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理论学科建构的民族性、世界性和当代性((2)

　　中国古代文论对审美主客体关系的把握，尽管存在着白居易侧重现实主义的解释。他认为“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从“言志”、“缘情”转换为“为时”、“为事”，由内向外，由心达物，从主体向客体倾斜。但主导的精神意向是以主体的心灵表现为旨趣，宣扬“物物而不物于我”，以比兴、隐喻、象征和联想等方式，将拟人化和拟物化结合起来，实现主客统一、情景交融、虚实相宜、心物交感、物我两忘。苏轼吟唱“我看青山多妩媚，青山看我应如是？”李白高歌“相看两不厌，唯有敬亭山”，都达到了这样的境界。屈原的《离骚》常用香草美人象征君子，以恶禽污物比喻小人。中国古代的审美形象，为了宣示不可理喻的意义，往往以怪诞离奇的扭由变形来表达超验的神秘力量。人兽同体的远古神话、隐喻民族徽帜的龙凤图腾、狞厉恐怖的青铜饕餮，都成为暗示被历史积淀起来的带有丰厚的社会和人生内容的隐喻性的神秘代码和符号，象征着主体和客体之间的难于破悉的复杂的对应关系。

　　文化、文论的民族化和文化、文论的全球化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上升到哲学的高度来说，这实质上是怎样理解文化的差别性和共同性的关系问题。任何事物包括现象之间的联系都是差别性和共同性的辩证统一。文化和文论现象也是如此。睿智的作家艺术家应当从文化和文论的差别性中看出文化和文论的共同性，从文化和文论的共同性中看出文化和文论的差别性。中国的文化和文论本身也是共同性和差别性的对立统一。“艺术的基本原理有其共同性，但表现形式要多样化，要有民族形式和民族风格。一棵树的叶子，看上去是大体相同的，但仔细一看，每个叶子都有不同。有共性，也有个性，有相同的方面，也有相异的方面。这是自然法则，也是马克思主义的法则。”“说中国民族的东西没有规律，这是否定中国的东西，是不对的，中国的语言、音乐、绘画，都有它自己的规律（注：《毛泽东论文艺》，第9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版。）”。文化相对主义是注重和强调文化和文论的差别性的。从此出发，尊重文化和文论的民族性，维护民族文化和文论的独立性和自主性，用文化的相对性反对和抵制超级大国文化的绝对性，为世界各民族的文化和文论争得一个公正和平等的地位，对抵制超级大国的文化殖民主义和文化霸权主义具有积极意义。文化相对主义的宣扬者们主观上或一定条件下可能自觉不自觉地将文化相对主义提升和转换为文化绝对主义。从学理上说，文化相对主义又可能导致消解主流文化和主流意识形态的偏颇。因此，文化相对主义有利于多元文化的并存竞争，但又必须克服抵制世界范围内的文化交融和防卫主流文化的确立的弊端。文化的全球化或文化全球主义旨在宣扬文化的共同性、全球性和人类性。马克思恩格斯曾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6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由于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打破了民族和地域的界限，拉近和缩短了人们之间的距离，文化交流必然经历一个同化和顺化的复杂过程，使民族的狭隘性和局限性逐渐得到克服，同时使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财产，使民族的文学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马克思恩格斯分明是说，由于世界性联系地强化和深化，民族的片面性得到扬弃，成为世界文学的一个构成部分。既没有排斥和否认各民族文化和文论的存在和发展的权力，又没有主张用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和文化思想体系去“化全球”和“大一统”。“全球化”任何时候绝不会“化”掉各民族的渊远流长、千姿百态的文化和文论的特色，相反，正是那些富有民族特色的东西才能使全球的文化和文论变得异彩纷呈。况且，究竟是“东半球”化“西半球”，还是“西半球”化“东半球”尚有重大争议。事实上，不论是东方的文化与文论，还是西方的文化与文论都有各个不可取代的特色和优长，都以自身富于生命力的传统延续着和发展着。所谓文化和文论的“西方中心论”或“东方中心论”，或用所调“东方中心论”取代“西方中心论”，或用“西方中心论”取代“东方中心论”都是一些民族情感浓厚的学者们的愿望和幻想，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当然这需要历史老人作结论。

　　必须辩证地认识和理解文化和文论的“全球化”和“多极化”、文化和文论的“世界性”和“民族性”、文化和文论的“普同性”和“差异性”的相互关系问题。不同民族、国家、地域的文化思想和文论思想既有相渗相融的一面，又有互异互激的一面。简言之，既有互补的一面，也有对峙的一面；既有亲合的一面，又有纷争的一面。因为文化和文论具有普同性和相通性，所以各民族可以互相选择、互相补充，扬长避短；因为文化和文论具有差异性，具有不同质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必然带来一定的排他性和扩张性，事实上存在着一个同化和被同化、“我化”和被“他化”的问题。任何事物都是对立和统一的矛盾的复杂的集合体。必须有所选择。用国学排斥西学和马学，或以西学消解国学和马学，均不可取。抱着西洋情结的某些学者唯西学是命，贬抑富有民族特色的本土文化和文论，助长后殖民文化霸权主义和民族虚无主义；具有古道热肠的某些学者又往往抵御优秀的外域文化和文论遗产，唯我独尊，甚至从狭隘的民族主义盲目地走向大国沙文主义；民族虚无主义和民族国粹主义有时又连袂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和文论。应当本着“洋为中用”和“推陈出新”的精神，从理论和实践上努力解决好文化和文论的世界性和民族性的关系问题。为此，文化和文论的交流和对话，应当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需”的原则。坚持“以我为主”的原则，应当自觉地处理好主元和多元的关系；坚持“为我所需”的原则，应当自觉地处理好对话和选择的关系，从而增强和提高创作和作品的文化内涵和本体意义，以达到建设和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和马克思主义新文论之目的。

　　三、文艺理论学科建构的当代性

　　文艺理论的学科建构和学理发展，必须处理好传统和创新的关系、传统性和当代性的关系。任何真理，包括艺术真理都应当理解为是一个不可割断的活生生的过程。当代文艺的创新是传统思想的合乎逻辑的延伸，而那些已经失去了历史的合理性的思想惰性和陈腐观念又会阻滞事物的前进。因此，单纯地拒斥传统或固守传统都是不明智的。马克思曾讥讽过那些想打倒过去的一切的先锋人物。他说：“在瞬息间一些原则为另一些原则所代替，一些思想勇士为另一些思想勇士所歼灭（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19页，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发现，时间是充满现在的时间，“古代罗马是充满现在的过去”。葛林伯雷论文艺复兴时意识到，文艺复兴非常现代，贮存着适合于当代的文化，从有生命力的传统思想中发现了有助于当代思想创新的宝藏。

　　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也有自己的优良传统，至今仍然洋溢着蓬勃的生气和活力。马克思恩格斯从宏观文艺学的大视角，探讨了“文”和“史”的关系、“文”和“人”的关系、“文”和“美”的关系，可以尝试和探讨用美学观点、史学观点和人学观点建构起宏观文艺学的框架体系。作为体现先进文化发展方向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艺理论是当代马克思主义和当代中国文艺实践相结合的产物。这种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魂的文艺理论应当拥有系统的理论形态，带有鲜明的时代感和强烈的现实感。为了实现文艺理论从传统的经典形态向崭新的当代形态的过渡和转型，建构起富有当代性的，同时与民族性和世界性完美融合的文艺理论，必须从以下几个方面推进文艺理论的学理研究和学科建设。

　　努力解决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化或当代化问题。今人看古代的历史和古代的文化，虽然要尊重基本的历史事实，但总是从当代的需求来审视和借镜先辈们的精神财富和心智成果。从一定的意义上说，历史作为被现代人所理解的历史，总是力图通过对历史文本的阐释和接受，使历史成为某些人们所希望所企盼的那个样子。西方的几位有影响的思想家曾说历史存在着当代性，甚至断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从接受美学和阐释学的意义上来诠释和界定历史，可能具有一定的岐议性和随意性，甚至可能滑向历史的绝对的相对主义的极端。但从当代人的视野观察历史必然附丽上当代人的意识。历史是一条河。对历史理解的过程又同时伴随着历史发展的过程。历史传统不可能完全中断。一种文化和文论可能被一时突现的政治社会因素遮蔽着，但这只是存在方式上的改变，从显在转化为潜在。这里发生着一个传统与创新的关系问题。对历史传统要进行冷静的清醒的理性的鉴别和分析。埋葬和废弃那些僵死的背时的成规和古训是历史进步的表现。传承和吸纳前人的才华、诗情、精思和智慧以及历史上那些蓬勃着鲜活的生命力的思想文化和文论遗产，同样是实现历史的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所需要的。当代应当是历史的合理性的发展的必然的逻辑结果。当代的文论同样应当是历史的文论的合理性的发展的必然的逻辑结果。凡是对建构当代文论有意义有价值的东西都可能和必须实现古代文论的现代阐释。“古为今用”的原则，只能通过古今对话去解决。事实上，任何一种文论思想都带有一定的双重性，表现为合理性和局限性的正悖共生。儒家的文论思想主张“天人合一”，崇尚进取精神，但所恪守的森严的等级制度很大程度上禁锢和囚限了审美的自由；道家思想弘扬审美的自由，但又显得过于虚妄，尤其存在着主张返归自然的历史观念方面的局限。如果综合儒道两家文论思想的利弊益害，理应承接以追求进取精神和自由精神相融通作为审美价值取向的目标。只有通过对中国古代各种文论思想的鉴别、批判、选择、重新阐释和当代重塑，才能推进富有民族特色的中国当代文论的学科建设。

　　努力解决现当代西方文论的本土化问题。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不借用和不移植西方现当代的文论，想实现中国文论的现代化和当代化是不可能的。文艺理论同样是人类的共同文化遗产。任何文化遗产既有共同性，又有差别性。前者往往表现为世界的共同性，后者往往表现为民族的差别性。世界的共同性和民族的差别性相激相生。文论的世界共同性寓于文论的民族的差别性之中，并通过文论的民族的差别性表现出来。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文论的民族的差别性，文论的世界的共同性必然失去赖以存在的根基。各民族的文论作为绚丽多彩的一种独特的样式都在世界文化的百花园中占有自己不可取代的位置。各民族通过文化和文论的交流与沟通扬长避短，既丰富自己民族的文化和文论，同时又有利于世界的文化和文论的发展。中国当代文艺理论的建构，应当坚持“以我为主”的原则。实现“洋为中用”只能通过中西对话的方式去解决。

　　为了吸纳现当代西方文论中的合理内核，必须有一个总体性的衡度与评估。特别是20世纪以来，现当代西方文论的个体化、自我化、主观化和内向化的倾向十分突出，向心理转向、向结构转向、向文本转向，向语言形式符号转向，向解释学和文化诗学转向，从外部规律研究进入内部规律研究。这种占主导地位的社会文化思潮给拓展、开掘和发现主体的心理结构和作用，给人们洞察和探寻文本结构、语言形式符号的本性和功能，增强接受主体释阐的自由度和创造性，都提供了某些合规律有价值的思想资源，填补了传统文论的学术空白，丰富了当代文论的理论空间。这些研究成果必须得到尊重和批判地承接。但现当代西方文论的极端的片面性、复杂的双重性和强烈的主观随意性也是显而易见的。把这些学理移植到中国本土，还必须考虑到西方和东方的历史条件和文化内涵诸多方面的殊异。这又必须使接受主体应当采取积极而又审慎的科学态度。现当代的西方文论家都拥有自己的学术专长。他们的理论本来是多元当中的一元，却往往唯我独尊，带有强烈的排他性。彼此不能兼容，总想一个打倒一个。如“作者中心论”反对“社会中心论”，“文本中心论”反对“作者中心论”，“读者中心论”又反对“文本中心论”；再如表现主义排斥象征主义，结构主义消解心理主义和表现主义，解构主义又颠覆结构主义等等。这必须要求研究工作者对这些被称为“深刻的片面的真理”进行宏观辩证的综合。正如外部规律的研究不能代替内部规律的研究一样，内部规律的研究同样不能代替外部规律的研究。只有从同外部规律的相关性的深层联系中把握内部规律，才能使现当代西方文论对结构、语言和文本的学理在恰当的位置和层面上得到适度的肯定。语言世界和文本世界不能混同、遮敝和置换外部的对象世界和一定时代的历史条件下的活生生的现实生活。对文本的研究是完全必要的，但封闭的孤立自足的文本理论却是不可取的。只看到语言的工具论的功能是狭隘的，但把语言的目的论功能推崇为超越和创造一切的神，无异于制造一种浪漫而又虚幻的当代神话。无限度地放逐语言，必然陷入“语言的牢房”。实际上，语言作为社会实践的伴随物，既不在天国，也不在炼狱，而只生成和发展在人世间，同如鱼得水是也。应当同历史、社会和人生的这样那样的联系中，合理的强化和优化对文本和语言形式符号的研究。现当代西方文论还有一些思想是带有复杂的双重性和强烈的主观随意性的。如各种形态的诗学，包括被称为“政治诗学”的新历史主义作为一种文本的历史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是判然有别的。用新历史主义的历史观念去描写和阐释历史的合理性和悖谬性是混在和共存的。一方面，利用新历史主义的史学观点可以纠正那些被统治阶级的御用文人误读和误写了的历史，同时又可能遮蔽和扭曲了本来是正确的历史，自觉不自觉地消解和颠覆了历史的确定性和权威性，从而使对历史的重塑变成了对历史的篡改。因此，随意驰骋阐释主体的自由度和主动性的新历史主义的史学观点有可能导致历史相对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的悖谬。对科学对象过于诗学化，或对诗学对象过于科学化，都会产生这样那样的偏颇。人们面对同一个对象，既可以选择诗性的态度寻美，也可以采取科学的态度求真。这两者既相通又相异，因而可以倚重而不可偏废。认识“思性”与体验“诗性”，追求真理与弘扬文化，探寻规律与崇尚信仰，都是人类思维方式中不可分离的两个方面。从总体和全局上看，还是应当力求同与真的联系中求美，与“思性”的联系中体验“诗性”，与探寻规律的联系中弘扬文化和崇尚信仰。承接和吸纳“诗学传统”中的灵性和悟性来丰富和充实“科学传统”中的理性和知性是建构新时代的新文论和新美学所必需。尽管东方的文化和文论与西方的文化和文论是两种不同的话语体系，同时要警惕和抵制体现欧美主流意识形态的新殖民主义和文化霸权的渗透和扩张。甚至要看到西方现当代的某些社会文化思潮，如后现代主义和后结构主义只有局部的合理性，同中国本土存在着明显的历史错位与现实反差。“水土不服”，“食洋不化”，“消化不良”的现象理应废止。必须坚持“以我为主”和“为我所用”的原则，进行分析、鉴别和挑选。唯此，才能使西方现当代文中那些有价值有意义的合理因素实现本土移植、观念活化和当代生成。

　　努力解决中国当代文艺实践，包括文艺创作、文艺批评、文艺思潮和各种文艺现象的理论提升和学术概括问题。从根本上讲，任何时代的文艺理论的发展，都是与创作实践对话的产物。鼓励和推动文艺理论家、文艺批评家同作家艺术家开展对话，可以为划时代的文论和美学的发展提供重要的机缘，同时可以营造文艺生态的良性循环。我历来是主张理论批评化和批评理论化的。任何一种新质态的文艺理论的出现，都是理论批评化和批评理论化双向互动的结晶，都是文论家和美学家对当代的文艺实践和审美创造的理论概括的产物。马克思恩格斯的文艺思想正是对同时代的作家如巴尔扎克、狄更斯、欧仁·苏、哈克奈斯、拉萨尔等作家艺术家的创作实践进行理论概括的产物；列宁的文艺思想正是与列·托尔斯泰和高尔基等人的作品的对话和评论表现出来的；没有果戈里、屠格涅夫、莱蒙托夫等一批灿若群星的伟大作家的创作和作品，作为俄国民主主义者的代表人物的车尔尼雪夫斯基、别林斯基、杜勃罗留波夫的文艺思想和美学思想无法达到当时的巅峰状态。理论家和创作家的对话，既促进了文论和美学的发展，同时又可能使他们之间建立起亲密的友谊；作家艺术家为文论家奉献了可供总括和提升的丰富的思想资源，文论家又可能成为作家艺术家的挚友和诤友；存在主义的理论和存在主义的创作同样是密不可分的；现代主义的理论是现代主义的创作培育出来的；没有形式主义的创作，也不会出现形式主义的理论……如此等等。尽管所谓的纯理论，具有一定的抽象度和相对独立性，但不能把经院式和书斋式的研究视为学术的独尊。脱离与历史和人生紧密相关的文艺实践，无异于割断文论和美学发展的源头活水，势必萎缩乃至窒息文论和美学的生命和生态。尽管新出现的东西，不一定都是新的，但总会有体现和预示发展方向和趋势的新的因质；尽管存在的不一定都是合理的，但合理的东西必然是大量的，不可抗拒和逆转的。因此，只有文艺理论与新时代的新的文艺实践相结合，才能产生新世纪的崭新的文艺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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