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觉新景与文化焦虑 ——文化研究二人谈(1)(2)

3.权力

    金：我们新编的《文化研究》中除了视觉文化研究专题之外还有两组文章很有意思。一组主要是关于文化与权力关系的。阿里夫·德里克(Arif Dirlik)的〈市场、文化、权力：中国第二次“文化革命”的形成〉是一篇西方的中国研究者写的探讨全球化条件下当下中国文化的文章。德里克试图通过中国与全球资本主义世界的对话来思考关于资本主义市场全球化所产生的文化同质化／异质化问题。作者认为这个问题从根本上讲是一个意识形态问题，只有在意识形态或者信仰的基础上才能够回答。作者强调了全球化资本主义的总体逻辑：资本的现代化为那些原先曾经站在外围的人（社会）参加全球经济实践提供了可能性。资本主义的代理人不再仅仅是欧美人，而是全世界范围内所有社会中的本地人。这种新的关系激活了同质化／异质化：在这里异质化被用作确认身份的手段—但仅仅是在由资本的同质性所设定的范围之内，对于资本的同质性，已不存在一个可以想象的外部。但这种强调并不是说未来几乎是被决定了的，不可能设想资本主义之外的任何位置。相反，作者对同质化／异质化公式的批评正是因为它是在一个非常狭窄的范围内思考同一性和差异性问题的，因而它本身也变成了思考对于现在的根本替代的障碍。资本的支配既不是无所不包的也不是天衣无缝的。全球化不仅生产出全球化综合，也生产出全球化分裂。资本的矛盾提供了一个空间，然而，在这个空间内又有其外部。在这里，仍然有设想资本主义之外的其他选择的可能性，虽然与早先的反抗运动不同。

    陶：文化与权力的关系是西方研究的重要课题。也可以说，从权力关系、权力斗争的角度理解文化，不再把文化理解为人类普遍的审美意识的体现或自主的艺术－审美领域，是文化研究区别于传统的文化批评的重要特点。文化研究视野中的文化不是具有跨时空永恒价值的高级文化的同义语，而是各种社会力量争夺的斗争场域。所以文化研究不是不是通过参照文本的内在的或永恒的价值，而是通过勘定社会权力关系的总体地图，来解释文化的差异与实践。而文化研究的批判立场与边缘立场更决定了它对于弱者的抵抗文化给予美国学者詹姆斯·斯考特关于弱者抵抗的理论是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文化研究的重要发展之一。徐贲的《弱者的抵抗》对此进行了介绍与述评。斯考特研究的是在强制性统治和被统治关系中形成的公开的社会服从和隐秘的弱者抵抗。公开的服从形式（斯考特称之为“公开语本”）往往掩盖着处于不平等权利关系中的弱者怨恨、愤懑和反抗（斯考特称之为“隐蔽语本”），后者也因此而往往被社会文化研究者所忽视。针对这一欠缺，斯考特把社会文化研究的重点放在被统治者的“外线政治”上。这种由弱者在日常生活中形成的外线政治极富创造性。文章讨论了斯考特所揭示的它的一些重要方面，其中包括它的特殊社会空间，它的另类价值理念，它的异见亚文化，它的伪装形式以及它的不张扬、不显荣的抵抗。读者自会结合中国现实中国语境予以解读。

    金：与权力概念紧密相关的是意识形态概念。这个概念恐怕是20世纪最令人困惑的概念之一。它是19世纪以来社会科学最重大的发现之一。自从19世纪中期马克思发现了这一“引力场”，此项“发现”就被称之为当代思想界“哥白尼式的革命”的一个里程碑（詹姆逊语）。近年来，随着意识形态概念解释和运用的多样化，传统的对意识形态概念的解释产生了指义危机，许多论文乃至辩难中谈论的意识形态含义并不一致，甚至相去甚远。这期发表的香港学者肖小穗的《意识形态：权力关系的再现系统》一文在讨论了各种对意识形态这一关键概念所进行的论述之后，从文化研究角度提出了自己的“意识形态是权力关系的再现系统”的观点，颇具启发意义。

    陶：文化研究的对象是十分广泛的，几乎没有边界。我们看到的国内文化研究的成果关注当今的较多，从历史转折的角度进行回溯研究的少。这一辑我们特别推出了周小仪的《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与消费文化》。文章分析了20世纪20-30年代一批中国现代作家、批评家提出的“生活艺术化”的主张。他们认为，只有在艺术中人才是自由的和完整的，因此企图以艺术法则来改造人生，进而改造社会。但是文章意味深长地指出，在实际生活中，生活的艺术化并非意味着感性的解放；相反，在资本的参与与渗透下，日常生活的审美化表现出工具理性对人更为彻底的操控。惟美主义的解放工程最后被消费主义所销蚀与同化。

    金：这篇文章提出了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日常生活的审美化是一个世界性的现象，最近几年它得到社会理论家、美学家与文化研究者的共同关注。审美化已经成了当代社会日常生活的组织化原则，而有趣的是，当年的张竞生已经以美的名义设计了我们今天称之为“大型购物中心”的场所：“由公家在每个地方上设立许多宏大美丽的商场”，并以穿着美丽的女性为售货员。“……一切普通人由此时时得到新鲜美丽的眼福与物品。”所以，作者认为我国20-30年代的惟美主义者所倡导的生活审美化、人生艺术化等等现代主义观念从根本上说是为审美的物化与艺术的商品化扫平了道路，作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我倒不大同意周小仪的观点。用一种新的时代境况下建立起来的新的范式、新的视角、新的话语回视历史上的文化事件，必然会产生不同于过去的观念。但如果新的研究仍然沿用过去的理论范式的框架和思维方式，它的贡献或创新就会大打折扣。

    陶：是的，今天社会的审美活动已经大大不同于过去时代的文学艺术的界限和范围，从某种程度上看，今天占据大众文化生活中心的已经不是小说、诗歌、散文、戏剧、绘画、雕塑等经典的艺术门类，而是一些新兴的泛审美泛艺术门类的活动。如广告、流行歌曲、时装、电视连续剧，乃至环境设计、城市规划、居室装修等。艺术活动的场所也已经远远逸出与大众的日常生活隔离的高雅艺术场馆（如中国美术馆、北京音乐厅、首都剧场等），深入到大众的日常生活空间之中。可以说，今天的审美艺术活动更多地发生在城市广场、购物中心、超级市场、街心花园等与其他社会活动没有严格界限的社会空间与生活场所。在这些场所中，文化活动、审美活动、商业活动和社交活动之间不存在严格的界限。对于我们从事文艺学研究的人来说，关注日常生活中的审美现象是不可回避的任务，这是文艺学走向范式转换的极好的机遇，也是文化研究与文艺学有机结合的一个很好的契机。关于这个问题我在《浙江社会科学》今年第一期已经专文论述，大家可以参看。

    金：新千年的开始似乎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重新估价文化在生活中所扮演角色的机会。21世纪将会目击我们（作为消费者、观众和公众）利用文化资源的方式的空前的变化。文化被生产、传播和消费的方式将越来越取决于技术创新和全球化市场。澳大利亚学者金迈克(Michael Keane)的论文《阿多诺的绝望：大众文化如何重振其创造性》就从新的视角看待大众文化。他认为，文化研究的这一概念将与法兰克福批判文化理论学派分道扬镳，甚至背道而驰。大众文化将被严肃地作为一种产业来进行思考——一个可以提供就业、培训、出口税收和外汇的产业。金迈克断定，这将会使阿多诺“死不瞑目”。这位提出“文化工业”这一术语的人一定会对文化技术权威(cultural technocrats)手中大众文化的复原以及文化产业(cultural industries)、版权产业(copyright industries)、节目产业(content industries)和创造性产业(creative industries)等新名词感到绝望。新术语“文化产业”避免了知识分子的排他性自负。由于这一点，在对媒体的符号权力及其在社会中的基本构成进行批评性估价的同时，它具有与经验主义地理解文化产品的生产和流通交战的能力。

4.身体

    陶：对于身体的呵护与管理是今天的消费社会的一个突出特征，也是一个政治、经济、文化三位一体的现象。政治、经济与文化分别在今天人们身体（尤其是女性身体）的管理与呵护方式上刻下了自己深刻的印记，成为它们共同书写的对象。福科等后现代批判理论家都十分注意在身体的管理中寻找现代社会的权力印记。上一辑我们曾发表意大利学者库尔提的《书写妇女，书写身体》，探讨当代社会对人的肉身，特别是女性身体的关注与解读。本期我们继续讨论相关问题。这组文章包括美国作者苏姗·鲍德的《解读苗条的身体》和林达·尼德的《女性的身体：艺术淫秽和性》。《解读苗条的身体》是一篇关于当代人类对苗条的现代希求的分析报告。人类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就背叛了初民时代对女性“巨腹豪乳”的崇拜与追求，放弃了更符合人性的“以肥为美”的审美标准，而转向对“苗条”的反常的极端的永无止境的残酷追逐乃至折磨。在当今世界，“苗条的焦虑”与“苗条的暴政”一起登场，由之，一系列的时尚文化观念、传媒节目、瘦身的技术、药品和围绕着它而建立的庞大而多样的工业企业构成了我们时代的耀眼的风景，这一切都缘于女性的身体能带给人们特别是男性世界“纯洁的愉悦”、“刺激性的快感”或“淫秽”、赤裸裸的“性诱惑”。因此，如何划定审美与色情二者的边界，并进而实施控制便构成了我们时代社会必须关注的课题，也构成了林达·尼德论文的中心议题。

    金：在这一期《文化研究》中我们还进行了一个新的尝试，即建立了一座文化研究的资料库。新建嘛，资料还不多，好在进出方便，取用容易。饭还是要一口一口吃，资料要一点一点建，切莫着急哟。焦躁、焦灼或焦虑，似乎是我们这个时代的通症，也许是我们的社会变化太快？也许是我们的欲望太多？也许是我们对落后与失败的集体恐惧感太深？也许是我们对成功与辉煌的民族性群体期待太甚太切？焦虑中有冲动，焦虑中有思索，焦虑中有变革，当然，焦虑中也有混乱、投机与罪恶。焦虑是进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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