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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丘明“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考(1)

2015-03-30 01:04 《左传》是我国叙事文学的奠基石，被誉为“百代文章之祖”。而关于《左传》的成书，却是至今依然扑朔迷离的一大疑案。两千年来，由于传统经学观念的束缚——特别是汉儒炮制的“孔圣人作《春秋经》”的经学神话，将人们导入了误区，或者说是引入了迷宫，所以人们对此尽管有种种的怀疑和推测，却始终未有根本的突破。
对于这一直接涉及史学、文学、哲学各领域学术发展的重大课题，显然不能将其束之高阁。笔者不揣浅陋，近十年来对此作了新探，发表拙著《〈春秋〉考论》[注]，通过多方面的考证，初步论定孔子所作《春秋》非《春秋经》，而是有着“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史实、“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的另一部《春秋》（司马迁语），是左丘明据以“具论其语”而成《左传》的蓝本。但对左丘明究竟如何“具论其语”，尚缺乏深入的探索。学界亦有朋友对笔者的观点明确提出质疑，本文试对此作进一步的考论，就教于方家，并借此抛砖引玉，以期将研究引向深入。
                         一、“孔子史记”辨正
关于《左传》成书，最早记载见于《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是以孔子明王道……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上记隐，下至哀之获麟……七十子之徒口受
其传指，为有所刺讥褒讳挹损之文辞，不可以书见也。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
注：姚曼波《〈春秋〉考论》[M]，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出版。
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注]
对《左传》成书之所以产生争议，矛盾的焦点集中在对“孔子史记”的理解与界定上。按照传统的说法，“孔子史记”即指《春秋经》。然而仔细考察起来，这其实只是汉代经学家的臆说，并无可靠的史实根据。正因如此，从唐代的卓越史学家刘知几开始，怀疑和否定者代不乏人，今人顾颉刚、杨伯峻等先生直接以史实的考证明确否定孔子“作”或“修”《春秋经》。拙著《〈春秋〉考论》在前人的基础上对此作了全面深入的探考，彻底推翻了汉儒的陈说。这里试举其一例。比如孟子说“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孟子·滕文公下》），而《春秋经》对发生在鲁国的弑君五、逐君二的史实无一给予揭露和诛伐。相反，对乱臣贼子如连弑二君的鲁国公子庆父、逐君篡权的季孙意如、齐国弑君的崔杼、陈恒等人的政迹详加记载（其中对季孙记载多达七次，对崔杼记载有六次）。尤其无法解释的是，《春秋经》对乱伦通奸、参与弑君杀夫的鲁桓公夫人姜氏，记载达十二次之多，从她与齐侯的一次次幽会，到她的死、下葬，无不年月井井。她死，称“薨”；下葬，还尊其为“葬我小君文姜” (《春秋经》庄公二十二年）。哪有半点“笔削”之迹“诛伐”之意？相反，对孔子之所尊所爱，如春秋时期作出了杰出历史贡献的政治家管仲、子产、晏婴等，《春秋经》却未书一字。孔子盛赞子产有“君 （科教作文网http://zw.ΝsΕac.cOM编辑）
子之道者四”（《论语·公冶长》），也连连赞扬管仲：“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论语·宪问》），可谓推崇备至，但《春秋经》对这两人却都只字未提。当“笔”不“笔”，当“削”不“削”，圣人“笔削”之迹竟在何处？当“伐”不“伐”，当“褒”不“褒”，“《春秋》大义”又体现在哪里？实事求是地说，我们从《春秋经》中实在找不到任何令人信服的圣人“窃义”之迹。
然而，孔子没作《春秋经》，不等于没作《春秋》。因为《春秋》本是史书的泛称，并不仅是一本《春秋经》。有人却因此而否定孔子作《春秋》的史实，甚至说它是孟子和司马迁为了“圣化”孔子而“作伪”。这种说法不仅缺乏史实依据，而且也不合逻辑。试问：若要“圣化”而“作伪”，为何一定要伪造他作一部仅一万多字的“断烂朝报”式的《春秋经》，而不伪造他作《诗》、作《尚书》、作《易》？事实上，从周秦诸子到汉初硕儒如陆贾、董仲舒、《淮南子》作者、司马迁、刘向、刘歆等对孔子作《春秋》，不仅广为称颂，而且还广为征引，这是不容漠视也抹杀不了的史实。那么，孔子作的《春秋》是怎样一部书  它又到那里去了呢？其实，《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说左丘明“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已经揭示《左氏春秋》是以“孔子史记”亦即孔子《春秋》为基础“具论其语”而成的。我们既已排斥了孔子作《春秋经》的可能，那么，“孔子史记”无疑就是构成《左传》主体而性质与内容皆有别于《春秋经》的另一部《春秋》。
    
[注]司马迁，《史记》，卷十四，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509——510页。
值得庆幸的是，司马迁不仅极度称颂孔子作《春秋》，而且多次从不同侧面具体记载并大量引用了孔子《春秋》，这无疑为我们考清孔子《春秋》真相提供了最有力的证据和最直接的线索。《史记·太史公自序》称道：“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1] （科教作文网http://zw.ΝsΕAc.Com编辑整理）
这段话透露：孔子《春秋》“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亦即《年表序》中说的“有所刺讥褒讳挹损之文辞”，具有鲜明、强烈的批判性，不同于“为尊者讳，为亲者讳”的《春秋经》；其次，孔子《春秋》“文成数万”，规模远胜于文仅万余的《春秋经》——有人说，“文成数万”指的是《公羊传》。但《公羊传》成书于汉代，且刘歆明称《公》《谷》二传为“末师”“口说”“离于全经固已远矣”[2]，《汉书·艺文志》言：“及末世口说流行，故有《公羊》《谷梁》、邹、夹之传。”（同前P1715）则此《春秋》断非《公羊》可知。其三、司马迁称“《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考《春秋经》，弑君仅二十六，亡国仅三十四；《公羊传》中弑君也仅三十一，亡国仅四十三；唯独《左传》，恰合此数（详见拙著《〈春秋〉考论》）。这进一步证明，孔子《春秋》非《春秋经》，而是《左传》蓝本。当然，对“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的界定，历代学者各有不同。有人据刘向、颜师古合《春秋经》与《左传》而称之，以此否定笔者的观点，是不能令人信服的。考“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之说，最早出自董仲舒。其《春秋繁露·盟会要》称：“故《春秋》重而书天下之患遍矣……患乃至于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3]（《王道》、《灭国》同）。司马迁《太史公自序》也说：“昔孔子何为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闻董生曰：‘……《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董氏是《公羊》之宗师，所述乃孔子《春秋》与《公羊传》，则此《春秋》自当指孔子《春秋》可知。（若合《经》《传》而言，亦当合《经》与《公羊传》。为何把它与《左传》联系在一起？这难道不发人深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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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为佐证者，《十二诸侯年表序》中述孔子作《春秋》及其承传时，首提《左氏春秋》，而对当时公认为《春秋经》“嫡传”的《公羊》《谷梁》则只字不提；相反，倒把与《春秋经》毫不相干、只与《左传》密切联系的《铎》《虞》《吕》《孟》、《韩》等紧列其后。另一方面，《史记·儒林列传》述《春秋经》的授受承传，则唯提《公羊》《谷梁》，一字不及亲得
孔子《春秋》真传的《左氏春秋》。这就清楚地表明，孔子《春秋》与《春秋经》是各有
注：
[1]     司马迁，《史记》，卷十四，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3297页；510页； 1953页。
[2]     班固《汉书·刘歆传·移书太常博士》[M]，中华书局，1962年版，1969页。
[3]董仲舒《春秋繁露》，苏舆《春秋复露义证》，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140——141页。
承传、性质不同的两种书；《左氏传》直承孔子《春秋》，而与《春秋经》、《公羊传》、《谷梁传》异源异流。
佐证之二，司马迁在《十二诸侯年表序》中说：“及如荀卿、孟子、公孙固、韩非子之徒，各往往捃摭《春秋》之文以著书” [1]。这就是说，孟子曾“捃摭”《春秋》而成文。而考《孟子》全书，未见引用《春秋经》；其所称所引，皆见于《左传》。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其中还有引其文而直接点明孔子者：“昔齐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将杀之。志士不忘在沟壑，勇士不忘丧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滕文公下》，《万章下》所记与此大同小异）此事不见于《论语》或《春秋经》，惟见于《左传》昭公二十年。
佐证之三，《史记·孔子世家》还说孔子作《春秋》“上至隐公，下讫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据鲁，亲周，故殷，运之三代” [1]（P1974）。说明孔子《春秋》虽依《鲁春秋》十二公而立，但内容涉及三代之史。考今之《春秋经》及《公羊》《谷梁》，内容皆仅及东周一代；唯独《左传》，遥溯三代之史。《史记·五帝本纪》记载：“孔子所传宰予问《五帝德》及《帝系姓》，儒者或不传。……予观《春秋》《国语》，其发明《五帝德》《帝系姓》章矣，顾弟弗深考，其所表见皆不虚。”[1]（P46）案前言“孔子传《五帝德》《帝系姓》”，后言《春秋》“发明《五帝德》《帝系姓》”，可证孔子整理研究过五帝以来的史料，并将其运用于《春秋》之中，则“运之三代”洵非虚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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