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批评：发展与渊源(1)(2)

二

    生态批评有着深远的思想根源。尽管从整体来说，西方的主流文化信奉的是人类中心主义和征服、控制、改造、利用自然的思想熛低车厥崂砗团评这些思想是生态批评进行文化批判的主要任务牐但我们依然能够找到大量的生态哲学思想的论述。那些论述以往被人们忽视，而今却成为生态批评最宝贵的思想基础。

    从古希腊到文艺复兴，西方文明终于确立了人的崇高价值和人在自然里的中心地位：人是“万物的尺度”(普罗塔戈拉)、“万物的灵长”(莎士比亚)；而万物不仅是“为人而存在”的(亚里士多德)，甚至应当“成为人的奴隶”(培根)。不过，我们还能听到一些不同的声音：“古希腊哲学家(基底恩的)芝诺认为，“人生的目的就在于与自然和谐相处”。古罗马哲人西塞罗强调尊重一切生命，因为“动物与人一样，都应当具有生命的尊严，不应被辱没”。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学者切萨皮尔诺明确提出要尊重自然万物，因为“自然界中没有令人唾弃的东西，就连最渺小的生物也有自己的神圣的价值”。另一位人文学者特莱西奥在他的著作《论物性的起源》里激烈抨击了同时代人建立的以人为本的思想体系，称他们不但不尊重大自然和按照大自然的规律行事，而且还粗暴地践踏大自然。“他们过于相信自己，一点也不考虑事物本身的状态和它们的力量”。他警告人类：如果“不了解自己赖以生存的条件和促使自己衰亡的力量，他们即使怀着强烈的生存愿望，厌恶死亡，也是枉然”。达·芬奇是这样抨击人类蹂躏自然的暴行的：“人类真不愧为百兽之王，因为他的残暴超过一切野兽。我们是靠其他动物的死亡而生存的，我们真是万物的坟场。……总有一天，人们会像我一样，将屠杀动物看成与屠杀人类同等残暴。”

    18-19世纪，伴随着倡导回归自然的哲学思潮和浪漫主义文学的兴起，西方文明史的第一个生态思想繁荣时期到来了。回归自然并与自然万物和谐相处的意识甚至一度成为主流思想。浪漫主义作家对这一思潮的形成贡献极大。诺瓦利斯把大自然看成“心灵的另一存在”，严厉地抨击与自然为敌的工业文明，称之为“人类去与大自然进行的一场考虑周密的持久毁灭战”。另一位德国浪漫主义诗人阿尔尼姆质问道：“古树哪里去了﹖昨天我们还坐在它下面；还有固定界限的原始记号呢!怎么回事﹖出了什么事﹖百姓几乎忘了它们!”对此，法国的浪漫主义作家夏多布里昂给出了回答——振聋发聩的回答：“森林先行于各族人民，沙漠在人后接踵而来”。如何避免人类在毁灭自然万物之后也毁灭了自己﹖雨果认为，当务之急是要建立人与自然的文明的合乎道德的关系。他说，“人与人应当文明相待，这已经相当进步了；然而人对自然也应当文明相待，但这至今却是一片空白”。梭罗堪称浪漫主义时代最伟大的生态文学家。他不赞同以人为本地对待自然，他强烈反对凭借科学技术干扰自然和统治自然。他的《瓦尔登湖》等作品“为人们展现了一个人类之外的自然存在，那是最主要的存在，是超越了任何人类成员的存在”。梭罗认为那个存在对人类生存有着重大意义，他有时干脆就用“荒野”(Wilderness)称呼那个存在，并说“只有在荒野中才能保护这个世界”。与所有浪漫主义作家一样，梭罗也突出强调了人类应当崇拜自然，这种在更高阶梯上的自然崇拜，不仅能够拯救自然，而且能够拯救人类自己：“如果人能达到足以对树和石头表示真正的崇拜的高度，那就意味着人类的新生。”

    叔本华特别强调了人对自然的伦理道德。他指出：“基督教伦理没有考虑到动物，大家一直装作动物没有权利，他们告诉自己，人对动物的所作所为与道德无涉……这真是令人发指的野蛮论调”。尼采则明确提出，人“根本不是万物之冠：每种生物都与他并列在同等完美的阶段上”。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可谓讨论人与自然关系的杰作，然而这部著作里的一些最深刻的思想，无论是西方资本主义阵营还是东方社会主义阵营都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我们必须在每一步都记住：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民族那样，决不同于站在自然以外的某一个人——相反，我们连同肉、血和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并存在于其中的；我们对自然的全部支配力量就是我们比其他一切生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他进一步说，“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每一次胜利，在第一线都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在第二线和第三线却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它常常把第一个结果重新消除”。恩格斯并没有否定人对自然的控制和利用，但实际上已经以著名的“一线胜利二线失败论”宣告：人类是不能征服大自然的，如果非要这么做，只能是自食其果。

    18-19世纪的生物学家对人类的生态思想宝库贡献巨大。瑞典植物学家林奈提出“自然共同体”和自然秩序的学说，高度重视自然万物之间的依赖关系。林奈学派的科学家还提出了“生物链”(chain of being)这一著名术语，指出“无论在何种情况下，如果这条自然的链子的一个环节断裂，都将导致整体的混乱无序”。1866年：“生态学”(Oecologie)一术语由德国科学家恩斯特·海克尔首次提出(后来演化为oecology，最后才变成ecology)。依照海克尔的界定，生态学指的是“研究生物与其外部世界的关系的科学”。达尔文的进化论对生态哲学思想的发展产生了不可忽视的推动作用。人与其他生物之亲密关系的发现，粉碎了人类渴望高高在上地脱离其他生物的荒唐企图，迫使人们建立起一切生命都有血缘关系的意识，认识到人类与其他生物有着生物学意义上的共同的根，进而推动人们把人类的伦理扩大到所有生物，把对人的关怀扩大到所有生命。英国19世纪小说家哈代对这一学说的意义认识得非常清楚。他精辟地论述道：“看来只有很少的人认识到，确立物种共同起源的学说的最深远的影响是在道德领域，与对利他的道德进行再调整密切相关……从只适用于人类调整到适用于整个动物王国。”

    20世纪上半叶的生态伦理思想，可谓是生态批评最直接的精神资源，其中最主要的是史怀泽的“敬畏生命”伦理和利奥波德的“大地伦理”。史怀泽认为，人类的同情如果“不仅仅涉及到人，而且也包括一切生命，那就是具有真正的深度和广度”的伦理。爱因斯坦也赞同这种扩大了的伦理观，他指出，“人类本是整个宇宙的一部分，然而却使自己脱离了宇宙的其他部分。……我们今后的任务就在于扩大悲悯情怀，去拥抱自然万物。”利奥波德以生命共同体的完整、稳定和美丽为最高道德目标的“大地伦理”则标志着生态学时代的到来”。

    另一个直接推动生态批评兴起的人是雷切尔·卡森。她对西方文明进行了深刻的批评：“我们总是狂妄地大谈特谈征服自然。我们还没有成熟到懂得我们只是巨大的宇宙中的一个小小的部分。人类对自然的态度在今天显得尤为关键，就是因为现代人已经具有了能够彻底改变和完全摧毁自然的，决定着整个星球之命运的能力。”人类能力的急剧膨胀，“是我们的不幸，而且很可能是我们的悲剧。因为这种巨大的能力不仅没有受到理性和智慧的约束，而且还以不负责任为其标志。征服自然的最终代价就是埋葬自己”。然而，“陶醉于自身巨大能力的人类，看来正在毁灭自己和世界的实验道德上越走越远”。卡森“质疑了我们这个技术社会对自然的基本态度”。揭示“隐藏在干预和控制自然的行为之下的危险观念”，“警告人们缺乏远见地用科技征服自然很可能会毁掉人类生存所有必需的资源，给人类带来毁灭性的灾难”。

    生态批评具有深厚的思想基础，但这还不足以确保它一定能有一个辉煌的未来，而不仅仅是一个新的有助于学者出版著作和获得职位的“主义——机器”(ism-machine)或“学术工厂的发电机”(generator in the academic factory)。生态批评起始于思想文化批判，也扬名于思想文化批判，这种批判对促使人们认清人类思想和文化传统的严重甚至是致命的缺陷，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但是，如果它要真正达到“理论上的成熟”，就不能止于批判，还必须在继承前人生态思想成就的基础上，解决前人未能解决的若干重大思想问题，进而建立新的生态哲学体系。生态批评不应当仅仅是“具有颠覆性的学科”，还应当是具有建设性的学科。“走向理论上的成熟”，拿出影响巨大的代表性理论著作，是哈佛大学英文系主任布伊尔教授对生态批评未来发展的期望，但生态批评究竟应当在哪些方面实现理论上的突破，布伊尔并没有专门论述。我以为，生态批评至少应当解决以下四个方面的问题，或至少在这些方面有开创性的突破。

    首先是有关人在自然中的地位的哲学原则和人对待自然的基本伦理准则。是否需要彻底否定人类中心主义﹖是否必须走向生态中心主义﹖究竟是继续坚持以人的利益为核心同时兼顾自然万物的利益，还是把人仅仅当作生物链中一个环节(与其它环节完全平等)而把生态系统的整体利益置于最高地位﹖生态中心是否必然导致对公正性原则的忽视﹖

    其次是发展主义。从罗马俱乐部提出否定性思考到现在，这个问题不仅没有得到解决，而且变得越来越复杂。发展，还是生存﹖——发展有助于生存还是有害于生存﹖当代人类的发展还是子孙后代的生存﹖人类的发展还是其它物种的生存﹖能否和怎样兼顾生存(包括子孙后代和自然万物的长久生存)和发展﹖什么才是真正的发展﹖人类真正需要的是什么样的发展﹖问题越来越严峻，越来越重大。

    再次是科学主义和技术乐观主义。芒福德、海德格尔、霍克海默、马尔库塞、哈贝马斯等哲学家对科技的批判为什么不能被多数人、特别是被多数决定着社会发展模式的政治家和绝大多数科学家所接受﹖在充分揭示科技发展对生态的灾难性破坏的基础上，如何评价科技对人类摆脱生存困境和生态危机的重大而不可或缺的作用﹖怎样促使科技发展走上真正对人类和整个生态系统负责的道路﹖

    最后是发掘并引入古代东方文明的精神资源。这是当今生态批评的一个重要的发展倾向。叔本华、史怀泽、赫胥黎、汤因比、池田大作、卡普拉、罗尔斯顿等许多思想家和生态哲学家都强调了古代东方生态智慧的重要意义。哈佛大学出版社近年来连续出版了多部著作，深入探讨古代东方生态思想对当今生态文化思潮的巨大价值，如《道家思想与生态学》(2001)、《儒家与生态》(1998)、《佛教思想与生态学》(1997)。越来越多的生态思想和生态文化研究者认识到，发掘和引入古代东方生态智慧，很可能为生态哲学、生态伦理学、生态文学和生态批评找到解决上述难题的思路。在这个方面，中国的学者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事实上，生态批评的这一发展倾向，为中国学者提供了一个难得的走向世界学术论坛的契机。在生态批评的世界论坛上，许多人正期待着中国学者的参与，期待着来自古代东方生态智慧故乡的学者为绿色思潮的全球化提供更新、更多和更有启示性的精神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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