影响之下的新的剥削模式。”（注：李欧梵／汪晖《什么是“文化研究”》，采自《清华大学人文目新网》，转自《世纪中国》(http//www.cc.org,cn)，上网日期2001年6月18日.）

    其实，我国文学理论批评界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理论的介绍，并不是自今日始，也不陌生。回想20世纪五六十年代就有过一些介绍，如卢卡契等一批马克思主义者的文艺理论，就是从1956年起，在当时中国作家协会领导人、著名文艺理论批评家邵荃麟同志的主持下，由邵荃麟、冯至、陈冰夷等同志领导确定选题，陆续翻译介绍过来一大批著作，并由《译文》杂志社内部出版了白皮书。但那时是供研究批判之用的。那个年代，我们信奉的马克思主义，只是马克思、恩格斯本人及苏联革命领袖的理论和思想，以及苏联学界对马克思主义的阐释，对那些与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有不同观点的一些被统称为马克思主义者的著作和理论是持批判态度的。卢卡契在中国的命运就是这样的。当然，后来我们发生了一些变化。1980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在《外国文学研究资料从刊》名义下出版了两卷本的《卢卡契文学论文集》，在前言中也历数了这段历史。那时的思想解放，还是初步的，标明“限国内发行”的字样，表示我们是不赞成并对其持批判态度的。对西方的文化理论，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文化理论，从上个世纪80年代起再次陆续翻译介绍过来了一些，也开始以新的立场进行了一些粗浅的研究。如哲学研究所杜任之主编的《现代西方著名哲学家述评》　（三联书店1980年）及《续集》（三联书店1983年），对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如当前在我们这里很热门的威廉姆斯等也做了评价。1987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周宪、罗务恒、戴耘编的《当代西方艺术文化学》，不仅收入了当代比较著名的西方文化理论著作（节译），也翻译了雷蒙德·威廉姆斯著名作品《文化与社会，1780-1950》中的一部分，取名为《马克思主义与文化》，而且明显看出编者们意在建构名为“艺术文化学”的新学科。1988年漓江出版社出版了陆梅林主编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文选》，收入了西方各主要国家马克思主义者的文论，其中有威廉姆斯的名著《马克思主义与文学》（写于20世纪70年代）中的几个章节和《长期革命》（写于1961年）的第七章《现实主义与当代小说》。等等。据报纸消息，北京大学出版社即将出版由王宁主编的《全球化与中国文化：对峙还是对话？》文集，《中华读书报》（2002年5月8日）已发表了他为此书写的长篇序言。由于在全球化的形势下，目前我国的文化发生了或正在发生着历史性的嬗变，而文化研究却仍然主要是在一些外国文学研究者中开展，对大多数文学评论家来说，还难免不是隔岸观火，感到陌生和好玩，笔者期望这部书的出版，能对西方文化理论有较为全面的介绍。

    我们自己的文化研究起步很迟。戴锦华教授说：“文化研究之于中国的意义，与其说是又一种西方、美国左翼文化理论的‘登陆’，不如说刚好相反，它不仅表现了我们对繁复且色彩斑斓的中国文化现实的关注，远甚于对某种新学科、新理论的关注，而且表现了我们寄希望于这种关注与文化考察自身构成对既定理论与先在预期的质疑以至颠覆。我们借重文化研究的名字，并借助某些英美、澳大利亚和其他亚洲国家文化研究的理论与经验，更重要的是尝试以中国文化现象印证西方文化理论，而且努力对丰富而复杂的中国当代文化作出我们的解答。直面上个世纪90年代中国社会转型对人文学科所提出的挑战，一个必须警惕的危险陷阱，便是再次创造或挪用一套全能的命名与玄妙的术语。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化研究的前提之一，在于我们拒绝以理论的权威话语及‘元话语’作为唯一或‘唯二’、‘唯三’有效范式。对于现象的丰富性与事实间的差异性的关注，要求我们间或须借助某种人类学、社会学的方法及成果”（注：戴锦华《文化研究的理论旅行与现实关照》.）尽管戴先生对我国文化研究的诗意的描述很令人鼓舞，也提出了一些重要的原则，如不能照搬照套外国人的什么“元话语”，不能拜倒在外国人的“范式”脚下而要有创新的精神，等等，但综观我们现在的文化研究，我们不能不说我们还只是停留在对“繁复且色彩斑斓的中国文化现实的关注”上，压根儿谈不上“已经对丰富而复杂的中国当代文化”作出了深刻的科学的“回答”；只是表现了某些创新的意图——如拓展传统文学批评的方法和内容，引进人类学和社会学的某些方法，但还谈不上在中国的文化（即使是当代文化）研究上已经有了什么实质性的、得到多数研究者或批评家认同了的创新成果。就我个人有限的阅读范围来判断，当下报刊上发表的这类文章，充其量还停留在约略地介绍外国人的理论原则和企图构建作者自己想象中的文化理论框架上，而对中国文学、特别是对繁复、 多样、博大、深厚的中国文化，则缺乏系统的和深入的考察（田野考察和个案研究是文化人类学也是文化研究的有效方法和工作模式）、分析和把握。有的论者说，我们的文化研究已经与国际接轨了，甚至受到了国际学者的好评。我对此论还难于苟同。文化研究这个命题的提出，是敏锐的、适时的，是有积极意义的，但不能把问题的提出当成问题的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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