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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在后学时代，人文主义又想伺机复活。这一次，它用后人文主义(Posthumanism)的名义出现。对此，哈桑这样评论：“现在，后人文主义也许会被人看作是可疑的新词，新出炉的口号，或者干脆是又一个人类不断自我仇恨的形象。然而，后人文主义或许也暗示着我们文化的一项潜能，一个倾向。这个倾向正力争变成一个大的潮流……我们需要明白，五百年的人文主义也许正在寿终正寝，它正在脱胎换骨，我们没有办法只好把它叫作后人文主义。”什么是后人文主义﹖司帕诺斯在他的《教育的终结：走向后人文主义》里没有结出令人满意的定义。不过，巴德明顿倒给出了后人文主义的实例。他说，《时代》周刊把计算机选为1982年的“年度人物”可以视为后人文主义的例子。不过，他自己对这个实例也信心不大。他甚至有这样的疑问，他把他的书命名为《后人文主义》是不是有明挂主义的羊头实累职业资本之嫌呢﹖海尔斯也热衷于后人文主义。对于后人文主义的命运，他在专著《我们怎样成了后人类》一书里说出了实话。他认为，后人文主义将以什么面目出现，未来如何，一切都在未卜之中。
问题是，我们需不需要一个七十年代哈桑所预言的“后人文主义的文化”﹖
生态主义的“正、反、合”
答案显然是否定的，近三十年的事实证明，一种后人文主义的文化纯属子虚乌有。沿着人文主义的老路走，我们找不到法农所说的“新的方向”。我们清理人文主义思潮的另一个原因是，人文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往往难以分割。卡登写到：“它(人文主义)的思想是人类中心主义的。”在《人文主义和反人文主义》一书里，索朴认为，传统的人文主义采取一种“人类中心主义和世俗的方法”研究人性。所以，清理人文主义，特别是它所隐含的人类中心主义的思想，实际上是一种“症候式阅读”，探究现代“征候”的根源。但更为重要的是，我们想说明，“人类之死”以后出现了思想真空。我们迫切需要一种新的“思想范式”。
生态主义煟牛悖铮椋螅恚犑羌倘宋闹饕逯后一种新的“思想范式”。
我在命名这一“思想范式”时不用“中心”一词，倒不是因为有意回避“反人类中心主义”(Anti-Anthropocentrism)、“生物中心主义”(Biocentrism)和“生态中心主义”(Ecocentrism)等现成术语，而是因为这些词本质上具有笛卡儿认识论的特征，摆脱不了一种“笛卡儿式主体”煛拔宜肌保牎Ｒ簿褪撬担这些词有着浓厚的人文主义色彩。生态主义能成为新世纪甚至新千年的“思想范式”，这是因为生态危机是现当代最大的问题。所以，鲁克特说：“哪里没有生态意识，那里的人民就将死亡。”另外，生态学是上个世纪末和本世纪初的“超级显学”。它既大量充当自然科学的词根，又不断浓缩为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前缀，前呼后拥，巍巍壮观。用生态作前缀的几乎涉及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各个领域，如生态神学、生态哲学、生态伦理学、生态批评、生态文学、生态经济学。在自然科学领域，杜德逊就列出了四类二十七种之多，并在每一类后写着：还有“许多其它的”，数其荦荦大者就包括人口生态学、行为生态学、植物生态学、动物生态学、极地生态学、雨林生态学、农业生态学。如此富有生成力的学科，我们很难举出第二个。这说明生态本身具有无限的潜能，是自然界的根本问题。
这样的根本问题，自然需要一个全新的世界观，一个全新的思想范式。
毫无疑问，我们提出生态主义只是一个尝试，一个序曲。我们也按“正、反、合”的三段论，写出三点这个主义的序言：
一、自然为本
崇拜上帝，“上帝已死”。崇拜人类，灭顶之灾。回归自然，道之所存，生之所兴也。塞内加在《道德随笔》里告诫我们：“真正的智慧在于溶入自然，取法自然。”。华滋华慈写道：
来沐浴万物之光
尊自然为吾业师。
可是溶入自然寻求真谛并不容易。我们来看一则施瓦茨的幽默小品：
真 谛
人们通过他们之间的关系学会一切。
——欧里庇得斯：《安德洛玛刻》
古赫觉得生活一片混沌，周围有那么多他所不理解的事情，于是决心寻找它们的真谛。
他遁入密林深处，过着隐士的生活。整整二十五年，他睡在灌木丛中，以各种根茎为食，日夜苦思冥想着周围的一切。二十五年的深思使他相信自己悟得了事物的真谛。他已经成为智者。
……古赫重返俗世，向世人展示他的思维有何等博大精深，足以一语道破人世问题玄机。
然而，还没有等他把话说完，一个满脸雀斑、憨头憨脑的小马倌反驳道：
“不对，正好相反。”
古赫陷入深思，然后答到：
“也许吧。”
“真谛”是欧里庇得斯那句名言。可是我们认为，这不是真正的“真谛”。古赫没有能够成为智者，原因可能很多。单从文本来看，他不知道塞内加的那句话才是问题的关键。他到密林深处住了二十五年，所干的只是“闭门”“日夜苦思冥想”。这使得他无法“溶入自然”，更谈不上“取法自然”。要法自然，才能成为真正的智者，才能超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熂础八们之间的关系”牎Ｕ獠攀恰罢孚小薄
做到“自然为本”，方能跳出“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圈外。“自然性”高于社会性。
二、反人类中心主义
人类中心主义的观念与生俱来，根深蒂固。卡森说：“施威策告诉我们，如果我们只关心人与人的关系，我们并不是真正的文明人。重要的是人与所有生命的关系。……除非他懂得施威策伦理学，否则人永远处理不好与同类的关系。这种伦理学体悟万物——对生命有一种真正的尊重。”要想成为真正的文明人，或许需要重温老子的语录：“‘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有了这个“四大观”，反人类中心主义的教育可能做起来就容易得多。
徐迟写过一篇名为《枯叶蝴蝶》的文章。分析一下，我们可以看到人类中心主义的观念是怎样渗透在我们的细胞了。枯叶蝴蝶是“峨眉山最珍贵的特产之一”，“比最美丽的蝴蝶还要美丽些”。这种蝴蝶不但有美丽的外表，而且还有一项聪明绝顶的特技。当她阖上五彩的翅膀不再飞翔的时候，她形容憔悴，变成“如同灰死”一般的枯叶。可是，这项绝技不但没能保护她，反而抬高了她的身价，遭来杀身之祸，几乎绝种。对枯叶蝴蝶的命运，我们本该挥泪心泣。可是徐迟却这样评论：“我们既然有一对美丽的和真理的翅膀，我们永远也不愿意阖上它们。做什么要装模作样，化为一只枯叶碟，最后也还是被售，反而不如那翅膀两面都光彩夺目的蝴蝶到处飞翔，被捕捉而又生生不息。”徐迟憎恨人类的“装假作伪”，恨人及蝶，对蝴蝶自我保护的昆虫本能寓言一番，无限上纲。他在潜意识里戴着人的有色眼镜，把人的价值观念移植到了枯叶蝴蝶身上。美丽的枯叶蝶何罪，生前惨遭奸人算计，死后又遭文人刀笔诬陷。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青天有知，评一评，这人道吗﹖
化为庄生，相信枯叶蝶会有天上人间的喟叹。
反人类中心主义需要有一种对自然的理性激情。
三、理性激情
“合”不是指把人文主义的理性和浪漫主义的激情糅合在一起。理性激情(CognitivePassion)是一种认知性感奋，就像哈兹列特所说：“我们不是用我们的眼睛来看自然，而是用我们的理解力和心。”
弗洛姆写到：“人类存在的本质是，他从动物王国里走出来了，摆脱了适应性本能。他超越了自然，尽管从来没有离开过自然。他是自然的一部分，然而一旦脱离自然，他就不能回归自然。一旦被赶出天堂——一种与自然的原生态——手持火剑的天使就挡住了他的回路。人只有向前走，培育理性，寻找新的和谐，人类的和谐，而不是前人类的和谐。这种前人类的和谐早已不可逆转地丧失了。”人类进化的轮廓，弗洛姆勾勒得大致不错。可是仅靠“培育理性”是不能找到“新的和谐”的。在批判人文主义时，罗素已经指出过这一点。理性本身是一个十分吊诡的东西，素食主义者富兰克林在吃鱼时所用的逻辑推理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是不是走拜伦的路更容易找到“新的和谐”呢﹖
我不是生活在自我之中，
我只是周遭之物的化身，
对我来说，高山是一种情
……
与天空、山峰、起伏的大洋、
星星，泯合，实实在在的。
浪漫主义者是自然之子，深情地与自然“泯合”是发自内心的需要，天性使然。可是一般人怎么办﹖列奥波德的做法也许更为可行。在《沙乡年鉴》里，他写道：“当最后一头野牛从威斯康辛州消失时，几乎无人悲泣；当最后一株Silphium随它移居乌有乡的大草原时，几乎无人悲泣。”写这几句话时，列奥波德是动情的。对他来说，Silphium首先是“一个人”。当他想移栽一株Silphium时，他亲手触摸过它的每一条根须，对它们了如指掌。他知道移植是不可能的，因为Silphium的根直抵床岩。对Silphium的深层次认知，使列奥波德觉得Silphium不是植物，而是一个顽强的“人”。有了这样的认知，他看到Silphium消亡时能不悲从中来。列奥波德是一个对自然具有理性激情的人。
他说：“需要十九个世纪才界定出一个体面的人与人之间的行为准则，而这个过程才仅仅做了一半。也许需要同样长的时间发展一套人与大地之间的体面规则。”
路漫漫其修苦兮。幸运的是，我们找到了苦修的对象——生态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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