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礼》的内容分析及其成书时代(二)(1)(3)
2015-03-31 01:22
导读：“昔者，黄帝得蚩尤而明于天道，得大常而察于地利，得奢龙而辩于东方，得祝融而辩于南方，得大封而辩于西方，得后土而辩于北方，黄帝得六相而天地
“昔者，黄帝得蚩尤而明于天道，得大常而察于地利，得奢龙而辩于东方，得祝融而辩于南方，得大封而辩于西方，得后土而辩于北方，黄帝得六相而天地治，神明至。”蚩尤明乎天道，故使为当时，大常察乎地利，故使为廪者，奢龙辩乎东方，故使为土师，祝融辩乎南方，故使为司徒，大封辩乎西方，故使为司马，后土辩乎北方，故使为李．是故春者土师也，夏者司徒也，秋者司马也，冬者李也。“在五行说的系统中而有六相的说法，是较为奇怪的，但以之和《周礼》相比，却有许多近似的地方。这和《周礼·大宗伯》的记载相似，《大宗伯》礼天地四方，《管子》也有天地四方之官。六官好象独立于五行说之外，实际是在五行说中。虽然《管子》的六官和《周礼》不完全相同，然而时间相近，地方相同，彼此发生过影响是不成问题的。我的意见，《管子》的出现还应当稍后于《周礼》。
《周礼》也是一部杂家书，它虽然有着五行说，也有法家的气息，而一般法家是不谈五行的。在前节中我们已经谈过《周礼》中的严刑峻法，在这里不妨稍作补充。《周礼·地官》、《春官》，《夏官》、《秋官》屡次讲到关于法令的公布。如《天官·大宰》：
“正月之吉，始和，布治于邦国都鄙，乃县治象之法于象魏，使万民观治象，挟日而敛之。”
又《地官·大司徒》：
“正月之吉，始和，布教于邦国都鄙，乃县教象之法于象魏，使万民观教象，挟日而敛之。”
又《夏官·大司马》
“正月之吉，始和，布政于邦国都鄙，乃县政象之法于象魏，使万民观政象，挟日而敛之。”
又《秋官·大司寇》：
“正月之吉，始和，布刑于邦国都鄙，乃县刑象之法于象魏，使万民观刑象，挟日而敛之。”不同的机构在正月各自宣布不同的法令；这事在周初如果已经实行，当子产铸刑书、晋人铸刑鼎的时候，就不致引起叔向和孔子的讥评了。因为社会经济的逐渐发展，对于刑法的观念也逐渐在变化中。原来所谓刑法，掌握在领主阶级手里作为他们统治农民的工具，这工具可以随着他们的喜怒而有所变动。在春秋以后，新兴地主阶级出现，当他们逐渐抬头而掌握政权的时候，为了巩固他们的政权，要重新树立刑法的威信，建立起中央集权的专制国家。因之在战国时代有许多“立信”的故事，《吕氏春秋·慎小》篇记载吴起治西河，“欲谕其信于民”而徙表立信，《韩非子·内储说上》篇也记载吴起令民徙一车辕及一石赤菽的故事。不久在秦国便有商鞅徙木立信的故事。吴起、商鞅都是有名的法家，他们知道由于领主贵族之一贯不讲信用，农民对于他们所公布的法，有着不信任的思想，这对于统治阶级来说，是不利的。他们要建立威信，向农民表示他们是言出法随的，不信你来试试!
（转载自科教范文网http://fw.nseac.com） 法令的公布，如上所说，是新兴地主阶级抬头的表现，因为在公布法令以前，他们也受着领主阶级的压迫。他们通过公布法令，取得和贵族平等的地位，而商鞅、吴起变法的本意也正是如此，要剥夺领主贵族的特殊地位。在这一点上，领主阶级和地主阶级是有矛盾的，而且不断地在斗争着。这些变法的提倡者大多是死在领主的手里。地主阶级一方面向领主争取法令上的平等，一方面向农民表示，他们必须信仰法令，遵守法令。这公布了的法令作为新兴地主阶级的统治工具，是再清楚没有了。新兴地主阶级主动公布法令，法令提高了他们的地位，因而他们更加重视法令。这就是法家的主要精神，也就是法家阶级性的表现。
虽然《周礼》中有浓厚的法家思想，但这近于荀子学派的思想体系，儒家思想也随处流露出来。《地官·大司徒》说：
“以乡三物教万民而宾兴之。一日六德：智、仁、圣、义、忠、和。二曱六行。孝、友、睦、姻、任、恤。三日六艺；礼、乐、射、御、书、薮。”所列举的“乡三物’，几乎全是儒家的道德思想。又《天官·大宰》说：
“四日儒，以道得民。”
这上面的“儒”，虽然不一定是儒家的儒，但即使是泛称的儒，和儒家也是有关系的。《周礼》的作者实在是和儒家接近的法家，所以有人以为出于荀子学派，虽然这还有问题，然而学风拉近，是没有疑问的。
五 成书的时间与地点
自从王莽表彰《周礼》以后，东汉章帝建初八年，《周礼》、《古文尚书》和《毛诗》同置弟子员，以后传授渐广。但今文经师何休之徒，还是競相排斥，到唐朝赵匡的《五经辨惑》、陆淳的《春秋篡例》并谓《周礼》是后人的附益。宋元诸儒对于《周礼》的意见更多，清代今文家如康有为辈，遂谓《周礼》为歆、莽所伪。汪中以为在汉前《周礼》的传授源流皆不能详，所以为诸儒所排斥。实则在东汉以前，《周礼》的传授源流虽然不详，但不是没有入学习并且引用，作为一个很早的证据来说，《大戴礼·朝事》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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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子为诸侯不行礼义，不修法度，不附于德，不服于义，故使职方氏大行人以其治国，选其能功。”
这可能就是本于《周礼·夏官·职方》：
“王设其牧，制其职，各以其所能。”
当然有人可以说这是《周礼》抄袭《大戴礼》，正好是《周礼》晚出的证据，然而《史记·封禅书》说：
“诸儒釆封禅《尚书》、《周官》、《王制》之望祀射牛事。”
这里明明提出《周官》，司马迁的话也不可靠吗?他们说不可靠，崔适的《史记探源》说：
“此书(指《封禅书》)录《汉书。郊祀志》而去其昭、宣以下也。”
《史记》不是《史记》而是后来的《汉书》，这是崔适等人片面主观的说法，他们有一种成见，以为西汉前所见的古文经说全是歆、莽以后的伪造，所以《史记》中的古文经说会来自《汉书》。《汉书》中的古文经说就全是伪造吗?比如《汉书》的《郊祀志》记载匡衡的奏疏道：
“臣闻郊柴飨帝之义，扫地而祭，上质也。歌大吕、舞《云门》以竢天神，歌太蔟、舞《咸池》，以竢地祇。”
这本于《周礼·春官·大司乐》：
“乃奏黄钟，歌大吕，舞《云门》，以祀天神。”
“乃奏大蔟，歌应钟，舞《咸池》，以祭地示。”
如果说这也不可靠，他们伪造到匡衡的奏疏，似乎太深文周纳了。完全相反，这一系列的证据，正好说明在歆、莽前《周礼》已经出现并且流传着。这是一部记载典童文物的书，为
历史学者所推崇，所以它的命运也就同于〈左传〉，作为历史学派古文经学的重要经典。
假使我们想念崔适等人的说法，认为《周礼》出于刘歆、王莽等伪造，则交遭遇到不可克服的困难，因为王莽本人对于《周礼》还有许多误解，假使是他们自己的伪造，他们自己还有不懂的地方，这真是不可解释的矛盾。最显著的有下列几点：
内容来自www.nseac.com (一)“三孤卿”问题；《周礼·天官·掌次》云：“孤卿有邦事，则张幕设宴。”这所谓“孤卿”，汉以后注疏，皆以“三孤”来解释，实则《周礼》中并没有说过孤卿三人，大家都沿袭了王莽的错误。《周礼》中说到三公时全表明出三的数字来，假使孤卿也有三人，也一定会明白说是“三孤”。通考全经说到“孤”的地方共二十一处，没有一处说到“三孤”，可见孤卿不一定三人。此误始于一王莽，《汉书·王莽传》说：“置大司马司允，大司徒司直，大司空司若，位皆孤卿。”这是王莽以为孤是“三公之佐”，于是置三公司卿来仿效。班固《汉书》沿袭此误，而以少师、少傅、少保为孤卿。此后《五经异义》、《伪古文尚书》等皆仍此说而未改。假使王莽等人自己伪造了《周礼》，他们不会这样来了解的。
(二)“大合乐”问题。《周礼·春官·大司乐》云：“以六律、六同、五声、八音、六舞大合乐，以致鬼神示，以和邦国，以谐万民，以安宾客，以说远人，以作动物。”王莽对于此事的了解也有问题。《汉书·郊祀志》载王莽改祭祀说。“《周官》天墜之祀，乐有别有合。其合乐日‘以六律、六钟、五声√乙音、六舞大合乐’，祀天神，祭墜祇，祀四望，祭山川，享先妣先祖。凡六乐，奏六歌，而天墜神祇之物皆至。四望，盖谓日月星海也。：三光高而不可得亲，海广大无限界，故其乐同。祀天则天文从。祭墜则墜理从。三光，天文也。山川，地理也。天地合祭，先祖配天，先妣配墜，其谊一也。天墜合精，夫妇判合。祭天南郊，则以墜配，一体之谊也．……此天墜合祀，以祖妣配者也。其别乐日‘冬日至，于墜上之圜丘奏乐六变，则天神皆降。夏日至，于泽中之方丘奏乐八变，则墜祇皆出’。天墜有常位，不得常合，此其各特祀者也。”案莽说以大合乐为遍奏六乐，与下文分乐以至六乐六变诸文为一事，并为孟春合祀天地于南郊之乐。这种说法是很有问题的，在礼制上没有天地合祭的道理，所以孙诒让说；“说甚不经。”下文分乐诸文，与大合乐也不相干，王莽主观地合在一起，是很荒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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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五等爵”问题。关于《周礼》中的五等爵问题，第二节中已经有所说明，现在可以再作一些补充。考《汉书·王莽传》，王莽关于封爵封地的措施，共有两处，一处是他当摄皇帝时的居摄三年，他说：“周爵五等地四等有明文，殷爵三等有其说无其文。……臣请诸将帅当受爵邑者，爵五等，地四等。”康有为针对着这些话而有所论辩，但康有为的话错了，王莽并没有本《周礼》制爵封。另一处是王莽始建国四年莽至明堂，授诸侯茅土，下书曰：“州从《禹贡》为九，爵从周氏为五。……诸公一同，有众万户，土方百里。侯伯一国，众户五千，土方七十里。子男一则，众户二千有五百，土方五十里。附城大者食邑九成，众户九百，土方三十里。”仍然是封地四等，而且更加明确了。这种制度不同于《周礼》，而大体同于《礼记·王制》，《王制》说，“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者，不合于天子，附于诸侯曰‘附庸’。”和新莽制度稍有歧异者是侯的地位及附庸问题，然而和《周礼》比较，则出入颇大。假使《周礼》是王莽伪造出来的政典，不会有这种歧异。
此外关于“屋粟”问题，“夫布”问题，王莽的设施和《周礼》皆有出入。虽然王莽等有误解《周礼》的地方，但不能说他们不重视《周礼》，在许多方面，他们采取了《周礼》的制度，尤其是关于经济方面的设施。我们说《周礼》的制作时代，是新兴地主阶级已经抬头的时代，然而《周礼》的作者却主张维持领主封建制度。事实也是如此，一直到王莽时代，领主阶层和地主阶层还有斗争，王莽改制就是这一种斗争的具体表现。王莽取消了大土地所有制，但他并没有减轻对于农民的剥削，他禁止奴隶的买卖制度，但并没有取消奴隶制度的残余．他是要恢复领主封建制的，所以他尊重《周礼》。但因为《周礼》在过去流传不广，在许多章句问题上，他们还弄不清楚。王莽等人和《周礼》的关系如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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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歆、王莽哪然不可能是《周礼》的作者，那么《周礼》究竟是什么时候、什么地方的作品？根据以上的研究，我们知道它应当是战国中叶前后的作品，可能出于齐国。
第一，就它所反映的社会经济制度来看，具有领主封建社会的特点，这还是封建社会初期，有原始社会制度的残余，有奴隶制度的残余，而以封建所有制的生产关系为主流．这时主要生产者是农民，即所谓氓，领主们分配给农民以土地，但地主阶级已经产生，要求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因素有了萌芽，因之表现在《周礼》本身也呈现不可消除的矛盾。这是春秋中叶以后才发生的现象，在《周礼》中得到了反映。此外在宗教崇拜上、在五行说的系统上，全不是战国以后的体系。又因为《周礼》中存在着两种月建，这一方面反映了春秋战国时的真实情况，一方面说明它不可能是秦汉以后的伪造。
第二，《周礼》中有些法令、习惯是战国时风行的，如《秋官·衔枚氏》云：
“禁□呼叹呜于国中者，行歌哭于国中之道者。”
经解家惠学士《礼说》解释道：
“衔枚氏掌司□，□则乱，乱则师由失律。……狐援谏齐湣王而不用，出而哭国三日，王谓吏日：“哭国之法若何?”吏曰：‘斮。’王曰‘行之。’明哭国者斮，无道之行，盖起于战国欤? ”
惠士奇的说法，不足证明这种法令起于战国，但在战国有禁哭国的法令是事实。又《天官·玉府》云：
“大丧共含玉，复，衣裳角枕角柶。”
“复’是招魂，《楚辞》及《礼·士丧礼》皆有招魂的记载，《檀弓》孔疏遂谓招魂是战国时的风俗。《周礼》的记载也是这时的情形，当然这和禁哭国的法令一样，可能在战国以前已经存在，而在战国以后就不流行了。这些全可以帮助我们说明《周礼》的时代性。
（科教论文网 Lw.nsEAc.com编辑整理） 第三，根据其中的一些记载，成书的迆点应当是齐国，如：(一)《大司寇》说：“禁民讼，入束矢于朝，然后听之……禁民狱入钧金，……然后听之。”这是齐国的法令，见于《管子》和《国语·齐语》，《齐语》说：“管子对曰：‘……小罪谪以金分，……索讼者三禁而不可上下，坐成以束矢。”其后《淮南子》也有类似记载，当亦本于齐法。(二)《小司寇》说。“听民之所刺宥，以施上服下服之刑。”又《司刺》：“求民情断民中而施上服下服之辠。”这和《吕刑》“上刑适轻，下服，下刑适重，上服，轻重诸罚有权”的意义相合。《吕刑》虽然还不能说出自齐国，但齐、许、申、吕全是姜姓国，彼此有密切的关系。(三)《周礼·司盟》说；“盟万民之犯命者，诅其不信者。……有狱讼者，则使之盟诅．。”这也是齐俗。《墨子·明鬼下》曾记载一个故事道，“昔者齐庄君之臣，有所谓王里国、中里徼者，此二子者，讼三年而狱不断。……，乃使之人共一羊，盟齐之神社，二子许诺，……读王里国之辞，既已终矣，读中里徼之辞未半也，羊起而触之，……殪之盟所。……著在齐之《春秋》。”惠士奇《礼说》以为《周礼·司盟》所谓“使之盟诅”之礼如此。我很同意这种说法，这也是齐俗。
以上说明了这部书和齐国的特殊关系，此外，我们还可以看出，《周礼》和《管子》有深厚的渊源，这在上节中，已有论述，今再作补充，比如：
(一)《周礼·地官·族师》有云：“五家为比，十家为联，五人为伍，十人为联，四闾为族，八闾为联。使之相保相受，刑罚庆赏，相及相共，以受邦职，以役国事，以相葬埋。”《管子》也有这种记载，《立政》篇云：“十家为什，五家为伍，罚有罪不独及，赏有功不专与。”又《禁藏》篇云：“辅之以什，司之以伍，伍无非其人，人无非其里，里无非其家，故奔亡者无所匿，迁徙者无所容。”这种组织，在当时来说，还是原始社会的残余。我们研究春秋以及战国的历史，有这样一种认识，齐国的社会和东方各国有所不同，它的原始制度的残余特别浓厚，《管子》和《齐语》中的乡村组织，是由氏族社会遗留下来的，这也许因为它是东夷地区的缘故，在西方各国如三晋，没有这种条件，也没有这种组织。
（科教作文网http://zw.ΝsΕac.cOM编辑） (二)《周礼·夏官·司马》云：“王六军，大国三军，次国二军，小国一军；军将皆命卿。二千有五百人为师，师帅皆中大夫。……五人为伍，伍皆有长。”这实际是“因内政寄军令”的办法，乡遂大夫以下皆为军吏。虽然详细制度和《管子》及《齐语》的记载还有不同，而基本精神是一致的。
(三)《周礼·地官·旅师》云：“旅师掌聚野之勸粟、屋粟、间粟而用之。”惠士奇《礼说》以为《管子》相壤定籍，法本《周官》，“上壤者上地不易之田百亩，是为正夫，故曰韧粟。下壤者，下地再易之田三百亩，是为三夫，故日屋粟。间壤者，中地一易之田二百亩，在上下之间，故壤曰间壤，粟日间粟。乡遂分上中下授田，故旅师亦分上中下敛粟。”这种解释是有理由时，因而说《管子》和《周礼》有关也是有理由的。
此外凡说到《周礼》的军政、军赋的法令，注疏家往往以之和《管子》相比。在一些字句和琐碎的记载中，《管子》和《周礼》也有许多相同的地方，都可以说明《周礼》和《管子》的密切关系。《管子》虽然不是管仲的作品，但和齐国有关是可以肯定的。
齐国在春秋初年是一个较为落后的国家。齐地本属东夷，东夷在社会发展史上说，落后于住居在它以西的部族，当西方各族已经进入封建社会的时候，东夷可能仍然是氏族社会。齐国迁到东方来应当是周公东征以后的事，东迁以后，封建主义在东夷地区内也起了作用，在这个氏族组织内也建立起封建国家，但这是早熟的，以至王齐国到后来一直保存着氏族公社的组织，没有经过成熟的奴隶社会，奴隶制的残余也存在着。《周礼》正是这一种情况的反映。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在西周以后，疆域扩大，包含的部族加多，彼此的历史条件不同，地理环境不同，在社会史的发展上也不一致。我们必须注意到这一点，才能够认识中国古代的社会性质问题，否则会混淆了问题，而得不到解决。《周礼》虽然不是一部实录，然而它反映了春秋时伐齐国的现实。当然也有大部分是空想的，不切合实际的，要我们分析批判，使其中真实部分，化为有用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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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的经学虽然不分今古，但子思，孟子一派的学说成为今文经学的不□之宗，他们提倡五行，荀子所谓‘“子思唱之，孟轲和之”，即指此。稍后邹衍更是五行说的大师，他受有盂子一派的影响，所以他的五行学说是先讲相生而后讲相胜的。相生说的政治主张是儒家的王道政治，这不被时王所重视，于是邹衍改变主义而提倡相胜说，主张暴力，这合乎一般统治者的要求，于是这种学说时兴起来。刘邦自从起事以来就利用了它，他的子孙也一直利用它作为巩固政权的工具．但当某一些人取得了政权而宣称取得“一德”后，他要防备没有得到政权的人正在设法取得另外“一德’而推翻他。西汉自昭、宣以后，人民生活越来越痛苦，．要推翻汉家统治者越来越多，没有取得政权的地主阶级也希望混水摸鱼，于是“汉历将终”的流言越来越盛行。王莽是一个注视着汉家天下的人，他利用着自己的社会地位、政治条件以及汉家天子的幼弱，并且鼓吹着五行学说，从而夺取了政权。
王莽虽然利用今文经学作为夺取政权的工具，但古文经学可以供给他采用的制度，他要以复古作维新，恢复领主封建社会，于是他重视《周礼》。王莽的时代正是农民与地主阶级矛盾尖锐化的时代，为了缓和这种矛盾，王莽采取了限制大地主阶级而加强王室的手段，他仿效《周礼》的井田，实行了王田制，农民全是他的农奴，并禁止奴婢的买卖。古文经学尤其是《周礼》，是在这种情形下兴起来的。自从《周礼》得到表彰以后，这部书的真伪及其成书时代，成了中国学术史上的一个存在问题．解决这一问题，给《周礼》这部书一个适当的评价，我想是应当的。我们先从经济制度说起，在《周礼》内虽然看到了奴隶制的存在，但主要生产者是农民，已经不是奴隶社会了，这些农民每人使用一份土地，在他们的上面有层层贵族在统治着、剥削着他们。他们既无耕牛，又无铁器，生产力的水平很低，负担却很重。我们知道在春秋末年已经有牛耕铁器，而《周礼》中没有反映，这不是《周礼》成书时代的一个佐证么?
（科教范文网http://fw.NSEAC.com编辑发布） 就学术思想而论，最突出的是《周礼》涉及的历法，其中有两种历法通行。在一个国家内同时通行两种历法，是春秋战国时的特色。在祀典中，它也表现出矛盾，既有昊天上帝的祭祀，又有五帝的祭祀，这说明封建国家内部族的复杂，不能以一族宗神作为全国的上帝。在五行学的系统中，它近于管子学说而时代稍前。这一切全说明它不是战国晚年的作品。《周礼》虽然近于杂家的作品，然而也有它的中心思想，是一部重视刑法而有儒家气息的书，因此有人以为出于荀子学派，这虽然有待证明，它出于齐国有儒家气息的法家是可以肯定的。
总结以上的论述，《周礼》可能是一部战国中叶左右齐国的书，《大戴礼》曾经引用过它，司马迁、匡衡也引用过它，无论如何不是王莽的伪造。其中记载也不完全是理想，而有着现实的反映，它可以帮助我们了解齐国的社会，了解中国古代社会发展不平衡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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