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丘明“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考(1)(2)
2015-03-30 01:04
导读：佐证之四，《论语》中至今保存有《左传》中的大量史料乃至其中某些细节片段，如： “子曰：孟子反不伐，奔而殿。将入门，策其马曰：‘非敢后也，
佐证之四，《论语》中至今保存有《左传》中的大量史料乃至其中某些细节片段，如：
“子曰：孟子反不伐，奔而殿。将入门，策其马曰：‘非敢后也，马不进也。’”（《论语·雍也》）—孔子跟学生讲的，正是《左传》哀公十一年中的一个细节：“师及齐师战于郊……右师奔，齐人从之……孟子侧（字子反）后入以为殿，抽矢策其马，曰：‘马不进也。’”众所周知，《左传》成书于孔子身后，而《论语》又成书于《左传》之后，所以既不可能是孔子引用《左传》，也不可能是《左传》抄自《论语》。唯一可通的解释就是司马迁说的孔子向门徒讲授自己所作的《春秋》——“口受其传旨”时所说，这可能就是其中的一个片段吧。还有如：“仲弓问仁，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临大祭。’”（《论语·颜渊》）此语同于《左传》僖公三十三年：“初，臼季使过冀，见冀缺耨，其妻馌之，敬，相待如宾……言诸文公曰：‘……臣闻之：出门如宾，承事如祭，仁之则也。”案刘正浩先生引刘申叔语曰：“左氏即存孔子所笔削之史记旧闻而为传……故《左传》成书虽在孔子之后，其中文词，辄为孔子所引述，有载于《论语》中，此其最为昭著者也。”[2]刘氏认为它出于“史记旧闻”，然《国语》同载此史料，却并无此语。可见“出门如宾，承事如祭，仁之则”乃出自孔子。
[注]
[1]司马迁，《史记》，卷十四，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3297页；510页； 1953页。
[2]刘正浩，《周秦诸子述左传考》[M]，商务印书馆，86页。
此外，我们从《左传》与《论语》、《左传》与《国语》的对比中，亦处处可以看出《左
传》从思想倾向、史料、语言风格乃至文法修辞等诸多近于《论语》而异于《国语》（详见拙著《〈春秋〉考论》）。这一切，无不证明《左传》的主体部分出自孔子《春秋》。唯其如此，司马迁才说“左丘失明，厥有《国语》”，而不说“左丘失明，厥有《左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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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所说，还只是部分外证（此外如《韩非子》《吕氏春秋》《淮南子》《春秋繁露》《礼记》等秦汉典籍所称引的有关史料，无不证明这一事实——详见拙著《〈春秋〉考论》）。笔者更从《左传》全书的割裂拼凑之迹中，找到了左丘明“具论其语”——改编孔子《春秋》的翔实内证，下文将具体有力地印证这一点。
二、左丘明“具论其语”考
既然左丘明是据孔子《春秋》“具论其语”而成《左传》的，那么，孔子《春秋》原貌究
竟如何？左氏又是如何“具论其语”的？今天，尽管我们没法找到它的第一手资料，但是，由于孔子作《春秋》曾在历史上产生过极其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从先秦到两汉，都曾被人们广为称颂并征引，因而，我们多少可以从中找到线索。
前文已提到《史记·太史公自序》称述孔子作《春秋》时曾说：“《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案《淮南子·主术训》亦云：“孔子之通智，过于苌宏……专行教道，以成素王，事亦鲜矣。《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亡国五十二，弑君三十六。采善锄丑，以成王道，论亦博矣。”[注]
从司马迁、董仲舒、《淮南子》作者的一致称述，可证“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确是孔子《春秋》在内容上的基本特点。而《左传》恰合“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之数。二者如此吻合一致，由此不难推断，《左传》中的弑君亡国之事，出自孔子《春秋》。当然，我们不是仅从这个数字的相合而轻下断语，而是因为考先秦到西汉的一系列典籍，所引孔子《春秋》，无不与《左传》相合。比如并不“圣化”孔子者如韩非子，其《外储说左上》记载《左传》僖公二十五年晋文公攻原之事，亦称“孔子闻而记之曰‘攻原得卫者，信也。’”（此事《春秋经》并不见记载），说明孔子曾亲自收集并记载过今见于《左传》的史料，这再次为我们提示了孔子所作《春秋》与《左传》之间的内部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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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左传》所书“亡国五十二”“弑君三十六”的史实，基本笼盖全书，组成全书的主体内容与叙事框架，前有伏笔，后有呼应，相互联系，构成有机整体。举例来说，《左传》闵
公元年写晋灭耿、灭霍、灭魏事，作者同时写了封赵氏耿、毕万魏的情节：“晋侯作二军，公
[注]刘安《淮南子》，[M]《诸子集成》，上海：上淮书店，1986年，149——150页。
将上军，大子申生将下军。赵夙御戎，毕万为右，以灭耿、灭霍、灭魏。还，为大子城曲沃，赐赵夙耿，赐毕万魏，以为大夫。”并刻意构写了毕万占卜的情节，预言“毕万之后必大”“公侯之子孙，必复其始”。很显然，这是为后面写“三家分晋”作预示。对照《国语·晋语》同样记“公作二军，太子申生将下军以伐霍”事，却未书封赵氏耿、毕万魏及魏氏占卜之事。可见它是左氏所未知或未引起关注的。我们不难推测，《左传》的这些史实可能是孔子另据其它史料所增写。因为它是赵氏、魏氏发家之始，孔子以史家的敏锐眼光，关注此一事件，并特增饰毕万占卜的预言，为书的后半部分写魏氏主晋政作伏笔。从构思而言，可谓“伏脉千里”。由此亦可证《左传》全书的叙事部分具有完整严密的统一构思，出自孔子之手。
那么，左氏“具论其语”时对孔子《春秋》究竟作了多少加工改造？《左传》中那些出自左氏，那些出自孔子《春秋》？如果对这个关键问题进行深入探究，不仅可以搞清《左传》的成书，更重要的是，孔子《春秋》原貌也由此可以得到清晰的展现。
要考清这个问题，我们也许首先要从《左传》中拼凑割裂之痕特别明显的地方找到突破口，从中探究左氏改编孔子《春秋》的特点、规律，即探寻其编撰的“凡例”。
翻开《左传》，一开头就是一段无经之传：“惠公元妃孟子。孟子卒，继室以声子。生隐公。宋武公生仲子，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鲁夫人。’故仲子归于我。生桓公而惠公薨，是以隐公立而奉之。”这里没有写编年的年号，没有四季时序，且从惠公写到隐公、桓公的出生，及隐公的即位，历时数十年。这段文字之后，接着才是“元年春，王周正月。不书即位，摄也。”这向我们透露：（一）《左传》开头虽从隐公落目，却未按编年体例来写。如果作者有明确的编年意识，则一开始就应书“元年春”，而后用“初”字，将惠公时事用倒叙笔法来写——而这本是《左传》中习见的手法，如隐公元年写“郑伯克段于鄢”，就是这样写的。为什么作者没有这样做？这是值得深思的。（二）这段文字虽置于“隐公元年”之前，但却已提到“桓公”，并说“隐公立而奉之”。显然这是为揭示桓公与隐公之间矛盾而书。按其文意推测，下文当接“羽父请杀桓公，将以求大宰。公曰：‘为其少故也，吾将授之矣。使营菟裘，吾将老焉。’羽父惧，反谮公于桓公而请弑之。”（见《左传》隐公十一年）。这说明，从内容上来说，作者也没有按照编年来写。（三）再看纪“元年”，及释《经》文字“不书即位，摄也”云云，与前面的叙事部分隔裂并抵牾。前文明明说“隐公立”，纪元年、称君号、行君事，怎说是“摄”呢？这一切无不显示，《左传》开始并不按编年来写；其纪“元年”及解经文字与叙事部分游离，风格不统一，分明是后人插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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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左传》全书分年，处处留下生硬割裂之痕。如：
鲁庄公十八年：“……冬，巴人因之以伐楚。”鲁庄公十九年：“春，楚子御之，大败于津。”从逻辑上说，“伐楚”与“楚子御之”当是同时发生的事。原文当是“巴人因之以伐楚。楚子御之，大败于津。”
《左传》 僖公十八年书：“……梁伯益其国而不能实也，命曰新里，秦取之。”僖公十九年书：“十九年春，遂城而居之。”
成公四年：“晋赵婴通于赵庄姬。”成公五年一开头就是：“五年春，原、屏放诸齐。”
以上这些都是原不可分而后人强行分年，而导致破句及叙事不完整的的典型例子。
有人认为《左传》的分割编年是杜预所为，然而细考其实，并非如此。如《左传》僖公七年文：“……闰月，惠王崩。襄王恶大叔带之难，惧不立，不发丧，而告难于齐。”僖公八年文：“（八年春，盟于洮，谋王室也。郑伯乞盟，请服也。）襄王定位而后发丧。……”这段文字有些前言不搭后语。只有删去括号里的这段解经文字“八年春……郑伯乞盟，请服也”，则“襄王定位而后发丧。”才能与前一年文“不发丧，而告难于齐”衔接。不难看出，这段解经文字是为依经立文而强行插入，它留下了不可弥补的“硬伤”。同样的例子如：
《左传》僖公四年文“……重耳奔蒲。夷吾奔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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僖公五年文：“五年春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公既视朔，遂登观台以望。而书，礼也。
晋侯使以杀大子申生来告。
初，晋侯使士蒍为二公子筑蒲与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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